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两种浮夸都要反（本文写给年轻人和某些革过命的老糊涂们）
[ 原创 ] [2007-02-03 14:36:11 | 端阳生 ]
把好事情夸大是一种浮夸，把坏事情夸大也是一种浮夸，两种浮夸都不是好东西，因而都要反对，都要批驳。
48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浮夸风，就是把好事——大生产、高效率夸张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其原因是好大喜功、官僚主义作怪。幸亏有毛泽东老人家写给全国农村基层干部的四封《党内通信》和他老人家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以及首都七千人大会，才把那股邪风扑灭。代价是惨重的。毛泽东老人家去世后，又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浮夸之风，和上次的浮夸所不同的是，把坏事——失误、过错、损失夸张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其目的我不敢杜撰，其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妖化毛泽东、丑化新中国，最终消化共产党。我出此言有据呼？有：
一曰：“中国是个检讨大国”，除“自认为永远对的领袖”毛泽东一个人外，人人都得学会写检讨书。写过检讨书的人“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充分反映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详见2001年12月26日《作家文摘》第509期沙叶新的《中国的“检讨”文化》）
二曰：“文革”“10年间，全国上下受到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不幸”，应当把这个数字（1/9）编到《现代汉语词典》中，让中国人世世代代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详见2003年1月28日《法制日报》李启咏先生的文章《词典编纂不应回避惨痛历史》）
三曰：“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多见不怪无需举例）
四曰：“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蓄意制造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详见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著作《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
以上罪案四卷，吓得有些年轻人不敢加入共产党，骂得有些老共产党员在公共场所抬不起头来。端阳生忍无可忍，今天要抡起板斧动真格的，针对上述四项指控，予以一一批驳。
驳文（一） “检讨大国”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沙叶新先生在2001年《随笔》第六期发表的《中国的“检讨”文化》，因其命题奇特，言词尖酸，又被作家文摘报二次传播，不允读者忙中忽略。
据沙叶新先生统计(或曰估计)，从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起(未写何时止)，“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
在这个“检讨大国”里，都是些什么人作检讨呢？沙先生写到：“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为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从以上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在沙先生看来，新中国从其诞生起，全国人民就生活在如他所描绘的“风雨如晦”、“万马齐喑”、“洗脑剖心”、“认罪服罪”、“彼此恶斗”、“互相残杀”的“痛苦”和“厄运”之中，只有“自认永远对的领袖”除外。显而易见，制造这个“检讨大国”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至今还被大多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海外华人所尊敬并引以自豪的伟大民族英雄毛泽东了。
毛泽东是“自认永远对的领袖”吗？且不说很久很远的时期，就是在他的晚年也不是没作过检讨。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比上月球、到火星去安家落户还要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探索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毛泽东就是探索者们的领头人。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误和灾难性后果，他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就作过这样的检讨：“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许多事我都要负责。”就此错误，在1962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公开检讨。关于“文革”的错误，他生前虽然尚未完全认识，但已认识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错误的。为此他及时提出保护与解放老干部，反对闹派性，批判唯成分论。当发现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利用他的错误欲夺取国家最高权力时，他立马当先，揭发批判，使这个后来演变为反革命的集团陷于困境。当他发现“王、张、江、姚”利用他的错误，公开与周总理等人对抗并搞阴谋时，他又一马当先指出：在党中央有个“四人帮”，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毛泽东公正无私的决断，为减少“文革”中的损失，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思想武器。
事实胜于雄辩：“文革”中发生的诸多践踏人权，摧残人命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和法西斯暴行，大都是上述两个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所致，并非“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无端残害百姓，蓄意要制造一个所谓“检讨大国”。
可是沙先生在回顾和描绘这个“检讨大国”的“混乱”、“荒谬”、“荒唐”、“彼此恶斗”、“互相残杀”、“疯狂肆虐”的时候只字不提“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所作所为，也只字不提中国共产党为纠正毛泽东老人家的错误所做的艰辛努力，而是把所有的罪责和怨恨，全都指向毛泽东，这样公正、合情理吗？我们反对神化毛泽东，但也绝不允许妖化毛泽东。
驳文（二） 质疑“亿万人受迫害”
近20年来，有个庞然大数不时从名人们的笔下蹦出来，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数字就是“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了打击迫害。笔者至今未见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只是从知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的《中国的“检讨”文化》中得知，“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他据此断言，这是“全民的互相残杀”，“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而另一位知名人士李启咏先生在他的《词典编纂不应回避惨痛历史》中则说：“10年间，全国上下受到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据此断言，“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不幸”，主张把这个数字编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去，铭记千古。
