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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军的伤亡观

2005年06月13日 中华网 作者：方鑫
　　


　　伤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战争现象，只要有战争，伤亡就不可避免。然而在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心目中，“兵不血刃”始终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当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场局部战争落下帷幕时，人们发现，美军距离“零伤亡”的神话已经相当接近了。

　　谈到“零伤亡”，就不能不谈及美军作战指导思想中的“伤亡观”。

　　所谓伤亡观，是指人们对于战争中伤亡问题的看法。美军历来对战争中的伤亡问题格外敏感与关注。纵览美军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作战条令、作战纲要等出版物，“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取得胜利”的字样频繁出现。这主要是归因于植根人本主义传统的美国文化，其突出特征就是对生命的极度珍视。无论是在武器装备的推陈出新抑或作战理论的发展探索中，美军都比较多地顾及到“如何减少伤亡”的问题。

　　美军的伤亡观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反映出“生命重于钢铁”的价值观念。因此，抛开这种伤亡观的政治依附，应该看到它在人文方面所蕴含的“合理内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入探讨美国人的伤亡观，对于从战争文化角度了解美军、有所借鉴是不无裨益的。
　　


　　美军伤亡观的发展脉络

　　列宁曾经提醒我们，看问题“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美军伤亡现的形成与发展与其战争实践息息相关。从1775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独立战争到21世纪初的200多年里，美国发动和参加的战争主要有30余次。在不同时期，受军事战略、战争目的、领导人观念以及民众承受能力的影响，美军对伤亡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不断发展。美军伤亡观的形成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

　　初始期 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时期(1775～1865)。主要经历了独立战争、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墨战争和南北战争。这时期，美军的军事战略主要是以华盛顿的消耗战略和格兰特的歼灭战略为代表，军事将领大多接受拿破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战争主要是围绕着争取国家独立和夺取统治地位的目的进行。因此，人们对伤亡往往表现出较高的承受能力。譬如，尽管在南北战争时期双方伤亡总数达109万，几乎占美国当时总人口的2.8％，成为美国战争史上代价最高昂，伤亡最大的一次战争，但是由于民众为民主、自由而参战的热情空前高涨，对高伤亡率采取了理解和接受的态度。

　　变化期 南北战争结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866～1945)。主要经历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马汉的海权论与米切尔的制空权理论在美国问世，使美国的军事战略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正是对世界大战中血腥场面的厌恶，促使了米切尔对使用空中力量的思考。在这个阶段，作战目的开始由歼灭敌人为主转向瓦解敌方意志和士气为主，并通过纵深打击敌人后方等措施来实现。美军对伤亡的承受能力在相对减弱，如《美国陆军史》就写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0％的伤亡率就难以接受”。这里说的伤亡率是指伤亡人数占参战人数之比。美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数与当时的美国人口相比，分别为0.5％和0.2％，较南北战争时期的伤亡率有明显降低。所以，这种“难以接受”说明了美国人对伤亡的承受能力在明显减弱，标志着美军开始对伤亡有一些新的看法。

　　转折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80年代末(1946～1990)。这段时期美军遭受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惨败。二战后，美国进入了战后经济建设的发展时期，由于对于资源可能面临匮乏的危机感，美国也同步进入了向全世界扩张的阶段。战略扩张的后果是使美国政府深陷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朝鲜战争持续3年，美军投人兵力达120万，伤亡39万；美军在越南又重蹈覆辙，战争持续14年，动用兵力55万，死亡人数进5.8万。战争创伤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深远的、难以磨灭的影响，激发起持久的反战浪潮。民众对战争伤亡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感和痛恨感，对伤亡数字变得异常敏感。这个时期，美国人对伤亡的承受力急剧下降，美军的伤亡观也发生了重要转折。

