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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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布莱希特 -- 德国作家： Bertolt Brecht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07-01-12
作者：袁志英
去年是梅兰芳、斯坦尼、布莱希特三位戏剧大师之一的布莱希特逝世五十周年，在德国又掀起了一轮布氏热。这位二十世纪德国诗人（德国将写有伟大文学作品的人一律称为诗人）中最受争议的人物，重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有人对他坚决拒绝，有人对他赞赏有加。
之所以如此，还得话说从头。布莱希特经历了威廉时代、魏玛共和国时代、第三帝国时代、民主德国时代。他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旋即为汹汹而来的纳粹所打断，这同时意味着他在德国的文学生涯的终结。1948年布氏从美国流亡归来，东部竭力争取他，后来定居于民主德国。为此遭到了西德一些人的攻击。
杨·克诺普夫是卡尔斯鲁厄大学布莱希特研究中心主任，他研究了布莱希特尚未使用过的遗稿，维克多·科恩有关布氏材料的汇编，再加上瑞士有关档案的披露，从而描绘出布氏留驻柏林的路线图：布氏本想定居瑞士，可他的居留延长申请没有得到瑞士官方批准。于是便想借萨尔茨堡音乐节来萨市，转而定居奥地利，此计划一经披露，资产阶级的媒体便猛烈开火，对他加以阻拦。就是在此种景况下，他来到柏林，那时德国还没有分为两个国家，柏林还没有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而这里有德国最著名的剧院。由此看来，最后定居东德，并非其初衷，而是因缘际会的结果。
有关布莱希特如何对待女人的传闻这次重又响起：说他利用、役使、甚至虐待他的女性助手，瑞士的日尔曼学者克劳斯·菲尔克尔在他的《布莱希特传》中断言：“他经常变换女友，就像换洗衬衫一样。”但是又有人说，所有这些说法到头来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布氏最怕寂寞，他需要他人在自己身旁，从此种意义上也可说他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了他人，而他人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利用，仅此而已。
还有人说他是剽窃者，他用以写作的题材大多来自他人的作品，或者说只是个改编者而已。他的另一个传记作者约翰·费基认定：《三分钱歌剧》中布氏创作的部分只占整个作品的百分之五。有人反驳说，他的很多作品的确来自改编，比如说《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是根据一则芬兰民间故事创作的，《公社的日子》改编自挪威作家格里格的剧本《失败》，《大胆妈妈他的孩子们》脱胎于德国17世纪作家格里美豪森的《女骗子和流浪者妈妈》，《高加索灰阑记》则是根据中国元杂剧作家李潜夫的公案戏《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撰写的。……但他是“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庸为神奇”，“反其意而用之”；是画龙点睛，是点石成金。即便是百分之五，那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是不可估量。在笔者看来，这哪里是改编，而是进行革命的改造。就拿李潜夫的戏来说吧，包公最后将孩子断给了亲生母亲；而在《高加索灰阑记》中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个母亲有权要孩子，而是孩子有权选择一个更好母亲的问题。它寓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原则是：“一切归属于善待它的人”。前些日曾看到一则报道：10岁女孩要和继母一起生活；“闵行区法院驳回生母对10岁女孩的抚养要求”。这真是活生生演出了《高加索灰阑记》的当今版。
布氏立意“写真”，这个“真”是真实的真，真理的真，真相的真。在他看来，欲达此目的，需要具备五个条件：勇气、聪慧、艺术、判断和计谋。他在东德常和有关的文化官员发生冲突；尽管官方给了他种种荣誉，并将柏林最好的剧院提供给他的剧团，他还总是有“一人向隅”之感。为实现其艺术理想，他常常使尽上述解数，有时到头来仍是徒劳无功。比如说，布莱希特曾有一个将《大胆妈妈》拍摄成电影的计划，并请来了曾执导《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著名导演沃尔夫冈·施陶特（1906-1984）来导演该片，结果没被批准；他还想上演《公社的日子》，当局还是没开绿灯；由鲍尔·德骚（1894-1979）谱曲的歌剧《对卢库鲁斯（古罗马统帅）的审判》倒是上演了，可受到激烈的批判；早在1930年就上演过的教育剧《措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东德当局不喜欢布氏那种喜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风格，并对其所谓的失败主义表示不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柏林正处于冷战的前沿，一心想成为独立艺术家的布莱希特常常是左右为难，动辄得咎。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因供应匮乏、生产定额不适当的提高而发生群众骚乱，苏联出兵镇压。布莱希特写信给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明确批评对该事件的处理方法；同时还对乌布利希表示敬意。该信引起轩然大波，东方怪他提出批评，西方说他向“山羊胡子”（指乌布利希）献媚。
