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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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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楼

2018-08-09 14:55:20

 
解放后的王明 [引用]

----本文摘自戴茂林 曹仲彬的《王明传》

解放后的王明


      1950年,赴苏三年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到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京后病倒了。他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会后,他又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忙于起草报告和准备几个刑法草案。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法干部计233人。这次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和公司法草案。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七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后,才应准许他去苏联治病。但是,党中央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强,所以,还是同意了他赴苏治病的要求。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乘火车赴苏。
  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他的健康。1952年11月10日晚,刘少奇趁参加苏共“十九大”之机,专程到王明养病寓所看望,与他进行了谈话。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上午十一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早上九点钟刘少奇把我叫去并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车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现在我把护照交给你……我已通知铁道部,在今晚六时照例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你挂一节公车’。”
  “王明问杨尚昆: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这消息是真的吗?”
  “杨尚昆回答说:‘是真的’。”
  “王明再问杨尚昆:‘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
  “杨尚昆明确回答:‘今天走不走,你自己决定,如果你决定不去,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最后,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就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刘少奇早就同意我们到苏联去,而我们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危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在五个政法机关为我们饯行的招待会上,一些同志劝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但是我们于六点半坐火车启程了。”
  据《王明诗歌选集》记载,他于10月25日还写了一首《值得冒险行》的五绝:
  申请赴苏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


  王明于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后,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立即与苏联进行交涉,并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接到斯大林的同意回电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即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同苏联交涉的结果通知了王明,王明也开始了赴苏治疗的准备。
  10月23日,王明向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聆示。否则我即不去辞行了,因您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你们宝贵的时间,谨此敬礼,并祝健康。”
  从王明这封信可以看出,10月23日王明即准备两日后起行,就是说,10月25日之行是早已作出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孟庆树、两个孩子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6年,赴苏难归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从此,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改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共中央曾将这个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于1月28日给中央写信说:“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七届四中全会。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代表富振声因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又一直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故写信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认为王明“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
  大会主席团将信转给了王明。
  王明见到富振声的信后,于4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说:“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的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而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年来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两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讨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意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养病期间,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都先后前往医院或家中看望,对于医疗上的问题也全力给予解决。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召开之前,王明让孟庆树代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中央并主席。信中表示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向中央请假”,而且在信中并提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明明、亮亮和上次随同去过苏联的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
  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随同王明去苏联的警卫员李景才在苏联住了半个月左右回国,保健护士朱琛燕住了三个月也回到国内。
  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国家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后回国。
  1957年6月,保姆陈启珍也回国,接替她的是原在孟庆树父母处当保姆的蒲秀贞和王景环。王景环是蒲秀贞推荐的一名中学生,她在苏联只呆了二十多天,由于与孟庆树不和,被孟庆树打发回来。后来国家又派王英赴苏,又因和孟庆树不和,很快被打发回国。由于王明胃肠不好,陈启珍、蒲秀贞做的饭,烧的菜又烂又软,很合王明口味,所以很得王明青睐。蒲秀贞一去就在苏联王明家呆了三十年,直到王明、孟庆树双双病逝后,她才于1986年回到了祖国,得与家人团聚。
  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年,“八大”召开之前,党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
  虽然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会议,而且他在身体好转后,也没有对自己的历史错误向党中央写出声明书,但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实践证明错了的人共同工作的原则,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选举结果,王明虽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因此,在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中,王明列在最后一名。
  1957年11月6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苏期间,关心王明的养病情况,特意派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和黄树则前去看望王明。
  据黄树则回忆说:“1957年,毛主席、杨尚昆一起去苏联。杨尚昆让我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去看望王明。我们去看他时,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我去时,他只有点神经官能症,别的已没有什么病。他谈笑风生,还留我们吃一顿饭,吃的是包子。王明去苏联,好多年党中央都给他送东西,他自己也要东西。后来接到苏联专家给中央写的病情报告,说他只剩下神经官能症,可以回国了。但他自己不愿回来。”