可是，统计数字不能你说一个，他说一个。沙先生冒估了“亿万”后自己也觉得不踏实，随即压缩为“千万”。这比李先生统计的“1亿”也许更接近实际。但我对沙先生估算的“千万”，也还是抱有怀疑。我的怀疑来自沙先生同一篇大作里的这样一番颇为真实而生动的描写。
他写道：“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乖乖地写检讨了”，“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这大概就是沙先生断言：“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的依据吧！
但据我们的常识认为，把写过检讨的人都算到受打击迫害之列，恐欠妥当。请沙先生冷静地想想：“文革”前有些党政干部以功臣自居，反我就是反党、反革命，严重脱离群众，运动中群众起来说话啦，自己也认识到过错啦，这些人给群众写个检讨也叫受迫害？我看言过其实。据此，我向沙先生建议，从你估计的“千万”中减去半数，剩下的是500万。还有没有水分呢？
有！
众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战场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审定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与过去审定右派、右倾有所不同。过去打右派、打右倾是党委主要领导人说了算，群众没有发言权，本人没有申辩权，因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文革”中审查走资派则不然，毛泽东老人家让群众去识别。于是乎就出现了沙先生所说的“啼笑皆非”——“运动初期整群众，后来又被群众整”。这虽然不大好，但总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对历史说句公道话：“文革”中围绕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的荣辱、前途、命运，中国的平民百姓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凡是他们爱戴信任的领导干部，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别人给戴上了什么帽子，他们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里保。有的以“揪”走资派的名义，把他们拥戴的领导干部“揪”到深山老林保护起来。在“打与保”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保皇派”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代价，有的流了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正义之举，使绝大多数老干部一直处于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时又被另一部分人保护之下。只要不是送进秦城监狱的，就还有行动的自由和“四大”的权利。据此我建议沙先生从500万中再减去一半。剩下的250万也需具体分析。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山西省朔县乡村女教师齐凤鸣出生富农家庭。1966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她与丈夫在校园一间公房内做好肉菜过灶王节，忽听锣鼓喧天由远而近，原是乡里的一队红卫兵开进校园。领头的在门外高喊：“地主分子齐凤鸣出来念大字报”。女教师不予理睬，继续吃饭。领头的奈不住便在门外大声宣读大字报，内容大意是：勒令齐凤鸣立即退出公房，否则革命群众要采取行动。此时女教师推门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这是从哪里来的些没毛野鬼。你们凭什么给我定地主分子？请拿出党中央的文件来！毛主席关于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是怎么说的？周总理接见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造反派鸦雀无声，憋了半天一个小头目才说：“知道你是个大学生，我们说不过你”，乱哄哄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齐凤翔的回忆录《人之初》）
请问沙先生和李先生，这位女教师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举一例：
1966年，笔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创办的《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工作。“文革”初期编辑部走廊内大字报与日俱增，有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被新贴出的大字报覆盖了。笔者对此感到忧虑，向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写出两条建议：一、要求扩大张贴大字报的场地，允许贴到办公楼外面去；二、贴大字报的人应将大字报底稿交给“文革”领导小组保存，以示个人对大字报的内容负责，以备领导和群众查证。不料我的建议引起编辑部主任刘某同志（正厅级）的怀疑和担心。他默许一位中层领导（处级）串联6位编辑给我写大字报，指控我是漏网的“右派”妄图篡夺“文革”领导权。不久，刘主任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我有野心，妄图把编辑部搞垮，给省委抹黑，让我停职反省（写检讨）。可是时隔不久，外单位的造反派打上门来，造了刘主任的反，给他戴的帽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时的我自行解放，并拉起“轻骑队”的杆子参加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我与我的组织始终认为，刘主任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冒着当“保皇派”的风险，为他求医看病，帮他的妻子找回丢失的巨额存款单，还为其女儿能够分配到保密性很强的兵工厂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证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全体干部被调到北京市昌平某军校办学习班。在学习班，我与老刘面对面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言归于好。无须隐瞒：在未到学习班前，我们40余人的单位曾有过五名右派（领导者认为）、两名走资派（一部分群众认为）、一名中统特务（疑似）、一名历史反革命（个别干部认为）、五名“铁杆儿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认为）。但经学习班“斗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泽东同志还健在的岁月（1970年）就实现了大联合，全体干部握手言欢，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无一人申请平反。
如此这般，全国大同小异。