布莱希特本身有不少矛盾之处，诸多外来的矛盾点也集中到他的身上。但他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歇过。当年他对民主德国的“指令性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现实的社会主义”颇多意见，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持久的。可他又说，指令性的社会主义也要胜过资本主义。他确信资本主义的文明将被一场“地震”所吞没。
他建立起叙事剧理论，亦即“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理论。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诉诸人的感情，借助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以来涤荡和净化观众的灵魂。而布氏则诉诸人的理性，将司空见惯的事物“陌生化”，以引起观众理性的思考，激起他们改造现实的愿望和兴趣。他的戏剧理论借鉴中国戏曲，特别是中国京剧颇多。他还借鉴中国古诗，创造了一种无韵抒情诗。他所领导的“柏林剧团”曾改编上演过中国话剧《粮食》。在他的卧室里曾挂有一幅中国画，该画画的似浓须虬髯的钟馗，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双目圆睁，满脸愤恨之情。且题有四句诗：“湛湛空灵地，空空广大缘，百千妖孽类，统入静中看。”布氏在这里将“钟馗”改造为一个“怀疑者”，似乎在静观着他的工作和人生。
1956年2月10日，当他58岁生日之际，他在米兰碰见他的老友莱泽尔，说起了死：“我知道，死是很容易的事。”半年之后，这位诗人便死于心肌梗塞。按照其生前愿望，死后被葬在古老的胡格诺公墓。生前，他经常在韶瑟大街的住所眺望这所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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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布莱希特 -- 德国作家： Bertolt Brecht
说不完的布莱希特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07-01-12
作者：袁志英
去年是梅兰芳、斯坦尼、布莱希特三位戏剧大师之一的布莱希特逝世五十周年，在德国又掀起了一轮布氏热。这位二十世纪德国诗人（德国将写有伟大文学作品的人一律称为诗人）中最受争议的人物，重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有人对他坚决拒绝，有人对他赞赏有加。
之所以如此，还得话说从头。布莱希特经历了威廉时代、魏玛共和国时代、第三帝国时代、民主德国时代。他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旋即为汹汹而来的纳粹所打断，这同时意味着他在德国的文学生涯的终结。1948年布氏从美国流亡归来，东部竭力争取他，后来定居于民主德国。为此遭到了西德一些人的攻击。
杨·克诺普夫是卡尔斯鲁厄大学布莱希特研究中心主任，他研究了布莱希特尚未使用过的遗稿，维克多·科恩有关布氏材料的汇编，再加上瑞士有关档案的披露，从而描绘出布氏留驻柏林的路线图：布氏本想定居瑞士，可他的居留延长申请没有得到瑞士官方批准。于是便想借萨尔茨堡音乐节来萨市，转而定居奥地利，此计划一经披露，资产阶级的媒体便猛烈开火，对他加以阻拦。就是在此种景况下，他来到柏林，那时德国还没有分为两个国家，柏林还没有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而这里有德国最著名的剧院。由此看来，最后定居东德，并非其初衷，而是因缘际会的结果。
有关布莱希特如何对待女人的传闻这次重又响起：说他利用、役使、甚至虐待他的女性助手，瑞士的日尔曼学者克劳斯·菲尔克尔在他的《布莱希特传》中断言：“他经常变换女友，就像换洗衬衫一样。”但是又有人说，所有这些说法到头来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布氏最怕寂寞，他需要他人在自己身旁，从此种意义上也可说他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了他人，而他人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利用，仅此而已。