  王明赴苏治病后,孟公府2号留下了四位老人,即王明父亲陈聘之和继母黄莲舫,王明岳父母孟募州夫妇。王明当时工资是行政五级,北京是六类地区,应领372.5元,党员高干实领342.7元;孟庆树是行政八级,应领270元,党员高干实领264.6元。他们每月有600多元工资收入,供养全家,包括四位老人,生活还是充裕的。王明夫妇和两个孩子去苏联后,工资换成卢布寄往苏联,所以,国家给四位老人一定的生活补助费,每位50元。当时物价很低,四位老人分两灶起火,生活还是可以的。
  这期间,董老夫人、谢老夫人等专程来看望过四位老人,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王明家属的关怀。


  1957年5月11日晨二时,王明父亲陈聘之不幸病逝,享年80岁。
  王明此时正在苏联,没有回国料理丧事,丧事由国家机关事务局一手操办。王明弟弟甘宁特意从天津赶来。据他回忆说:“办丧事时,我拿出几十元钱交田书元,他不要。最后由国家给安葬于八宝山。我与王明写的碑文,托人刻在石碑上,立于坟前。坟墓修得我们很满意,对国家我们很感谢。”
  王明后来也从苏联来信,对党和国家妥善安排他父亲的丧事表示感谢。陈聘之逝世后,国家给王明继母黄莲舫700元安置费,另将每个老人的生活补助费提高到150元。这样,即使王明不在身边,几位老人生活得也很幸福。
  
  1966年,“文革”被批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时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个别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学习,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毛主义的斗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对她进行攻击。此外,红卫兵还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卫兵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还把她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王明弟弟甘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妹妹王营每当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总是泪流满面。他们都遭受了严重株连。
  王明去苏联后,他的手稿和藏书都在孟公府2号家中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据负责保存他物品的秘书田书元说:“1966年7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负责人,带着一些人到我住的地方,宣布撤我的职,并把王明的屋子、文件、书稿、钱、账目等东西看守起来……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都搬走了。”
  因此,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不像王明所说:“积书千卷成灰烬,存稿百篇付浪沙。”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先后往苏联派去了为王明服务的西医、中医、护士、警卫员、保姆等人,不满意的人选随时可以撤换。
  王明工资是行政五级,孟庆树是八级,秘书田书元代领俩人工资,换成卢布半年一次寄往苏联,共3300个卢布。据田书元回忆说:“给王明的汇款到1965年上半年,下半年发表‘九评’,我就没汇。1966年2月,管理局副局长、处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去后,训我一顿,问我为何停汇。我说根据我的认识,王明他们应该回来了。他们说我错了。最后,我把1965年下半年与1966年上半年的一次汇去。”
  “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已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他乡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抱病写完了《中共五十年》,只过了四天,王明就一病不起,《中共五十年》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党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四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他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1974年3月23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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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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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2018-08-11 07:19:38

 
发表于: 2018-08-11 07:19:38 [引用]

王明在延安被金(?)医生下毒的事儿真相到底如何?张爱萍儿子张胜在其《二代军人的对话》里提到张爱萍在301治疗期间被用剧毒的毒药,也没有查出究竟。从张爱萍这事推断,王明被下毒的事 我信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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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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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2018-08-11 18:19:27

 
发表于: 2018-08-11 18:19:27 [引用]

转一篇选自《文史精华》的“王明延安中毒事件”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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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3月,行将走到人生尽头的王明,将197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以及1974年写的《“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4篇文章,抱病汇集成书,约20万字,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5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

    1980年12月,由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翻译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于1981年2月内部出版,“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并在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中强调:“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

