金春峰：柏杨和鲁迅对国民性的揭露并未过时
友人寄来了景凯旋先生所写《柏杨的意义》一文。问题很重要，也写一点看法。
1985年，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抨击中国人无诚信、爱面子、卑怯、自私、狡猾、虚骄、猥琐、势利、愚味、残忍、窝里斗、明哲保身、崇拜权势，哪里都是脏、乱、吵，不讲规则，缺乏公德。柏杨斥此为“酱缸文化”，谓：“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认为中国文化就是这种文化，中国社会就是这种社会。
柏杨
文章认为,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也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意义所在。作者重新肯定柏杨的启蒙意义。
的确如此；完全应该肯定柏杨和鲁迅对国民性的揭露的重要意义。今天,它并没有过时。
“五四”时,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肩负使民族觉醒的沉重使命感,希望国人有一面镜子，从中自警,自强, 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在《阿Q》等小说与杂文中,痛击国民的劣根性。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和胡适的自由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 当时在激起中国人的觉醒上起了巨大作用；自此而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一连串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北伐的胜利，更有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八年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无畏坚持，在西方面前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极优秀的品质，赢得了世人的尊敬。鲁迅提倡的韧性的战斗，“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跟他讲和”，在八年抗战中表现得举世无与伦比。对比法国在1940年的屈服,国人奋战到底的气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这是启蒙的伟大成果。启蒙带来了民主、革命、自由、平等的新思想, 一洗“国民劣根性”的沉疴, 因而有抗战的坚持与胜利；抗战及其间的民主宣传和建设也落实和深入了启蒙，进一步改造了国民性。鲁迅在以后写的《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一改前期对国民性的黑暗面的揭露，大声肯定：“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护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载《且介亭杂文》)抗战把这一脊梁的力度特别彰现了出来。
故中国的国民性早已在历史变迁中，在胜利与今天大国崛起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探讨国民性，在当今，首先要在那大量涌现的英雄，无名英雄，无名奉献，无名牺牲的人群身上，在《军工记忆》，在《大国重器》，在《大国工匠》，在涌现的无数新创业者身上，在《屠呦呦传》所记述的感人事迹和精神中去观察，去得到应有的结论。
所以有两面镜子，一面是柏杨“酱缸文化”和鲁迅前期杂文、小说的镜子, 这仍然是有意义的；一面是鲁迅后期以及为现代中国贡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堪称中国之脊梁的国民性的镜子。只讲一面镜子,就会以片面当“全面”，混在酱缸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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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探讨有久远的历史。有讲人性善的，有讲人性恶的。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淋漓尽致的莫过于韩非了。但他看到的是官场权力斗争中被成万倍地激起的黑暗的人性，是在商场中为赢利所扭曲了的人性。他举的人性黑暗、狡诈、自私、冷酷、残忍、阴谋诡计、不择手段，都是在这两个场合中呈现的。孟子看到的则是人的普遍存在的同情心，天生的好仁好义好智的善良面。这两方面都是人性,都是中国的国民性。你要到市场经济的底层,到充满生存危机的底层，你自会看到种种污浊、卑鄙、懦弱、戏酷、狡猾、虚骄、猥琐、势利、愚味、残忍、窝里斗、明哲保身、崇拜权势等。你要到没有监督的官场、权力场中去观察，也自会看到权力所激起的人性的黑暗，有如韩非所描绘的，令人震悚。但历史和社会的主流是向前的，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代表时代和社会之主流的是民族和人们中那些献身的人，奋斗的人，有大智慧、大勇敢、大无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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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偏于理性的文化，但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这种理智是实用主义的，具有很强的自我保存的特性，很少讲求公共伦理。另一方面，个体缺乏独立运用理智的能力与勇气，或者说缺乏内在的自我。它是利己的，不是自我的；是爱面子的，不是自尊的。虚骄与顺从往往集于一身，形成欺弱崇强的权力主义人格。明明属于无权者，却偏偏具有权力者的思想。
本文认为，文化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者不可分，但不能等同。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不能用“实用理性”或“理性的实用主义运用”这种含混模糊的概念来概括，也不能用“情感本位”或“乐感文化”等等概括。法家、墨子等等都是实用理性, 但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孔子比较能代表。其特点是“内圣外王一体两面”,“即宗教即人文”, 以人为本，高扬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不是神, 不是怪力乱神，是人自己创造的文化、文明塑造了自已。每一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所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 就是由这大文化传统所培育的，也是这种文化精神的集中与最好的体现。像孔子所表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管仲、子产，孔子自己及其许多优秀学生，墨子及其团体等，都体现这一传统。历代的大儒、志士仁人都在其中。
