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书店里zt

在旧书店里

日期：2006-09-04
作者：赵川
来源：文汇报


我是“上海书店的子弟”，妈有时这样说，后头可能还跟一句，“这些小孩不管书读得怎样，一般知识面都挺广的。”妈从出版学校毕业，一直到退休，几十年就是上海书店的职工。上海书店是一家连锁式旧书店，上世纪50年代由一些私营旧书店、旧书摊合并而成，曾经叫上海旧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等一起，属上海图书公司，这要是细回顾则可以是另一篇文章。全国性的“新华书店”是毛泽东题写的店名，上海的“上海书店”牌子上是鲁迅的字。那时，70、80年代之交，新华书店卖新书，上海书店买卖旧书，上海好像就这两家大书店。我妈关于书店子弟的话，没有特别的调查研究，或是出于她对自己工作环境的自豪。当然，她的说法适用于我，不管书读得怎样，近水楼台，少年时代真看得不少闲书。

那时的上海书店，不同于其他商店，旧书一本本摆在那里，早就是开架经营，读者可以自由拿取。书店里的职工称顾客为“读者”，该是旧风。熟识的老顾客，一般也不按那时习惯叫店员“同志”、“师傅”或“营业员”，而称“张老师”、“王老师”，颇像在文化机关里。旧书店里走进去，书架旁总有许多读者站着看书，一站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也有带了水和干粮来站的。店里的老师们对此当然不喜欢，这影响他们的工作，但这种读者总不见少。有些熟面孔，从少年站成青年，从中年看到晚年。

我是书店子弟，不用站了看。少年时代，很多寒暑假日子，一整天一整天的，是在上海书店的收购处度过。妈在那里上班。旧书店的收购处，什么书都会有，一堆堆地在凳子椅子桌子架子和地上，等标完价，就送去门市部。书是按书后标价，按内容和成色，低折扣收进，再加几个折扣销售。收购处的书不像图书馆里能按需查阅，那里正收进来啥书，可遇不可求。那样跑去读书，有点不知是你选择了那书，还是那书撞上了你。当年“文革”结束不久，不少人家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就有许多书。或者原来的主人已垂垂老矣，经历变迁，或别有选择，不少书被拿来旧书店收购处。我妈管科技类，常受些老中医之托，碰到有谁卖出版本稀有的旧医书，就留下通知他们来看。

我在那里翻阅，看到喜欢的，或借，或让妈的同事标得便宜些，拿到门市部去买了回家。借过《神曲》，买过《浮士德》，还有孙子、鲁迅、尼采、罗素、梵高传记等五花八门的书，太多，都记不清了。初中时，我在收购处第一次看到现代意味的西方小说，是《海明威短篇小说集》，一时弄不明白，“小说”怎可以写成这样。过几年，看一套十来本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再看到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小说被介绍进来时，对于国外的现当代小说，已经读得如痴如醉了。为什么看的多是些西方翻译的书？这大概和80年代初，向往启蒙、向往学习西方文明的社会气氛有关。管文艺类书的老职工单目失明，店里人有时称陈老师，有时直接叫他“一只眼”。我已开始学画，于是常在他那些书前转悠，找画册、字帖，或外国小说。我在那里一天看到晚，中午跟妈去食堂吃饭，午饭后看店里的老师们各自歪倒午睡。“一只眼”时常头枕书堆，脸上盖本杂志，身子横躺在一条长凳上，发出鼾声。傍晚我和妈一起下班。记得有次回家路上，她去路过的市场买菜，我推了她的自行车，一时走散了。那时还没学骑车，只能推了车从淮海路附近走回虹口的家。脑子里胡乱地想着，大概是因为白天在书中看了杰克·伦敦在雪地里挣扎的孤独故事。

我在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后两年，妈调去总店发行部门。再去看书时，图书种类就没有收购处那种庞杂。架子上是他们影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于是我又在那里，一天天囫囵吞枣地翻看五四那代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

不是说书店的功能，对我来说，就应该像少年时代遭遇的那样。做了书店子弟，那是奢侈。但除了让我进入过那些书中世界，我想，旧书店潜移默化带给我的，是对旧学识和文化积淀的亲近。一本有意思的著述，是一段学养的刻画，也是一个时代里一种心境的凝结。它不该在时代的变迁中，如此无情地被浪费、磨灭。有意思的没读过的书，旧书亦是新书。旧书店做的是资源再利用。现在的书店里，庞大的出书品种，种种策划和推广伎俩，它们顺应了发展主义促进消费的需求，快速地炮制图书，又迅速地更新淘汰。设计新颖、包装美丽的书不错，但和内容的质地却不一定相关。商业发达起来，追逐利益，主流意识已把朴素推去一边，成为不合时宜的边缘想法。

2000年我从外地回到上海，上海书店各区的店面已经转租他用。福州路上三层高的总店，卖旧书的只占一小角，多数店面在卖音像出版物和打折的新书。以前有规模的旧书经营系统已经消亡。当年上海书店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现在或称品牌效应，已经没有了。在上海西南一角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一家由以前上海书店退休职工开的旧书店。他们中的几个，是妈的老同事。他们还像以前，以不同的折扣收进旧书，然后标价，上架。他们的店名叫“新文化”。主事的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他1949年前开一家小书店，主要卖英文书。他讲用那个店名，是因为自己那代人，是从新文化运动里成长起来。这话听了不免要让人唏嘘，对于中国大陆，新文化运动是民国故事，岁月如流，那我又是或将是从哪个文化时代成长起来？

老先生随手推荐我一本书，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周遐寿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讲这个周遐寿就是周作人，50年代初允许以别名发表点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老先生说以后有啥版本方面的问题，尽可以去找他。旧书店的老职工不少人精通版本。那本书买回家，细翻，原价七角，书上有几个戳印。一是“国营上海第一丝织厂/读者注意事项……”没注年月，但用的是繁体字。估计盖上去时，书还是新书。还有一个戳印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藏书”，上有“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的日期。这时“文革”刚结束，出版社想必是通过啥渠道得到这本旧书。书的封面封底已用牛皮纸糊了加固，看不到本来面目。背后有以前上海书店的标价，四角五分。这当然不是我在新文化买来的价钱。但它是怎样来到新文化？这里不涉及版本，倒有点像在索隐。从“周遐寿”到书上的那些戳印，从这本别人看过的书里，追索出的是一层层时代留下的暗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