   “王明中毒事件”就是在这部书中“暴露”的。

      1941年,王明在延安生病了,治疗期间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使王明出现药物中毒症状。事发将近一年后,王明因自己职务下跌,发泄对中央的不满,借此医疗事故闹腾了一阵子,也就平息了。这件事本不稀奇,王明在国内工作期间从未重提这件事情,但他在197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翻了出来,说这是毛泽东指使人要害死他。此言一出,震惊中外,一些仇视毛泽东的人对此颇感兴趣,“热烈”响应,对毛泽东的攻击之词一时甚嚣尘上。那么,“王明中毒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个事件,不能不说到当时发生此事的背景。王明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一书中是这样讲的:


  【1941年10月4日夜,毛泽东给我带来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电文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个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目的是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犯苏联。毛泽东让我研究一下这份电报,并补充说“明天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复电”。
  10月4日和5日,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必须加强中国的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可能助长德国侵略者对苏联的进攻。毛泽东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我提出的论据,却往往使他走投无路;他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当我提到他所执行的联日反苏的路线时,他大发雷霆,用手拍桌子,从道理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毛泽东在10月6日和7日把任弼时和王稼祥拉来参加讨论,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陈云拉来参加讨论,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但这四个人都以沉默来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和我的意见。
  这种形势吓坏了毛泽东。为了结束这种不利于他的危险争论,消灭他的主要政敌,……毛泽东决定甩开我。10月14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后面有说明)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尽管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由于非常有经验的中医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诚挚热情的李润诗医生的积极努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可是我的内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结果,我不仅卧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病一直很重,病变成慢性的了,而且有严重的并发症,使我非常痛苦。】

       以上是王明的一面之词。真实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会上批评了王明的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路线。9月10日,毛泽东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表现。但王明不承认错误。他在9月12日发言,坚持说六届四中全会路线是正确的,引起与会人员的不满,王明很孤立。正当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来电,王明抓住这个机会,用共产国际来压毛泽东,让毛泽东表态。毛泽东于10月7日与王稼祥、任弼时等与王明一起谈话,批评王明。这个时候,全党,特别是中央的同志,对王明路线的危害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正准备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条路线。但是,王明不但对整风运动持反对态度,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也有抵触情绪。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王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在当前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主张,贯彻的仍然是他在抗战初期实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对其主张进行批评。毛泽东首先发言,指出了王明的几个错误: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统战下的独立自主与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等等;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极不正常,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在未得到中央同意的情况下,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毛泽东发言后,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发了言,有的提出了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路线错误,有的提出了《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对于中央书记处同志的批评,王明一条也不接受,反而逐条进行反驳或者解释,最后,他对自己的结论是:“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集中书记处除王明之外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准备在下面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错误观点。王明感觉到中央领导人全都反对他的观点,往下要开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要清算他的观点,他便紧张起来,考虑怎样躲过去的问题。思来想去,只有称病一途。