　　确立期 即80年代末至今(1991～)。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海湾战争及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战争形态显现出高技术特征。在打击手段日趋精确化的局部战争中，美军不仅实现了以较少人员伤亡代价达成作战目的的目标，同时也确立了以追求“少伤亡”和“零伤亡”为目标的新伤亡观。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在盟军对南联盟78天的昼夜作战和超过3.8万架次飞行任务中，无一人死亡，以“零伤亡”打了一场完美战争。相应地，美军对伤亡的承受能力也降至最低点，伤亡问题成为制约美军作战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军伤亡观的三个基点

　　美军伤亡现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在战争领域的反映，不仅是一种战争发展观，也是一种战争效益观和战争文化观。

　　战争发展观反映出对战争规律和趋势的认识

　　伤亡观是战争实践的产物，是对战争规律和趋势的理性认识。作为代表人物，美军退役上校特雷弗.N.迪普伊研究了16世纪以来战争中的伤亡数据，并从中发现了伤亡率的变化规律，即战场上的伤亡随时代的发展而下降。他给出了“战场伤亡率变化趋势图”，表明过去4个世纪伤亡率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整个17、18世纪，胜败双方的伤亡率是下降的，唯有两处出现反弹：一处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一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伤亡率明显增长的原因，前者是由于大兵团作战和野战炮兵的运用，后者则是由于圆锥形子弹的采用。统计数据表明，从越战结束到海湾战争，美军共进行了8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伤亡总数不足1200人。最能证明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进行的几次局部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军的阵亡率仅为0.016％，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实现了“零死亡”，变化曲线降至贴近横轴的最低点。

　　其实，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并不怀疑战争的暴烈与残酷，但他们认为这并不一定要定格于对生命的杀戮。正如美陆军军事学院院长斯格尔斯在《国际军事》上撰文所述，“战争是桩死人的事情，然而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多少敌人……不管火力系统多么有效和精确，胜利很少是用杀死对方的人数来衡量的”。这种伤亡观所体现出来的战争发展观，正在逐步被战争指导者接受。
　　


　　战争效益观：反映出对作战利益与代价的权衡

　　在美国军事思想中常常流露出实用主义哲学的痕迹、表现出功利主义的色彩。在利弊得失的权衡上，效益观念作为蕴藏在美国人意识深层的理念，根深蒂固地左右着政府和军方的决策。

　　伤亡观是一种以伤亡为对象的特殊认识现象，本质上是对伤亡意义即伤亡价值的评估。一方面，它以伤亡的价值而不是伤亡本身作为认识对象；另一方面，它回答的不是伤亡的状况，而是伤亡“是否应该”、“是否值得”。因此，从本质上讲，美军的伤亡观是对伤亡意义的理解与认识，体现了一种效益观念，在美国人看来，伤亡作为作战代价的一部分，是利益和代价“天平”上的重要筹码。“歼敌5万、自损3万”是划不来的，一战即胜并伤亡最小才最为理想。

　　美国人笃信“国家利益至上”，认为美国的安全疆界超越美国的国界；哪里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安全疆界就延伸到哪里；而利益一旦受到威胁，就“应该”使用武力。但是在如何使用武力上，美国政府与军方、两党之间、各派之间，往往会反复纠缠于利弊的权衡与得失的比较。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报告》中谈到使用武力有4条原则，说到“如果决定使用武力，那么其代价必须是合理的，而且这一行动必须是经过论证并被认为是可行的。如果有理由相信使用武力可以带来持久的利益，那么就倾向干采取行动”。美军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衡量使用武力的风险与获取的利益是否相称，并强调以“付出代价是否值得”这一指标作为战争决策的依据。因此，美军在每次作战前都要制定详细的“空战规则”，规定具体的伤亡指标。

　　战争文化观：反映出对传统观念与思想的继承

　　任何国家的军事思想和作战观念都深深烙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体现出由社会传统观念派生出的战争文化。美军的伤亡观同样体现出独特的战争文化，并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美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影响着美军的战争指导、作战观念、作战思想和整个作战行动。
　　


