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恩仇（十八）& 皇帝的新衣之东方摩登版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八）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西方出的某本毛传上说，毛访问莫斯科犯的错误，乃是没把周恩来带去，所以才会被斯大林晾在别墅里，等到他悟出这一错误，把周恩来召来，谈判便迅速开始了，云云。
这位同志写书时还未来得及看到解密档案，所以不了解毛的处境究竟有多卑微：叫不叫周去，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得由“大老板”说了算，此乃国际共运的点菜律。如果不是毛从苏联媒体中突然消失，让西方造出那么多谣来（据寒江月女士说，老美从来不造谣），而且英国准备和中国建交，则斯大林也不会同意改约签协定，周恩来也就不会被召到莫斯科去，那么，毛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回国，不但得继承４５年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且连一分钱的贷款都要不到。
观察那段历史的学者们常常忘记国际共运的特点乃是一神教。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有一个领袖，而全世界也就只能有一个领袖，该领袖同时也就是全知全能、绝不会错的上帝。对该上帝的指示，所有同志，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不明白这个原则，就绝对无法明白毛为何会对斯大林敬畏如神灵，连下级可以对上级提的要求、建议、希望都不敢直接提出来。
对毛而言，斯大林的魔咒特别有效。和嫡出们不同，他此前从未接触过斯大林，必然有因隔膜而产生的神秘感。而且，他本人在党内的地位乃是靠斯大林指定确立的。全靠大老板在抗战期间放了话，要大家承认毛的领袖地位，不要再争了，王明等人才最后死了心。此后，我党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就被他严密垄断起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交给他，再由他决定是否向政治局传达，爱传达多少全由他决定。就这样，靠把持了“上帝代言人”的位置，垄断了天廷传来的信息，他巧妙地狐假虎威，靠斯大林的权威击败了竞争者们。
如此运作，势必对毛本人产生一种“崇拜强化作用”，正如目睹自己焚烧的每道神符产生了移山倒海神力的巫师不能不崇拜请来的神道一般。这就是他为何对斯大林会怕成那个样子，连“献锦囊妙计”的“曲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术”都发明出来了。
其实，哪怕是升斗小民都知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市井道理，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方想到对自己不利的“选项”，岂还会像毛那样，明明希望把周召来签协定，却又在选项中列上相反建议，暗中指望父皇开恩，挑中自己属意的那个选项？既然你如此谦恭，主动为对方提出不利于自己的建议，斯大林当然再不会跟你客气。这本是你自己的建议，人家采纳了，你还怎么可以下来拿工作人员出气，指鸡骂狗作弃妇状？这种“谈判术”搞多了，你还让人怎么看得起？
最有趣的，还是毛发回中央的那份电报：“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那多余的一问，绝对只会出自生怕传错了命令的传令兵之口。
连市井小民都知道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管ＴＮＤ是不是签新约，既然对方松口，我就立即说，好，那我就立刻把周召来。等周来了，再把“你已经同意签新约”当成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强加到对方头上去。哪怕是误会也要坚持到底，充分利用。
此中暴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倒不是毛的智力还不如市井小民，而是他对西方的彻底隔膜，他根本不知道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明说而非暗示，而这正是我初到西方时尝过的苦头。
那时我导师对我一肚子意见，认为我这人阳奉阴违，明明同意了的事拖着不办。我觉得很委屈：我不是通过种种暗示告诉你我不同意那方案么？他大为吃惊，问我：芦笛，却原来，东方人嘴里的“咽死”和咱们不是一个意思？有时可以是“诺”？我笑笑说，是啊，是不是咽死，得看我怎么暗示的，你得自己去作结论。他大奇，问，你为何不直接表示反对？我说，按中国人的习惯，下级对上级不能直接说不，否则太不礼貌。他于是说，芦笛，听好了，你既然在罗马，就得按罗马人的规矩行事。以后你不同意就直接说出，这在我们这儿才算真正尊重对方，否则就是愚弄我。我大喜，说，是么？不瞒你说，我就喜欢直来直去，这罗马人的行事规矩，真是为我设计的阿。此后我便抬竹竿进城，一直抬到他受不了，和我几次闹得脸红脖子粗，气消了又到酒吧去买醉，当真痛快。
正因为毛是个土老冒，丝毫不懂西方那套，所以他才会使用《镜花缘》中“君子国”的讨价还价方式──亦即卖方专门往低处砍，指望买方能被他的高姿态感动，严守君子国的交易规矩，专门往高处砍。或许，这在他心目中乃是遵循了老子的教导：“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高明策略吧。
这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一以贯之的原则，他做滥好人可以做到让对方莫名其妙的程度。５０年代外蒙党魁访华，他居然向对方道歉，说过去中国侵略了他们，让对方莫名其妙：历史上从来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痛打汉族，哪有什么反过来的事？
前面已经介绍过，１月２日，莫洛托夫在偕同米高扬拜会毛时，曾表示同意另签新约。主子已经难得地松了口，在这种情况下，毛应该考虑如何提出能让对方接受的最有利于中国的方案才是。可他就是不肯放弃这种“高姿态”，更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他无限忠于莫斯科，不是中国的铁托。