       1941年10月12日,王明突然宣布自己生病了。当天,任弼时代表中央去看望王明并进行谈话。第二天,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王明的“因生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同时汇报了王明谈的关于书记处批评他的几条意见,大意是: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在10月8日的结论;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自己病好了,再看记录。任弼时还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对王明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3个月。王明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
  从此,王明就借口生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不参加整风运动,躲避中央的同志对他的批评。但是,养病中的王明心中不服。正巧此时,医生在为王明治疗时,发生了一次医疗事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明生病后,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派金茂岳给王明看病。金给王进行了仔细检查,对症治疗。王明是因为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的,住院不久,又出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疸。根据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服用清泄药甘汞。这样治疗了几天,王明的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便通知了白班护士停止服用甘汞。但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白班护士忘记了通知夜班护士,而金茂岳又没有认真检查护士和病人记录,所以夜班护士继续给王明服用甘汞,金也没有发现,结果,王明病情开始加重。在西医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请来了延安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经服用中药后,病情基本好转。这就是王明中毒事件的全过程。对这一过程,当时的历史见证人金茂岳、黄树则、傅连暲、李国华、黎平、巴方廷都有过回忆。显然,王明中毒,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在治疗中,金茂岳和王明一家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多年之后,王明却把这次医疗事故看成是“毛泽东决定甩开我”,“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毒害我”。在记述他中毒的过程之后,还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
  金茂岳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你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我说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前不久党中央决定吸收我为秘密党员,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但李富春说:‘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决定让你做,你就应当去完成;你已经是党员了,必须服从党的决定!……’”
  这时,屋里闯进来了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冲着金茂岳喊道:“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你跪着干什么,哭什么,还嘟囔什么?走!到枣园(当时中央社会部即中央保卫部设在枣园——笔者注)去!你是个犯罪分子,没有权力同别人讲话!”
  他们揪住金茂岳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王明在书中还发表了一首七绝《大会诊结果》:
  物证分明人证清,金医跪哭诉真情;
  阴谋毒害泽东计,揭露神医蛇现形。
  这首诗注明是1943年6月写的,实际上是王明后来自己现编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共五十年》内部出版时,当年给王明看病的主治医生金茂岳还在世,但已经因病住院。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专门就此事访问了他,给他读了《中共五十年》中王明写的关于金茂岳下跪承认下毒的事。因脑血栓而瘫痪在床上的80岁高龄的金茂岳气得用劲欠起身来说:“王明放屁!混蛋!没有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
  金茂岳的回忆,基本上讲清了王明中毒事件的全过程:我给王明治病时,每次开处方都与王明商量过,开始也是很顺利的,后来王明病情加重,完全是“技术事故”。当查清王明是扁桃腺发炎引起心脏病以后,为了防止心脏病继续恶化,当时会诊提出一个意见:把扁桃腺割掉。此外就是休养,确定饮食,离开工作环境,这就是根本的治疗。医务人员把检查情况和意见同王明谈了,王明也很同意。可是还没等手术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喉咙也疼痛,并且咳嗽。发炎就不能做手术。磺胺药治发炎是很有效的,手术既然不能做了,就要先吃磺胺药治扁桃腺发炎。我和傅连暲讲了,王明也同意了,于是就这么办了。吃这个药,是药片子,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吃了两片药后,王明感到肝脏的右边有些疼痛。当时,我就观察,并特别请搞肺科的何穆给他查了查,不是肋膜炎也不是肺炎,不是感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当时我想是否和吃这药有什么关系?因为是吃了两片磺胺药以后发生的,所以就停了这个药,不再吃了,王明也同意了。可是第二天不但肝疼未停,又发生了黄疸,角膜发炎,面部也有点儿发黄。那时候诊断不叫肝炎,叫卡塔尔性的黄疸。当时医学上认为这种病与大便秘结有一定关系,而王明是有慢性大便秘结的,于是就把两者联系起来。经与本院的那些大夫一块研究,大家认为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当时内科对这种病一般采取的治疗办法是清泄,加上饮食管理,同时静脉注射葡萄糖。清泄药当时用的是甘汞。英国有个内科专家叫霍曼,他出了一本书,书中也是这么说的,用甘汞加点儿苏打,防止分解成氯化汞。吃了这个药以后,大便也很好,肝区疼痛减轻了,黄疸也减少了。这证明当时诊断和治疗是一致的、有效的。可是由于用药时间长一些,病情又加重了。以后经李富春提议,请李鼎铭先生开了中药,吃了就好了。
  延安时期的见证人黄树则(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在回忆这件事时讲道:金茂岳给王明看病本来也没什么,后来因指王明老便秘,金给王明开甘汞。过去医疗上的老办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但是,金茂岳是妇科医生,擅长妇产科,一直在妇科工作,不熟悉内科。本来用甘汞应用粉末剂,可是金茂岳却用了水剂,用的时间较长。这种药是不宜长久使用的。后来检查,发现王明尿液中有汞,这就出来问题了。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傅连暲组织人会诊。
  金茂岳的妻子、当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的黎平回忆说:王明认为老金害他,背景是毛主席。实际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王明犯了错误,只知道他是中央委员,要认真给他治病。