当然不可否认，“文革”初期，因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支持和煽动，首都一部分学生和青年职工打着“扫四旧”的旗号，对从旧社会来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群，有过严重的人身人格伤害，但这股邪风不久即被制止。毛泽东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老人家还声称，他反对把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搬到“文革”中来。并重申党的政策——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周恩来总理也及时指出，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视，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许人家革命。
另一批受害者产生于造反派夺权之中。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了所谓“元月红色风暴”，他们把凡不愿意站出来夺权或反对夺权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当作“对抗革命”的敌对分子军管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被专政的对象。
上述两部分人加起来是多少呢？有100万吗？如果有，100万在当时全国9亿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呢？我的估算是九百分之一而不是九分之一（此数应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数为准）。
回望远去的“文革”，不论其斗争如何艰难曲折，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始终没有冷却。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可歌可泣。他们付出了代价，教育了自己，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文革”的罪恶和耻辱只属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康生、谢富治等奸佞。
请不要忘记：五星红旗正是在此时此刻（林彪集团已被捣毁，“四人帮”已被毛泽东套入异类，毛泽东健在的年代）挂到联合国大厦前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何时有过如此的扬眉吐气？
不知沙、李二位先生认同否。
驳文（三） 国民经济真的崩溃了吗？
人们最关心“文革”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决议》中搜索不出“全盘否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词语。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就掌握了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什么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 没有工人下岗失业, 没有发不出工资, 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银行不良资产, 没有内债外债, 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 这比2003年的人均数量还高。
驳文（四） 往事不可妄言
发生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斗争，是一个令人敏感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尽管中国共产党郑重公开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给99%的人彻底平反，又在复职、提拔上给了尽可能的补偿和抚慰，希望人们淡忘以往，重望未来，团结起来向前走。然而事实表明，有的人并不认同：有的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有的大书特书《中国的“检讨”文化》（2001年《随笔》第6期）。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对领导那场运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控诉。说他们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故设陷阱，诱友上当，蓄意制造了“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同时对检举揭发“章罗联盟”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史良同志在人格上极力丑化，把她描绘成谋权附势、出卖朋友、落井下石的小人。
往事真如其人其文其书所言吗？我用我和我的战友刘建昌同志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
2004年深秋，我的老朋友刘建昌从太原来北京办事，顺便来京城远郊看望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俩同在一个战区、一个单位生活和战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各奔东西。当我俩叙旧叙到“反右”运动时，我对战友说：“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致信党内高层领导《事情正在起变化》时，我正在空军第7航空预备学校工作，地位仅仅是个小小中尉，这样的高度机密文件自然传达不到我这一级。因此，鸣放中我和全国省军级以下的共产党员干部一样毫无顾忌，写大字报辱骂了本无大错的一位大队政委（在此，我再次向王政委赔情道歉）。当运动后期按照‘六条标准’抓右派时，有人在会议上面对面指出我恶毒攻击领导，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我自知大劫难逃，准备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不料校党委并未划我右派，给我做的结论是：虽系恶语伤人，但属政治上的幼稚表现。我为此着实地出过一身冷汗。”讲完自己的遭遇，我对战友说：“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当时已是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了，你既然没当右派，一定在你手下打了不少右派吧？” 刘建昌同志不紧不慢地对我讲了他的反右经历：
“早在1953年我已经出任了山西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组长。全组15个人，都是从地方和部队的音乐专职干部中选拔来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不论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普及方面，还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省级音工组。
