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死[转]

批评之死[转]


作者：王乾荣 来源：文汇报


故事发生于1937年。

著名作家和学者梁宗岱，在第36期《宇宙风》杂志上写了篇文章——《从滥用名词说起》。他批评的对象之一，可是大名鼎鼎的美学家朱光潜。朱有名著《文艺心理学》，其中谈到贝多芬的《月光曲》时，将“奏鸣乐”与“交响乐”相提并论，而且形容这曲子“温柔委婉，如怨如诉”。梁据此道，将两种不同之“乐”并列，本已失当，而《月光曲》写的更是“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夜”，所以朱先生“温柔”之说，显属“望文生义”。

梁先生还批评了名作家李健吾，说李在《咀华集》中，把何其芳的《岩》比喻为“一段生风尼(即交响乐)”，李还说何其芳的《花环》比卞之琳的诗“更其纯粹，更是诗的，更其近于19世纪的初叶”，均欠妥当。梁认为，《岩》是一篇“精致亲切的散文”，不妨比喻为一首小曲，怎会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呢！至于“更纯粹”、“更是诗”，则令人难以理解，而“19世纪初叶”所指，更是抽象含糊，叫人不明所以。

梁先生此举之性质，大概相当于现今令某些人厌恶的“咬文嚼字”吧。被批评者是怎样应对的呢？

朱光潜先生默认了梁的批评，没有答复，只是在见到梁的时候，开玩笑说：“滥用名词的始作俑者是你。”因为是玩笑，所以他也举不出梁“始作俑”的例子。两人哈哈一笑了事。

李健吾却有点“较真”。他写了《读<从滥用名词说起>》一文，发表于《大公报》。他首先承认，“生风尼(交响乐)”属于滥用，而“19世纪的初叶”之表述，“也许有语病，也许措辞不当”；其次，他才为自己声辩，并对李予以反击。辩白是，语病和不当并非滥用；反击是，梁说何其芳作品“受英法世纪末作家影响”，在何本人没有说“受影响”以前，你轻易使用“影响”一词，即便不算滥用，也属“冒用”。梁宗岱则又写《<从滥用名词说起>的余波》一文，与李健吾商榷，文中还涉及梁实秋、巴金等著名作家的“滥用”错误，梁和巴均有很好答复。

这番论争，总的说属于探讨性质，双方基本上心平气和，即使难免用词尖锐，也没有剑拔弩张，人身攻击。名人间咬文嚼字，小事一段，但也关乎学问、学风和文风，即使意见一时不能达于一致，探讨对双方总会有所裨益，可传为佳话。鲁迅说章士钊将“每下愈况”说成“每况愈下”，是弄错了成语；章好像没有答复，现在咱们仍然多用“每况愈下”。这也算一例。

每读到那个年月文人雅士们“咬文嚼字”趣事，我就不免联系到现在的当红文人。今之风云文人，脾气似乎特别之大，老虎屁股摸不得，最突出表现，便是听不得一丝批评。

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大文，作者是名家，我姑且隐去其名而单说其事。他另有高论，说那些爱批评别人文章错误之无良之辈，总是“乘兴而来，背兴而去”，讨个没趣，因为，“凡伟大作家，如福楼拜，根本不在乎什么行文错误，也不在乎什么批评，正因此，他们才写出了伟大著作”。这下子，我算彻底服了。

哎呀呀，你还想当“梁宗岱”？如今之“梁宗岱”，竟是那么龌龊鄙俗猥琐，已经被名家妖魔化得不像样子了。当然，现在也几乎没有了“朱光潜”和“李健吾”。所以，批评死了，只有“伟大著作”盛行和相互吹捧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