　　美国的战争文化中最重要的当数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化。人本主义作为西方哲学中对美国军事思想影响较大的思潮之一，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于l8世纪的启蒙运动。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尊重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和价值，包括生命价值。这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在当时代表进步力量，嗣后发展为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文化观念。它较少顾及国家的整体价值和社会群体的共同权利与义务，而是较多地强调公民的个体价值和个人的自由与权力。反映在战争领域，表现出一种对人的生存权力和生命状态的格外关注和极端追求。

　　在美国复杂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与伤亡观有一定思想渊源的还有实用主义观念。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厚的功利色彩，不是从事物的本质，原则出发，而只注重后果、收获与事实。在实用主义者的眼里，最大的利益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东西。因此，美国人多有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急功近利倾向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如在作战中没有多少条条框框，需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达成目标、减少伤亡即可；而一旦伤亡过大，便会改变作战计划或结束行动。

　　 伤亡观对美军产生的影响
　　
　　伤亡观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美军造成的影响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首先，伤亡观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国家政策。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段时期像如今这样频繁地发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是隔年一战。美国政府乐此不疲地动辄使用战争手段的原因很多，但战争伤亡率的逐次下降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是科索沃战争“零伤亡”的实现把美军送上了一条忘乎所以的战争不归路——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已毋须受人员伤亡这一关键性因素的约束，此次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如果是以前，在政治解决大门尚未关闭、联合国没有授权、传统盟友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是不会贸然开战的。而相反的例证是，当“黑色的11月”里源源送回的运尸袋撞击着美国人的心理承受底限时，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决定：提前向伊拉克交权，甚至同意交出对伊拉克军队的控制权，由“某些国际组织”来管理，这与战争结束之初惟恐他人染指的心理恰恰形成鲜明对比。又如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美军曾在一天之内被击落3架直升机，阵亡14人、受伤77人，被俘1人，这是此前十几年来美军伤亡最惨重的战术行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政府被迫做出撤军的决定。
　　


　　其次，伤亡观容易导致美军官兵的心理落差。美军认为，战场上的官兵始终处在恐惧心理的笼罩下，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使其成为作战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正是认识到这一弱点，美军试图通过避免和减少伤亡的承诺，以及各个方面的抚慰和保证，使得官兵获得某种心理认同，确信自己在战场应该是安全的。然而这种预支的心理暗示也会走向反面——毕竟战场是最具有偶然性的地方，一旦“零伤亡”的承诺不能实现，心理“阈值”将大大降低，心理承受能力也变得异常脆弱，从而形成较大的心理落差。战争总归是要死人的，所谓的“零伤亡”取决于诸多不确定因素。战前的宣传和保证只会使这种心理落差进一步增大。正如美军《武装部队季刊》文章中写道的那样：“不要指望下一场战斗会是一次闲庭信步。兵力保护的同义词是尽量减少伤亡而不是消除伤亡，我们万万不能以‘零死亡、零失踪、零伤残’选种无法实现的目标破坏全体美国人的安全感。”

　　第三，伤亡观严重制肘美军的作战指挥。在作战指挥上，伤亡问题不仅成为指挥官特别关注的焦点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使指挥官受到严重束缚。海湾战争的美军总指挥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坦承：“最困难的决策就是涉及人的生命的决策……我不想让部队去送死，也不想让士兵伤残，我深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对战场伤亡必须给予的高度关注，已成为困扰美军作战指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譬如，美军条令要求指挥官在实施地面进攻作战时做到“三个不打”，即没有制空、制海、制信息权不打；没有通过远程火力突击致敌基本丧失战斗力不打；到达或即将到达作战“顶点”时不打。可见，伤亡因素是美军实施作战指挥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尤其是处在危及官兵生命、各种战场利益矛盾交织的情况下，道德、良知和责任不仅会使战场指挥官经常面临两难选择而犹豫不决，同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指挥官。还会因为对伤亡价值的不同认识而形成冲突，进而影响到最终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