中国文化立足于农业、农业生态，生意、生生不息，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是这精神的凝聚与提高。而同时，农业与小农经济不可分。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小农经济会造成人的一种生活习性：自私、散漫、懦弱、因循、眼光狭獈、自足、不思进取，无公德观念，无纪律观念，等等。其社会组织形式-----宗法氏族或家族、宗族，也极易养成人们的血缘亲情观念，尊尊敬老、家长权威和立於其上的王权至尊观念；加以政治上的权力等级结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使生活成长于其中的人，不能有个体、个人独立自尊观念，不能有平等、自由的观念产生。故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组织方式-----“制度”对“国民性”的形成是首位的因素。不是“实用理性”这种文化精神的东西决定了中国文化由以形成的农业生产及其氏族、宗族与政权组织形式的特点与面貌，决定了所谓“国民性”，而是相反。
用“实用理性”解释国民的劣根性及其形成，是表面而肤浅的。物理学上，中世纪或近代科学以前，人们常将现象概括为一种“性”，如热性、凉性、磁性、吸铁性,等等,以为这就找到了根源；其实不过是对现象加了一个名词而已。热的本质是分子的无序运动，物体发热是分子无序运动的结果；用“热性”这名词的人以为有了这名词就找到了热现象的根源，殊不知这“名词”反倒是需要解释的。
如果“实用理性”造成了国民劣根性，“实用理性”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它的提出是以西方，以逻辑理性或架构理性为参照的。实际上都只是现象的概括，而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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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衣食不饱的情况下，生存斗争激烈，人性的黑暗、自私面容易扩增。
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原宪》)“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觚不觚， 觚哉！觚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孔子的感叹是深沉的。他讲的是历史的真实,并非顽固倒退的历史观在作怪。从“国民性”看，孔子时代与以前相比，确是变坏了。这是因为人口多了，生活资源相对少了，生存斗争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感和对别人的不信任感大大增加了。《论语·季氏》讲，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孔子，听听孔子的意见，孔子反对。冉有说：“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认为现在这个颛臾, 力量不小, 又靠近费邑。现在不消灭他们, 将来定会给子孙带来祸患。这反映了当时国与国以及各种势力之间的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必也如此。生产虽也在发展,但赶不上人口增多的速度, 赶不上统治者群体、不劳而食之群体扩增的速度, 赶不上统治集团日益膨胀的贪欲, 因而生存斗争激烈了,假冒伪劣也就出现了。市场如此,官场如此,人际关系和人的品性也如此。老子所谓“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韩非很有历史观点, 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五蠹》）”韩非看到了变化的历史的原因，并用人口猛增，生活资料日益不够来加以解释。“古者, 丈夫不耕, 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 人民少而财有余, 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 而民自治（自然而然地相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 子又有五子, 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 事力劳而供养薄, 故民争, 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蠢》） 人性“大争”以至战争的动力，不仅是统治者的贪欲和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法则；也有社会土地与人口的尖锐矛盾越到战国时期越趋于尖锐这一情况的激化。通过战争，战胜者的土地扩大了，人口因屠杀、没收为奴而要求分土地的人少了，从而把矛盾实际解决或大大缓和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还征集大量人口，以罪犯名义强迫劳动和征戌，这仍然有着这一矛盾潜在的影子在起作用。
看欧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性的黑暗面是十分突出的, 充滿了血和泪。以后,社会生产效率大提高,生活富裕了,人的文明和人性的光明面也大为提高了。中国的明天也会如此。
应该看到,中国的历史到今天为止,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还是农业文化与农村积习占主导地位, 远未城市化、“工业化”。最突显的就是散漫、无序、无法律观和组织观念, 缺乏公德和公共文明的礼貌和修养。与西方宗教、教会、教堂对人的训练所形成的礼貌文明举止, 是鲜明的对照。克服这种农业文化的积习,须要很长时间。但必会慢慢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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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比较了英国人与法国人的不同，这种民族性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谁强迫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起了先验的先天的始元的作用。实际上“民族性”虽有先天的差异，但后天的环境、积习、历史、社会风习对发展路径的选择无疑有决定的作用。中国不能首先发展出逻辑理性，不能产生西方近代科学，在古代也不能产生古希腊那种几何学和逻辑学，以及城邦民主，并不能用“民族性”解释。