“在‘反右’前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向省局领导和我提了意见和建议，我带头向大家作过自我批评。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后来发现外单位和社会上有人攻击共产党搞所谓‘党天下’、‘家天下’，说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可是都当领导人，质问党：‘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吗？’气氛越来越凶险，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后，省委立即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动员令，我们音工组全体同志响应省委号召，对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声讨。同时审查本单位可能存在的右派言行。经过反复动员，仔细检查，半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揭出有分量的东西，我向上级汇报时，拐弯抹角地宣称：我们单位没有右派！
“我的汇报引起中共山西省委‘反右领导组’的重视，以省委副秘书长××和某地区副专员××组成的工作组很快进驻音工组。二位同志一露面就找我谈话说：‘这是一场能不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右派分子说党的领导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由他们把持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我们党搞了‘党天下’、‘家天下’，让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撤出政法、文教、文艺、医疗、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挑拨和煽动工人、农民、学生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而你们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可能连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
“我向工作组两位领导人详细汇报了寻找右派分子的艰辛努力，并诚心实意地表示：也许我发动群众还做得不够，好在你们来了，咱们再动员、再审查，首先查我，查到我头上就划我右派好了。
“工作组听了我的汇报很不高兴，又去找音工组另一位资深党员干部张一非同志谈话。由于张一非同志和我的看法一致，两位领导人十分恼火。第二天，工作组就以省群众艺术馆党支部的名义印发了一期通报。《通报》称：‘音工组的反右运动，在刘建昌和张一非二人的把持下走了过场’
“我看到《通报》很生气，因为他们印发《通报》的事，作为群众艺术馆党支部副书记的我一无所知，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向工作组提出撤销《通报》的要求，工作组更加恼火，把我的事立即汇报给省委反右领导组。几天后，反右领导组成员（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志刚同志找我谈话，我向黄部长明确表态：在音工组内我找不到右派，谁能找到就让谁去找好了，反正我不能把好同志当右派来打！
“黄部长认为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的，同时指出运动尚未结束，和工作组讲话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未出我料，与黄部长谈话后，工作组很快就收回了由他们印发的支部《通报》。由于在音工组没有找到右派，所以也没有人能给我戴上包庇右派的帽子。直到全国反右运动胜利结束，我们音工组15位知识分子全部安然过关。”
以上就是我们二人在“反右”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往事全都历历在目：从共产党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帮助党整风，到毛泽东老人家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到向全党发出战斗动员令《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都是事出有因，形势所迫，并非无的放矢，故设陷阱。而我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盟中央领导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史良同志，在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她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勇敢和坚定，为她的政治生涯书写了十分亮丽的一页。任何人想以“春秋笔法”歪曲她的本意，杜撰她当时的心历，丑化她的光辉形象，都是徒劳的！
[ 原创 ] [2007-02-03 14:36:11 | 端阳生 ]
把好事情夸大是一种浮夸，把坏事情夸大也是一种浮夸，两种浮夸都不是好东西，因而都要反对，都要批驳。
48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浮夸风，就是把好事——大生产、高效率夸张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其原因是好大喜功、官僚主义作怪。幸亏有毛泽东老人家写给全国农村基层干部的四封《党内通信》和他老人家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以及首都七千人大会，才把那股邪风扑灭。代价是惨重的。毛泽东老人家去世后，又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浮夸之风，和上次的浮夸所不同的是，把坏事——失误、过错、损失夸张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其目的我不敢杜撰，其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妖化毛泽东、丑化新中国，最终消化共产党。我出此言有据呼？有：
一曰：“中国是个检讨大国”，除“自认为永远对的领袖”毛泽东一个人外，人人都得学会写检讨书。写过检讨书的人“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充分反映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详见2001年12月26日《作家文摘》第509期沙叶新的《中国的“检讨”文化》）
二曰：“文革”“10年间，全国上下受到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不幸”，应当把这个数字（1/9）编到《现代汉语词典》中，让中国人世世代代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详见2003年1月28日《法制日报》李启咏先生的文章《词典编纂不应回避惨痛历史》）
三曰：“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多见不怪无需举例）
四曰：“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蓄意制造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详见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著作《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
以上罪案四卷，吓得有些年轻人不敢加入共产党，骂得有些老共产党员在公共场所抬不起头来。端阳生忍无可忍，今天要抡起板斧动真格的，针对上述四项指控，予以一一批驳。
驳文（一） “检讨大国”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沙叶新先生在2001年《随笔》第六期发表的《中国的“检讨”文化》，因其命题奇特，言词尖酸，又被作家文摘报二次传播，不允读者忙中忽略。
据沙叶新先生统计(或曰估计)，从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起(未写何时止)，“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