１月２２日，他与斯大林再度会谈。斯大林征询毛对中长铁路协定的建议，毛竟然说：“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斯大林马上跟进：“这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毛慷慨地答道：“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还特地提到废除旅顺口协定可能会牵涉到雅尔塔协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雅尔塔协定乃是斯大林用来搪塞中国的借口，也只有毛那种对斯大林外交毫不熟悉的人才会买账。事实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之毫无影响，后来苏日签订和约，日方完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承认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永久割让给苏联，根本也就没利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翻案。就连日本爱国贼林思云辈，至今似乎也没有传达过他的右派老师们对此问题发布的圣旨。
对此赤胆忠心，斯大林当然极度满意，不过他还要装出不计后果的悲壮模样来糊弄老毛，说：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让美国人见鬼去吧！
这就是毛和斯大林的本质差别：斯大林不但是第一流的帝国主义战略家，而且是出色的帝国主义强权外交家。由他主导的苏联对外谈判，还从来没有签订过对苏联不利的条约，苏联往往能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而毛根本就没有任何折冲樽俎的外交能力，由他主导的对外条约几乎无一不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
所以，如果周恩来不去，则新签的条约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政府肯定旧约的法律原则，顶多只在枝节上做点修改而已。
这当然不光是因为毛没有周的丰富的谈判经验，更是两人的经历决定的心理差异决定的。周不是毛那种来历不明的“庶出”，早在２０、３０年代就是斯大林指定的党魁，又多次去过莫斯科，和斯大林打过多次交道。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毛那种特殊的心理疾患，第一不用向斯大林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第二不必怕斯大林怕到连下级对上级可以提的要求都不敢提。
毛后来将周恩来的谈判策略总结为：“１９５０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
他这是贪天功为己有。他吵什么吵？和谁吵？记录在哪里？他不过是在别墅里指鸡骂狗，骂了几次苏方联络人员罢了，有那胆子和大老板干么？档案记录里只有他高姿态地表态要为苏联利益着想，担心违反雅尔塔协定会造成对苏联的不良后果的种种效忠输诚。
不过，他这里说的倒确实是周恩来使用的策略，那就是，你提出来的我不同意就要争，实在没办法，也就只好接受。此乃典型的西方下级对上级的作派，毛那土老冒根本就不懂。
周恩来到后立即和苏方举行谈判，他的策略还是刘与毛用过的那个，向斯大林反应中国国内舆论和民意，以此施加压力。在和苏方第二次会谈中，他根据刘少奇指示，提出三条毛从来没敢提出的要求：第一条是指出中长铁路在历史上有过６次波折，委婉指出苏联对该铁路产权的主张缺乏依据。第二条是无论苏联何时与日本签订和约，三年后都该归还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第三条是被苏联“代管”和“租借”的大连企业应由中方接收。最妙的是，他指出，做到这些，其实对中苏友谊有利，换言之，也就是符合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
这三条完全突破了苏方预定的方案，引起对方不满，但斯大林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中方请求。周恩来立即跟进，主持起草了《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提交对方讨论。这可不再是毛泽东的“锦囊妙计”，而是明确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交还给中国政府，并敲死了履行上述协定的时限。
最能体现周恩来“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的谈判原则的，乃是苏方在接受了上述协定的中方草案之后，附加了三个条件：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芦注，从苏联本部到远东海参威一带，最近的路就是穿过东北的满州里－绥芬河线，这就是为何老毛子要建中东铁路，而且在放弃对该线的占有后还要加上这么一条）。
周恩来没有直接反对，只是把对等条款加了进去，于是在交回给苏方的复案中便多出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苏方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认为中国从东北取道苏联运兵到新疆去兜的圈子更大，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那其实是反对苏军沿中长线满州里－绥芬河自由调动部队的反提案。周恩来说，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中国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去苏联境内运兵，加上这条不过是为了坚持平等原则罢了。终因苏方强烈反对，周不得不同意对方要求。
但他这努力却给苏联上了一课，其实是告诉他们，中共虽然是苏共的下属，但中国不是苏联的部下。把帝国主义那套使出来对一个落后国家，乃是违反列宁主义教导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周算是我党内少有的清醒者，能把“党交”和“邦交”分开。
周的这一课没有白上。苏联后来提出个协定，规定新疆和东北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中方也没有反对，但毛子后来想想，又拿回去主动加上了一条，规定邻近中国东北和新疆的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也不许第三国势力介入。由此判断，他们确实从周那儿学会了平等待人的一课。
