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研究员：西方对中印科技竞争力的惶恐

麻省理工研究员：西方对中印科技竞争力的惶恐 (ZT) [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施拉格（Michael Schrage） 2006年5月16日 星期二] 有两个亚洲国家的科学及工程学博士毕业生人数始终位于世界前茅，无怪乎西方的富裕经济体一阵阵紧张。毕竟，高科技和高等教育被视为西方国家永续增长的万能灵药。不过，未必尽然。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的竞争对手，与我平生所见的其它任何竞争者都不同，因为它们可以拥有无限的人力和强大的技术基础，”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这些人喜欢当工程师。所以，当今的竞争者已经截然不同……正是这一点，让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感到害怕。” 这种害怕是有道理的。诸如通用电器（GE）、SAP及谷歌（Google）等全球科技领军企业都在中国和印度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不仅是为了降低进入市场的难度，也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能以最低的成本找到最聪明的头脑。令美欧大学感到惊讶和不安的是，这是两个新兴的“技术教育超级大国”，其科技人才的巨大“产出量”已日渐能与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相匹敌。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最近曾估计，在美国雇佣一名化学家或工程师的成本，大致相当于在中国雇佣5名化学家，或者在印度雇佣11名工程师的成本。但是，它们的教育质量真的具有可比性么？答案是：它们变得日益可比的速度，超过任何一个人的预期。高等教育已经日益成为像电路板和手机一样的高科技商品。 印度和中国已经可以每年“生产”近100万名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只有大约17万名这类毕业生。即使有人（傲慢地）假设，印度和中国只有排名前10%的毕业生，才能与美国和欧洲排名前50%的毕业生相比，这两个亚洲国家优秀工程学毕业生的数量仍然超过西方国家。面对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洪流，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工程和决策机构强烈建议增加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官员们正在推动创建欧洲理工学院 （Europe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在呼吁增加科技教育领域的投资。人们相信，“更多更好”的本土毕业生是取得全球高科技成就的关键。 多么荒唐！这些精英人士究竟不理解“供求关系”的哪个方面？那些能够在自然科学或工程学方面取得成功的西方学子非常聪明，他们明白，未来与自己较量的对手，将是全球与日俱增的知识大军，其成员愿意“少拿钱，多做事”。大惊小怪者也许会将这种竞争谴责为“思维血汗工厂”。现实人士则将这种竞赛视为“脑力劳动的买方市场”。 宽带网络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将科学和工程研发过程外包的能力。创新的企业将无情地追逐“廉价智慧”，就像今天那些具有成本意识的跨国企业追求更廉价的制造和呼叫中心产能一样。试试用博士后的头衔到那个市场去拿高薪。知识不是力量；而是减价商品。 在这样的场景中，不存在全球科学家和工程师供应不足的问题。相反，更有可能出现高科技人力资本供过于求的局面。对美国和欧洲而言，增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毕业生的数量似乎是对经济绝境开出的政策处方。创造性的差异化----而非竞争性的冲突----才是真正的人力资本挑战。 欧洲遭遇的困难会比美国更多。欧盟（EU）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实际上做出了欧洲大学将实行标准化政策的承诺，而许多大学领导认为，这会降低学校的灵活性。同样地，在国外聘用一流的中国电气工程师比在本土解雇二流的法国理工学院毕业生更为容易的就业规定，也限制了创新。 当然，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是国家的财富。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苹果（Apple）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都是从大学辍学的人，证明全球科技领袖并不需要顶尖学位。那些高科技亿万富翁们雇佣着大批的博士。对于持续增长而言，科技教育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随着成本更为低廉的科技人才创造出更多创新机遇，将教育产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繁荣是很困难的。 对于大学而言，全球挑战与其说是关于“提高就业培训水平”，不如说是从根本上对“比较优势”进行反思。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表示，西方的比较优势“可能在于更好地利用那些曾在我们的学校上学，以及曾在我们的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希望与我们持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弗里曼和其他人指出，西方顶级大学有着绵密的校友网络，可加以有效利用，以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源。排名中游大学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被夹在赢得高薪工作的高学位人才和来自亚洲及南亚次大陆的低成本人才之间。他们的学校要么进行改革或整合，要么就会消失。因此我们可以预计，那些意在保持份额的西方大学急于出台各种创新。我们可以预计，一些大胆的学校可能会像伊梅尔特的通用电气或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日产汽车（Nissan）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以适应全球范围的服务对象。或许成功的校友会充当“商用”论文导师。也许化学工程和分子生物系将定期地召开交流会，以便从行业获得研究议题。 如果学术机构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睿智实现差异化，明天的哈佛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是否将面临与当今的通用汽车（GM）和福特（Ford）类似的命运呢？答案是肯定的。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平价商品化意味着，即使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必须更好地掌握关于供求关系的经济学规律。 本文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和瑞典皇家工学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员；曾经负责一项全球竞赛，要求博士学位攻读者描述其论文研究的潜在商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