还有人说他是剽窃者，他用以写作的题材大多来自他人的作品，或者说只是个改编者而已。他的另一个传记作者约翰·费基认定：《三分钱歌剧》中布氏创作的部分只占整个作品的百分之五。有人反驳说，他的很多作品的确来自改编，比如说《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是根据一则芬兰民间故事创作的，《公社的日子》改编自挪威作家格里格的剧本《失败》，《大胆妈妈他的孩子们》脱胎于德国17世纪作家格里美豪森的《女骗子和流浪者妈妈》，《高加索灰阑记》则是根据中国元杂剧作家李潜夫的公案戏《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撰写的。……但他是“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庸为神奇”，“反其意而用之”；是画龙点睛，是点石成金。即便是百分之五，那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是不可估量。在笔者看来，这哪里是改编，而是进行革命的改造。就拿李潜夫的戏来说吧，包公最后将孩子断给了亲生母亲；而在《高加索灰阑记》中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个母亲有权要孩子，而是孩子有权选择一个更好母亲的问题。它寓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原则是：“一切归属于善待它的人”。前些日曾看到一则报道：10岁女孩要和继母一起生活；“闵行区法院驳回生母对10岁女孩的抚养要求”。这真是活生生演出了《高加索灰阑记》的当今版。
布氏立意“写真”，这个“真”是真实的真，真理的真，真相的真。在他看来，欲达此目的，需要具备五个条件：勇气、聪慧、艺术、判断和计谋。他在东德常和有关的文化官员发生冲突；尽管官方给了他种种荣誉，并将柏林最好的剧院提供给他的剧团，他还总是有“一人向隅”之感。为实现其艺术理想，他常常使尽上述解数，有时到头来仍是徒劳无功。比如说，布莱希特曾有一个将《大胆妈妈》拍摄成电影的计划，并请来了曾执导《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著名导演沃尔夫冈·施陶特（1906-1984）来导演该片，结果没被批准；他还想上演《公社的日子》，当局还是没开绿灯；由鲍尔·德骚（1894-1979）谱曲的歌剧《对卢库鲁斯（古罗马统帅）的审判》倒是上演了，可受到激烈的批判；早在1930年就上演过的教育剧《措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东德当局不喜欢布氏那种喜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风格，并对其所谓的失败主义表示不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柏林正处于冷战的前沿，一心想成为独立艺术家的布莱希特常常是左右为难，动辄得咎。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因供应匮乏、生产定额不适当的提高而发生群众骚乱，苏联出兵镇压。布莱希特写信给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明确批评对该事件的处理方法；同时还对乌布利希表示敬意。该信引起轩然大波，东方怪他提出批评，西方说他向“山羊胡子”（指乌布利希）献媚。
布莱希特本身有不少矛盾之处，诸多外来的矛盾点也集中到他的身上。但他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歇过。当年他对民主德国的“指令性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现实的社会主义”颇多意见，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持久的。可他又说，指令性的社会主义也要胜过资本主义。他确信资本主义的文明将被一场“地震”所吞没。
他建立起叙事剧理论，亦即“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理论。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诉诸人的感情，借助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以来涤荡和净化观众的灵魂。而布氏则诉诸人的理性，将司空见惯的事物“陌生化”，以引起观众理性的思考，激起他们改造现实的愿望和兴趣。他的戏剧理论借鉴中国戏曲，特别是中国京剧颇多。他还借鉴中国古诗，创造了一种无韵抒情诗。他所领导的“柏林剧团”曾改编上演过中国话剧《粮食》。在他的卧室里曾挂有一幅中国画，该画画的似浓须虬髯的钟馗，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双目圆睁，满脸愤恨之情。且题有四句诗：“湛湛空灵地，空空广大缘，百千妖孽类，统入静中看。”布氏在这里将“钟馗”改造为一个“怀疑者”，似乎在静观着他的工作和人生。
1956年2月10日，当他58岁生日之际，他在米兰碰见他的老友莱泽尔，说起了死：“我知道，死是很容易的事。”半年之后，这位诗人便死于心肌梗塞。按照其生前愿望，死后被葬在古老的胡格诺公墓。生前，他经常在韶瑟大街的住所眺望这所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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