周恩来主持的艰难谈判终于收到了有限成果。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三天后，中苏两国报纸上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正式宣布中苏两国达成了一项条约和两项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满足了毛“要找个帮手”的要求，宣告两国结成军事互助同盟，“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关于外蒙问题，双方政府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中国政府给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外蒙古人民已经公投自决独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来电祝贺，而中国政府曾回电表示感谢。比起旧约来，它算是一个退步──国府在同意独立时还加了个“公投”的但书，而我党直接就承认了外蒙独立。
后来中共曾想抵赖这一责任，毛接见外宾时就曾说，同意外蒙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干的事。他很方便地忘记了两个历史事实：第一，中共政府成立之初就宣布不承认国民政府订立的一切对外条约。第二，中共政府当初发布确认外蒙独立的公告说的理由可不是这个。
关于中长铁路（亦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旅大的遗留问题，我党倒确实为国家争回了权益，基本上废除了旧约的不平等规定。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宣布，苏联将于1952年底以前把两国共同管理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军也将于1952年底以前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该地区的一切设备有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还将于1950年内与中方组成联合委员会，完成向中国政府移交所有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的工作，大连的行政亦完全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则宣布苏联将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低息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虽然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那贷款有相当部分其实是以归还苏军抢去的东北财产折算的，但这对当时贫困的中国毕竟是很大的帮助。当然，这和老蒋从老美那儿弄来的无偿援助不堪一比，但苏联毕竟是饱受战祸的穷国，比不得老美那金元帝国，怪只怪我党有眼无珠，抱错了粗腿。
其他协定则向苏联赋予了旧约没有规定的新特权。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必须向第三国关闭新疆和东北地区就是一例。有趣的是，中方想公布这协定，而苏联却作贼心虚，坚决反对。我党毕竟还太幼稚，觉得那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老大哥毕竟明白：这协定一旦公布，等于向全世界承认东北和新疆乃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当时老美正在造谣中共已经把两地区割让给了苏联，岂能再火上加油？
另一个有争议的协定乃是中苏合营公司，亦即中苏之间“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的股份对半，净利平分。这是否算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国内学者至今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因为那计划最初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并非苏联强加给中国。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当时资金短缺，要振兴经济，必须靠苏联资金支持。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苏合营公司乃是斯大林早就在４６年向国府提出的主张，当时曾经被世界舆论广泛抨击，指为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苏联政府曾公开辩解说，他们之所以想在东北办合营公司，不是从经济着眼，而是为了远东的国防。因此，说到底，这还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能对新疆的矿产资源具有一半控股权，当然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绝不止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能不看成是斯大林建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大重要努力。至于这建议到底是何方提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卖国并不一定都是被动的，中共有别于前任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喜欢主动卖国。更何况协定还规定苏方在一定时期内垄断中国剩余工业原料出口，这就绝对只能视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了。因此，我个人认为，那的确是苏联通过条约形式获取的在中国的新的政治经济特权。
于此，毛泽东总算弄到了“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迫使斯大林作出了他原来根本不敢指望的让步，可以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可有趣的是，这条约其实并没有增进中苏友好，反倒让双方都觉得吃了亏。据国内学者披露：
【据一个所谓知情者的回忆，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
林在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争夺中国的战
斗远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抱怨说，毛泽东在谈判中对苏联援
助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苏联负担的能力，因此，只要毛泽东继续觊觎
苏联资源，苏联就没有国家安全。斯大林建议，阻止毛泽东的方法
之一是在新疆、内蒙古、特别是东北造成独立国家，在中苏间起缓