     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当年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并直接参与了金茂岳在中央社会部关押期间的审讯工作。他回忆说:
  金茂岳同志是好同志,在延安医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个名医,大家都很尊重他。为什么把他送到枣园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而整风的根本问题就是清算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就是王明。当时,在中共中央高层范围里头,王明是被批判的对象。王明生病后,金茂岳负责给他看病。在治疗中,因为王明尿中有问题(药物副作用发生了慢性中毒),他就提出来说金茂岳暗害他,这当然成了一件大事情。但更大的事情是,金茂岳为什么要害王明呢?显然,这涉及党中央内部的斗争,王明向中央发难,暗示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些人要整死他,金茂岳来执行这个事情。这就成了党中央的问题了。中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中央很慎重,就送到中央社会部进行调查。这是1943年的事情。
  中央和社会部经过调查,也包括党中央的同志在内,明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么回事,但中央又不能不把金茂岳送到社会部进行审查,因为王明在闹啊,说是阴谋。因为这涉及到中央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茂岳个人的问题了。中央社会部有一个同志叫种永骥(后来调到外交部改名叶成章,当过驻外大使),由他专门负责进行研究,认为是药品问题。当时,研究讨论时,我也参与了。磺胺药那时候刚到延安,在世界上也是新药,叫SD、ST、SG什么的,可能在用量上有过量的问题,发生问题也是偶然的东西。中央社会部当时是很清楚的,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陷害。但王明不相信,一直在那里闹,认为这是阴谋,不是个人问题。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1943年审干最紧张的时期过去后,还是不能处理。到了甄别阶段,还是不能处理。怎么办呢?中央社会部就决定把金茂岳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就住在我住的窑洞隔壁的窑洞。当时关押金茂岳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已经是1944年的时候了。我住的这里是中央社会部的工作区,也没有戒备。他一边做医疗工作,和我们一起吃住,并允许黎平(金茂岳妻子)来过礼拜六(周末放假,夫妻团聚),所以我和黎平也很熟。那时中央社会部就已经写了一个材料(这些材料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装在一个木箱中转运到瓦窑堡,后来被社会部其他科室的同志在处理文件时烧毁了),定性为医疗技术事故。现在我不太记得是1944年的什么时候,李克农找到我,说金茂岳的事情中央认为现在要处理,不能老拖着。怎么处理呢?他说,你去延安市法院联系一下,找法院院长王斐然,给他判下。怎么判?李克农说,判处责任事故(据金茂岳回忆当时定的是“医疗技术事故”),五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
  我理解,当时这么做是为了对付王明,不然他还在那里闹。大家心照不宣,我也不便多问,就去了延安市法院一趟,找到法院院长王斐然,定了开庭的日子。开庭的那一天,我弄了一匹马,请金茂岳骑上,我步行,送他去。从枣园到南门外的法院,十几里地。到了法院,开庭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一个法官。茂岳同志就对着法官站着,我就站在旁边,就我们三个人。法官宣判,判处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宣判结束后,金茂岳就骑着马回中央医院了。

这样的法律判决,显然只是“走过场”。与其说这是中央社会部对关押审讯金茂岳一年多作出的一个形式上的结论,不如说这是中共中央给王明甚至莫斯科一个政治上的交代。但王明、孟庆澍夫妇导演的这场“闹剧”,对金茂岳个人来说,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是有些冤枉和委屈的。因为在“王明中毒事件”整个过程中,金茂岳唯一的过错主要是没有及时发现护士执行医嘱的错误,致使甘汞的服药时间过长;但因王明实际的服药量并没有超过日服药的最大剂量,所以根本不存在药物性汞中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王明的身体此后也从未因为在延安中央医院服用甘汞的问题而影响健康。

