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我为什么要和余杰们过不去(ZT)

几天来，余杰、王怡、李柏光等人会见美国总统小什的国际性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其间也有不少的好心人居间劝说，质问我为什么以局外人的身份与余杰们过不去。其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占据了公共资源并且想在公共领域里有所表现的人，不论他是官人还是民间的公共文化人，都必须能够经受住公众的质疑和批判，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公共法律之上为所欲为并且不被追究。 批判别人却容不得别人批判自己，总想把自己置于惟我正确、惟我独尊的制高点上，正是中国人最为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或劣根性。连饭都吃不饱却偏偏玩弄精神上的胜利法的阿Q如此，创造出阿Q的鲁迅也同样如此。他一开始把自己视为“惟超人”；后来又斥骂郭沫若、成仿吾们是“惟我是无产阶级”；再后来又把自己转变为“奉旨申斥”的“惟新兴的无产者”；并且站在“惟”字牌的惟我正确、惟我独尊的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骂尽了天下人，却从来没有对于自己骂错的人道过一次歉。 作为一个70年代的年轻人，北大硕士余杰一上来先绑住鲁迅，以鲁迅的正统传人自居而骂尽天下人（尽管他的骂官家是义正辞严的）；接着他又绑住了16年前的那个政治事件，撇开付出血泪代价的受难者不谈，大言不惭地以“XX之子”自居；再后来他干脆拿外国人的上帝说事，竟然像被钉在十字架上血肉模糊的耶稣基督那样，到处摆出“神之子”的神圣口吻：“我愿意倾听教会内外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作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背着十字架的“神之子”耶稣，是以生命为代价说出这番话的，仅仅凭着舞文弄墨的小聪明在额头上涂了红墨水的十字架，便要摆出“惟我知道”的鬼脸子绑架人间的俗人连同宗教的上帝来通吃天下。究竟这是对于基督教的公然背叛和亵污，还是对于基督教的虔诚敬畏呢？！我虽然不是基督教徒，《圣经》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也还是读过几篇的： 真正的“神之子”是不分教内与教外而博爱天下的，只有吃教的人才会把上帝和耶稣摆在前面充当打了别人还不让别人还手的挡箭牌，同时把异教徒视之为被上帝所抛弃的“下流胚”。 我拿余杰们说事，自然离不开一点私怨。我是一个俗人，心里还有很多的怨恨，自然不配当基督教徒，借用余杰在《致“光明之子”陈光诚》中的话说：“陈光诚还前来参加我们方舟教会的礼拜活动，在我们祷告和唱赞美诗的时候，他在一旁泣不成声。他告诉我们，他也想在耶稣基督爱的怀抱中获得安慰与喜乐，但自己内心深处积郁的痛苦和愤怒太多太多了，一时还很难放下这一切。我们便一起为他祷告，求神保守这个可贵的弟兄，让他永不停息地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的陈光诚被关押了，余杰们却神气活现地去美国享受被小布什接见的“神迹”去了。“内心深处积郁的痛苦和愤怒太多太多”的陈光诚连当一名基督教徒都不够格，自然不配吃“神之子”耶稣留下的人血馒头，更没有资格与余杰们一起分享这份“神迹”。结果在以人权为主题的会见中，余杰们只提到了准备在监狱里受洗的杨子立先生，而忘记了他的朋友陈光诚以及罗永忠、师涛、杨天水、张林等教外的受难者或“下贱牺牲品”。 我所说的一点私怨是，一个月前一位主编朋友颇为善意地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却劝我删除其中的第一部分《陈平原误读〈新青年〉》，仔细看了杂志才明白，原来余杰的导师、北大教授陈平原就是这份刊物的挂名编委。不学无术的人偏偏占据着官家和民间几乎所有的资源而通吃天下，这就是我不得不随时面对的连基督教的上帝都解决不了的人生难题。我不能像余杰们那样躲在上帝国的怀抱里撒娇卖乖，光明正大地拿余杰们斗斗气总不算是被罚下地狱的滔天大罪吧？！即使是罚下地狱，难道还有比我小时候吃不饱肚子还不让骂某党的娘的人间地狱更加恐怖吗？！说穿了，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什么党、什么上帝了以及什么“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之类的鬼画符了！ 随便把被这家学术刊物删除掉的《陈平原误读〈新青年〉》抄录如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关于《新青年》杂志，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介绍说：“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1918年1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 这段话出自“新青年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之“序三”，作为丛书主编之一的张宝明，曾经于事后提出异议：“老实说，当时处于匆忙编撰的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新青年》自身的逶迤曲折。事后多年，在对陈先生宏观概括以及对《新青年》性情定位之描述表示认可的同时，今天笔者也有几点不敢苟同之处。” 张宝明的“不敢苟同”，主要在于“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与“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之间必然性的逻辑关系在哪里？或者说“究竟是‘谁’在那里苦苦支撑、甘愿提供‘免费的午餐’而让《新青年》派同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呢？”他提出异议的目的，是要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动机、市场经营意识和品牌打造策略。 然而，一再强调自己重读过《新青年》元典的张宝明，偏偏没有意识到陈平原对于历史事实的严重误读：《新青年》同人以“本志编辑部”的名义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并不是在1918年1月的4卷1号，而是在1918年3月的4卷3号。“不另购稿”也并不意味着“不必付主编费用”。更为重要的是，从4卷1号开始，《新青年》已经成立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流主编的编辑部，陈平原所说的“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明显违背历史事实。李大钊和高一涵当时也并不具备教授资格。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有研究明白，就敢于动笔为《回眸〈新青年〉》写序，这种“无知者无畏”的学术浮躁，即使在80年前狂飙突进的《新青年》时代，也是不允许存在的。 2006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