在这个“检讨大国”里，都是些什么人作检讨呢？沙先生写到：“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为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从以上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在沙先生看来，新中国从其诞生起，全国人民就生活在如他所描绘的“风雨如晦”、“万马齐喑”、“洗脑剖心”、“认罪服罪”、“彼此恶斗”、“互相残杀”的“痛苦”和“厄运”之中，只有“自认永远对的领袖”除外。显而易见，制造这个“检讨大国”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至今还被大多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海外华人所尊敬并引以自豪的伟大民族英雄毛泽东了。
毛泽东是“自认永远对的领袖”吗？且不说很久很远的时期，就是在他的晚年也不是没作过检讨。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比上月球、到火星去安家落户还要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探索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毛泽东就是探索者们的领头人。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误和灾难性后果，他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就作过这样的检讨：“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许多事我都要负责。”就此错误，在1962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公开检讨。关于“文革”的错误，他生前虽然尚未完全认识，但已认识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错误的。为此他及时提出保护与解放老干部，反对闹派性，批判唯成分论。当发现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利用他的错误欲夺取国家最高权力时，他立马当先，揭发批判，使这个后来演变为反革命的集团陷于困境。当他发现“王、张、江、姚”利用他的错误，公开与周总理等人对抗并搞阴谋时，他又一马当先指出：在党中央有个“四人帮”，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毛泽东公正无私的决断，为减少“文革”中的损失，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思想武器。
事实胜于雄辩：“文革”中发生的诸多践踏人权，摧残人命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和法西斯暴行，大都是上述两个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所致，并非“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无端残害百姓，蓄意要制造一个所谓“检讨大国”。
可是沙先生在回顾和描绘这个“检讨大国”的“混乱”、“荒谬”、“荒唐”、“彼此恶斗”、“互相残杀”、“疯狂肆虐”的时候只字不提“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所作所为，也只字不提中国共产党为纠正毛泽东老人家的错误所做的艰辛努力，而是把所有的罪责和怨恨，全都指向毛泽东，这样公正、合情理吗？我们反对神化毛泽东，但也绝不允许妖化毛泽东。
驳文（二） 质疑“亿万人受迫害”
近20年来，有个庞然大数不时从名人们的笔下蹦出来，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数字就是“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了打击迫害。笔者至今未见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只是从知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的《中国的“检讨”文化》中得知，“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他据此断言，这是“全民的互相残杀”，“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而另一位知名人士李启咏先生在他的《词典编纂不应回避惨痛历史》中则说：“10年间，全国上下受到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据此断言，“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不幸”，主张把这个数字编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去，铭记千古。
可是，统计数字不能你说一个，他说一个。沙先生冒估了“亿万”后自己也觉得不踏实，随即压缩为“千万”。这比李先生统计的“1亿”也许更接近实际。但我对沙先生估算的“千万”，也还是抱有怀疑。我的怀疑来自沙先生同一篇大作里的这样一番颇为真实而生动的描写。
他写道：“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乖乖地写检讨了”，“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这大概就是沙先生断言：“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的依据吧！
但据我们的常识认为，把写过检讨的人都算到受打击迫害之列，恐欠妥当。请沙先生冷静地想想：“文革”前有些党政干部以功臣自居，反我就是反党、反革命，严重脱离群众，运动中群众起来说话啦，自己也认识到过错啦，这些人给群众写个检讨也叫受迫害？我看言过其实。据此，我向沙先生建议，从你估计的“千万”中减去半数，剩下的是500万。还有没有水分呢？
有！
众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战场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审定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与过去审定右派、右倾有所不同。过去打右派、打右倾是党委主要领导人说了算，群众没有发言权，本人没有申辩权，因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文革”中审查走资派则不然，毛泽东老人家让群众去识别。于是乎就出现了沙先生所说的“啼笑皆非”——“运动初期整群众，后来又被群众整”。这虽然不大好，但总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对历史说句公道话：“文革”中围绕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的荣辱、前途、命运，中国的平民百姓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凡是他们爱戴信任的领导干部，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别人给戴上了什么帽子，他们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里保。有的以“揪”走资派的名义，把他们拥戴的领导干部“揪”到深山老林保护起来。在“打与保”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保皇派”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代价，有的流了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正义之举，使绝大多数老干部一直处于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时又被另一部分人保护之下。