游牧民族一般是强悍的,可以说具强悍的“民族性”。中国早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习惯于安定,不那么好斗了。似乎中原人的民族性先天就是温顺的。实际上，华夏民族也经历了游牧时期，尧舜时期的“百兽率舞”，大致有游牧的史影。此前，黄帝一日百战，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北。大禹放逐三苗，武王伐纣，周穆王扩疆开边；民族性还是强悍的。但长期的统一、农耕、和平，儒学教育，它的强悍的野性就慢慢消退、驯化了。明末，满清的铁骑以十几万人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但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其强悍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汉化的影响,更多的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中国在近世向民主转化的过程中,没有走上英国那种渐进的改良的道路，议会民主的道路，而走上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国的国情-------农民汪洋大海------决定的。农民文化的主流只习惯于皇权组织,农民也惟有军队的形式才能使其有效形成战斗力。由此产生的政权也不能不是中央集权的。“民族性”在这里只能解读为“农民性”。
马克思讲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和东方都属于这种生产方式。所谓“民族性”在这里成为东方性。“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思想盛行。东方文化被认为是静的、怯于斗争的，顺从的、奴性的、保守的；所以如此，归之为东方民族的“民族性”。从文化看“民族性”，又以“民族性”解释文化。这种肤浅的看法之所以形成，在于缺乏历史唯物论的观察方法。
但都是东方民族,其民族性和文化确也存在差异。中国与印度及日本，差异性十分明显。部分原因确可以在习俗、历史等等之外去寻找而归之为“民族性”。那么，中原或最早的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比较而言,我以为可归结为四点：
1.文明和文化的早熟性。这不是重复梁漱凕先生的说法；我的意思是指它的下列表现：很早造出了文字，使自己“有册有典”，文化远远高出于其他无文字的民族之上。这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记载了殷商社会的政治、经济、祭祀、礼仪、制度。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对事件的时间与地点有清楚确定的记录，从而反映出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形成了《殷历谱》，它虽是现代史学家据零散的早骨文编制的，但能如此完整，是世界历史的仅见。犹如几个孩子，有早早地就有自我记忆，并极为珍视而以文字记下的；有晚到成年了还像个孩子,不知有自我记忆，天天习惯地打发过日。前者即“早熟”的表现。与印度、日本比，此即是华夏民族所表现的文化早熟。殷人的历史意识以后成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祖制”，为官修历史奠定了基础。《左传》那样的完整的民族历史编年史，出现时间之早，在世界史上也是仅见的。
2、崇尚自由。这表现于它很早就对神之信仰持“理性”的态度，不完全畏服与盲从。如占卜，殷周人就已对之半信半疑，以自己的理性与知识解释占卜，并在西周早年就写出了《周易》这样的文本，用作占卜之外，成为总结历史、人生之经验教训的典籍、德义与哲理的教科书。周人的诗歌创作主要也是抒情抒志, 不是颂神的，是自己教育自己的教材。《尚书》亦是崇尚人自己的政治经验教训的表现。从“神权”下的解放,是人崇尚思想自由的最早表现，这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奴役的黑暗。
3、很早就推翻了贵族制统治，推翻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制。很早出现了私人办学，出现了孔子与其三千弟子形成的新的“士阶层”或集团，或职业群体，享有文化知识和自由身份，能在社会等级贵贱结构中流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也办有学园。但后者不引起社会的变动，孔子的办学则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崇尚自由之民族性的表征。
4、很早就出现了平民居统治的政权----刘邦集团建立的政权。虽然它是专制的, 农民陷入了新的无权、被统治状态, 但贵族世袭制作为制度被根除了。农民的暴动、夺权、反抗，此后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世所罕见。这有经济、政治的原因,所谓“逼上梁山”，但“彼可取而代也！”底层人们内心总根植着的这一反抗与“取而代之”的基因，是起了作用的。这从正面看， 就是强烈地要求“平等”“平均”的基因。
中国民族由多元构成,不断融合与吸收了各民族成份, 因而其民族性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特别复杂。以上是以华夏、汉族为主归纳而成的看法。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说：“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这种“无名的力量”,就是对自由、平等的响往。它在法国的“民族性”中植根特别强烈。托克维尔的论述，具有一般的意义。
故民族性、国民性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是很复杂的，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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