  1941年秋至1942年夏王明生病住院,1943年春夏他才想“中毒”的事并以此发难,闹起来,这非但可笑,而且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隐情,尤其是不久前他刚失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子。但当年王明公开的是怀疑金茂岳为国民党的特务,是专门来害他的;表面上并没有怀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下毒的言行,故而指使他妻子孟庆澍向中央告发金茂岳,使金蒙受了冤屈,吃了大苦头。
  收到孟庆澍的告状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查清,还要求组织在延安各医院的著名医生进行会诊。会诊结果,是医疗技术事故,金茂岳有责任。但既然是孟庆澍怀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他又确实在王明中毒事件中负有责任,有关部门就将金茂岳拘留审查了。
  在金茂岳被拘留审查期间,中央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他,并且让他和孟庆澍当面对质。在对质时,金茂岳站起来,讲了他怎样来到中央医院,勤勤恳恳地为别人治病,不但为王明治病,还为其他人治病,从来没有害过人。金茂岳这样讲后,孟庆澍拿不出金是国民党特务、故意下毒害王明的证据,就在当场大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攻击金茂岳,还说金是红十字会国民党派来的。金茂岳当场反驳说:我到延安来,不是红十字会国民党派来的,而是到延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后,林老(指林伯渠)欢迎我,并派汽车送我到延安来的。金茂岳承认在用药方面有失误,没检查出来,是自己的责任,以后吸取教训。
  但是,由于孟庆澍咬住金茂岳不放,中央社会部把金茂岳押到枣园,关了起来。金茂岳被关押后,正赶上“抢救运动”。这个运动在康生的指导下,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对“被抢救者”施以酷刑。在此情势下,金茂岳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金被迫“招供”后,王明、孟庆澍一度得意洋洋,认为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混进来的特务。可是,到1944年10月,经组织内查外调,发现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与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王明中毒事件,确实是一次医疗事故。中央又给金茂岳恢复了工作。