冲作用。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档案史料的印证，但是中苏同盟条
约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苏联党内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疑
惧。】
因为没有给出来源，这话当然靠不住。不过我觉得，此话非常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思路。而且苏方确实是觉得吃了大亏。在谈判苏联在中国境内自由运兵问题时，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就就将这种情绪流露无余：
“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不难看出，对失去他们抢走的中长铁路和旅大，苏联人如同剜却心头肉一般地痛苦。连市井小民都知道，如果partners一方自觉吃亏太大，则那关系绝对不会长久。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引斯大林的话似乎相当可信。
中国方面的酸楚就更不用说了。有趣的是，毛是逐渐回味过来的。斯大林还在世时，他纵然不痛快，也绝对不敢怀疑上帝会对阶级弟兄搞帝国主义那一套。但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彻底颠覆了教民们对上帝的崇拜之后，他就必然要回味过来，悟出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政策实质。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发泄了自己的痛恨。
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对波兰党魁哥穆尔卡谈及当年谈判中苏条约时说：“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
1958年7月22日他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承认：“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这里，他明确使用了“势力范围”这个帝国主义专用术语，说明他确实把苏联看成了帝国主义。
于是，毛访问苏联的不愉快遭遇便化作了深重的“伪民族主义情结”。说它是“伪民族主义”，乃是因为他并不承认民族主义，只是发现了苏联人违反了列宁主义，搞帝国主义那套而已。所以，究其本质，这仍然是列宁主义的反帝原则。那并不能教会他从此在外交中捍卫国家利益，只会使得他更加坚定地维护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避免对落后国家搞这一套，更加热情地向落后国家“主动卖国”罢了。
不仅如此，这伪民族主义情结的形成，使毛从此养成了对帝国主义作风的超敏感与过度反应，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正是这一情结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最后破裂。





皇帝的新衣之东方摩登版

芦笛

“万岁万岁万万岁！”
呼声惊天动地地传来，前面的人群纷纷跪下去，如同田里的谷子被一排排割倒，五体投地，屁股却高高撅起。
老直头随着大众跪了下去，学着旁人的榜样，将身躯折成“之”字形，额头抵在地上。但他旋即发现，身体折成这个样子，再要像大家那样呼喊口号，根本就不可能。这种新式瑜迦实在超出了他躯体的塑性。
他只得抬起身子来，跪坐在双脚上，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了走过来的皇上，顿时张大了嘴。
皇上精光着沟子，一丝不挂，阳光下，冒着油汗的身躯黑黝黝的。身上的肥肉东一束西一簇地冒出来，两个巨大的乳房搭拉下来，随着步态向左右有节奏地摇晃，与之鼎足而三的是那傲然屹立的肚子，看上去跟身怀六甲的妇人也差不多。
这是皇后吧？老直头想，哪儿像个男人呢？明知不妥，他仍然情不自禁地往下瞄了瞄。横空出世的庞大的肚腩皮之下，隐隐绰绰地似乎有点东西，又似乎没有。看来要查明真相，还得先用龙门吊把那肚子吊起来，才能看个明白。那一瞬间，老直想起了孙猴子跳进水帘洞去的故事。圣上那伟大的肚子，似乎也就是挂在洞门前的瀑布。
他就那么呆呆地望着那“瀑布”，直到皇上傲然走了过去，向老直显示了混沌一片的背影。如果说皇上的前面还有点波澜起伏，后面则是肉的混沌之海，什么都给溶进了发酵粉中。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口号再度山呼海啸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依旧是额头抵地的新式瑜迦。老直却迷茫地呆看着前方，不言不动，仿佛中了邪。
皇上终于回宫去了，折成曲尺的身躯们错落有致地先后回复原状，仿佛打开了一半的水果刀终于全部打开了。原来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现在变成了兴奋的议论声：
“你见到了伟大领袖么？我好幸福阿！我看得最清楚！……”
“我看得才最清楚，谁也没我看得那么清楚！伟大领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躯魁梧，那身威武雄壮的绿军装有多合身！……”
“得，露怯了吧？你根本就没看见！伟大领袖根本就没穿军装！他老人家穿的是银灰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慈祥！”
“你胡说什么牙？明明是军装，怎么变成中山装了？”
“你才胡说！是中山装！你看到哪儿去了！”
恍惚之间，老直觉得有人在使劲摇晃他，他从迷惘的思绪中醒了过来，依稀看见两张急切的脸：
“直哥快说：圣上穿的到底是军装还是中山装？”
“肚子……”老直喃喃道。
“什么？”
“奶子……”
“你说什么？”
“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老直迷惘地自言自语，“怪不得从没见过他老人家长胡子的照片……”
“你说什么？！你看见什么了？”
“我说……，我说，嗯，我什么都没看见，全怪那水帘洞门前的水帘子……”
“什么水帘洞？你别是中了邪吧？咱们是问你，皇上到底穿的是军装还是中山装！”
“什么军装中山装？他什么都没穿阿，就跟刚生下来的孩子一样，精赤条条……不，不像孩子，哪家的孩子会有那么大的奶子和肚子？……”
等到老直醒过来，已经是半夜的事了，他发现自己在地上躺着，透过疼痛肿胀的眼睑困难地看出去，四周环绕着里三层外三层穷凶极恶的脸：
“说！你哪来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硬要造谣诽谤，恶毒诬蔑，胡说他老人家什么都没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