       王明遗著《中国共产党五十年》自1975年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至今仍一边倒地被复制、贩卖和炒作。“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谜案。由于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事件的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迷雾中,也被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用作攻击共产党、攻击毛泽东的依据。当年的护病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等病历都被王明带到了苏联,另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为了反驳王明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的歪曲污蔑之词,中央档案馆曾于上世纪80年代派工作人员访问过金茂岳和黄树则,并在《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上刊登了《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这是党史研究部门对于“王明中毒事件”所做的唯一记录,此外再也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了。由于史料的缺乏,一些党史研究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多年来找不出足够的证据来驳斥王明的荒谬言论和境外以讹传讹的谣言。
  2009年,军旅作家、解放军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丁晓平,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了一批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这些资料一共14份,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撰写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经过情形的报告》和主管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并转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以及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等医学记录,第一次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丁晓平以这批新发现的历史档案为证据,用4年业余时间,抢救性地采访健在的多位亲历者和当事人,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苍劲简洁的叙事,拨开迷雾,解密历史,推出力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还原了这件谜案的真相,戳穿了长期以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第一谎言”。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在序言中指出:“全书既从微观视角透视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经过,又从中观视角考察了王明的一生,还从宏观视角俯瞰了中共第三次批判‘左’倾路线斗争及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
  几年前,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红色收藏热。一些收藏家辗转联系到丁晓平,希望丁能为他们手中的藏品进行鉴定或做点儿宣传。赵景忠就是这样找到了丁晓平,拿出了这些难得的文献史料。而赵收藏的这些史料是从一位名叫黄楚三的老人手中购得。黄曾参加过红军长征,后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世纪80年代,黄楚三辗转认识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康生自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没有将这批文献上交中共中央,而是藏于自己手中。或许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曹轶欧就将这批文献转手给黄楚三,致使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流落在民间。而以卖旧书谋生的赵景忠在和黄楚三结识之后,成为莫逆之交。黄去世后,这些资料又到了赵的手中。当然,这些文献史料的情况都是收藏者口述的,是否准确无法考证。但这些史料是准确的,是可以考证的。
  丁晓平见到这些资料并认真阅读研究后,大喜过望。这些资料透露的信息,涉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中央医院、延安医疗医药状况等情况,还涉及大量医疗术语;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发言、态度都不同,这都是难以作伪的。从一处处小细节上,丁晓平断定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
  2009年,丁晓平的研究成果《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刊登在《党史博览》第12期上。文章刊登之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找到了丁晓平。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专家,很多史料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见面中,鉴于对此事的深入思考,丁晓平提出要写作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专著,得到了郭德宏的大力支持。郭德宏还将前些年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希望丁晓平能在此事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郭提供的这6份史料和此前丁掌握的14份史料结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揭示了当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
  当年王明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金茂岳的女儿金星也联系到了丁晓平,并介绍帮助丁采访到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曾任王明特护的原中央医院护士李坚,以及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完成了证人证言的调查工作。经过多方走访,加之当年的文献资料,终于可以完整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由7人缩减为3人,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这对王明打击十分大。当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中共中央要用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整整一年的时间,在组织上进行清党。审干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扩大化为“抢救运动”,延安满城风雨,人人自危。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借机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暗指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事过之后翻旧账,当时的生病住院现场和病历都已经不存在,再次会诊也只能依据当年的病历进行,是属于回顾性的病历讨论。而当时正处于“抢救运动”高潮,工作上确实出现了偏差,中央医院也抓出许多这种“特务”。
  从这批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确是事实,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对于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组织了包括外籍专家和苏联派来的医生在内的十多位杏林高手,以及包括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内的十多位护理人员,几乎动用了延安最好的医疗专家和护士。住院之前,医疗专家们曾在杨家岭为王明会诊过2次,住院后会诊过7次。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王明反映“中毒事件”后,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
  现场记录清楚表明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儿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从科学角度来审视“汞中毒”这件事情,依据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根本无法判断。据有关专家说,时至今日“北京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确诊汞中毒”。而在会诊中,王明的尿检中也仅仅只有两次检查到有汞排出。“但尿里有汞,并不能证明就是汞中毒”。特别是在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的扉页上写有两点声明,说明王明的病在“边区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学的部分化学的检查,诊断多凭藉临床,故暂作临时诊断。”“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现在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医学者)也没有很具体很详细的说明。”
  而当年会诊作出王明所谓“汞中毒”的结论,完全是在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抢救”阶段作出的,并不客观。再加上临床医学证据不足、检验技术条件落后的条件下,参加会诊的医疗专家都没有从正面论述汞中毒的药理和病理情况。更重要的是“王明一直在那里闹,中央也没有办法,得有一个交代”。因此,作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而王明却抓住这一点,咬定有人要给他“下毒”。据时任中央医院总护士长、参与过王明护理工作的郁彬介绍,金茂岳开的甘汞剂量是正常的,不会损坏身体健康,只是服用的时间长了些,但并没有超过日服最大剂量,属于工作疏忽。
  当时对于王明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对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一直限于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范围内,在延安是属于党内机密。也就是说,在金茂岳给王明治疗时,在金茂岳眼里,王明是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他要负好责任看好病,根本不知道王明路线受到党内批判。
  再者,王明虽然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但对中国革命也有一定的贡献。毛泽东对王明一方面要斗争,一方面也讲团结;对其错误要进行坚决批判、彻底肃清,但对其人格还是非常尊重的。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七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曾护理过王明的李坚介绍:一次毛主席来看王明,当时王明正在睡觉。但主席不让叫醒王明,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一直到王明睡醒。以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党性原则,以及性格特点和斗争艺术,对王明是断然不会采用下毒暗害的手段的。用金茂岳的话来说:“‘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丁晓平对“王明中毒事件”用一句话予以总结:“了解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们也可以看出,针对王明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他将一起简单的医疗事故扩大为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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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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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楼

2018-08-14 17:52:08

 
发表于: 2018-08-14 17:52:08 [引用]

“申请赴苏久,今天突命行。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

这样的诗也亏他做得出来。哈。

印象中他是很有才的。难道仅仅只是口才?

他诗作应该不少,不知有什么名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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