只要不是送进秦城监狱的，就还有行动的自由和“四大”的权利。据此我建议沙先生从500万中再减去一半。剩下的250万也需具体分析。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山西省朔县乡村女教师齐凤鸣出生富农家庭。1966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她与丈夫在校园一间公房内做好肉菜过灶王节，忽听锣鼓喧天由远而近，原是乡里的一队红卫兵开进校园。领头的在门外高喊：“地主分子齐凤鸣出来念大字报”。女教师不予理睬，继续吃饭。领头的奈不住便在门外大声宣读大字报，内容大意是：勒令齐凤鸣立即退出公房，否则革命群众要采取行动。此时女教师推门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这是从哪里来的些没毛野鬼。你们凭什么给我定地主分子？请拿出党中央的文件来！毛主席关于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是怎么说的？周总理接见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造反派鸦雀无声，憋了半天一个小头目才说：“知道你是个大学生，我们说不过你”，乱哄哄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齐凤翔的回忆录《人之初》）
请问沙先生和李先生，这位女教师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举一例：
1966年，笔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创办的《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工作。“文革”初期编辑部走廊内大字报与日俱增，有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被新贴出的大字报覆盖了。笔者对此感到忧虑，向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写出两条建议：一、要求扩大张贴大字报的场地，允许贴到办公楼外面去；二、贴大字报的人应将大字报底稿交给“文革”领导小组保存，以示个人对大字报的内容负责，以备领导和群众查证。不料我的建议引起编辑部主任刘某同志（正厅级）的怀疑和担心。他默许一位中层领导（处级）串联6位编辑给我写大字报，指控我是漏网的“右派”妄图篡夺“文革”领导权。不久，刘主任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我有野心，妄图把编辑部搞垮，给省委抹黑，让我停职反省（写检讨）。可是时隔不久，外单位的造反派打上门来，造了刘主任的反，给他戴的帽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时的我自行解放，并拉起“轻骑队”的杆子参加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我与我的组织始终认为，刘主任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冒着当“保皇派”的风险，为他求医看病，帮他的妻子找回丢失的巨额存款单，还为其女儿能够分配到保密性很强的兵工厂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证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全体干部被调到北京市昌平某军校办学习班。在学习班，我与老刘面对面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言归于好。无须隐瞒：在未到学习班前，我们40余人的单位曾有过五名右派（领导者认为）、两名走资派（一部分群众认为）、一名中统特务（疑似）、一名历史反革命（个别干部认为）、五名“铁杆儿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认为）。但经学习班“斗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泽东同志还健在的岁月（1970年）就实现了大联合，全体干部握手言欢，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无一人申请平反。
如此这般，全国大同小异。
当然不可否认，“文革”初期，因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支持和煽动，首都一部分学生和青年职工打着“扫四旧”的旗号，对从旧社会来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群，有过严重的人身人格伤害，但这股邪风不久即被制止。毛泽东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老人家还声称，他反对把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搬到“文革”中来。并重申党的政策——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周恩来总理也及时指出，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视，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许人家革命。
另一批受害者产生于造反派夺权之中。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了所谓“元月红色风暴”，他们把凡不愿意站出来夺权或反对夺权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当作“对抗革命”的敌对分子军管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被专政的对象。
上述两部分人加起来是多少呢？有100万吗？如果有，100万在当时全国9亿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呢？我的估算是九百分之一而不是九分之一（此数应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数为准）。
回望远去的“文革”，不论其斗争如何艰难曲折，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始终没有冷却。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可歌可泣。他们付出了代价，教育了自己，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文革”的罪恶和耻辱只属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康生、谢富治等奸佞。
请不要忘记：五星红旗正是在此时此刻（林彪集团已被捣毁，“四人帮”已被毛泽东套入异类，毛泽东健在的年代）挂到联合国大厦前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何时有过如此的扬眉吐气？
不知沙、李二位先生认同否。
驳文（三） 国民经济真的崩溃了吗？
人们最关心“文革”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决议》中搜索不出“全盘否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词语。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就掌握了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什么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 没有工人下岗失业, 没有发不出工资, 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银行不良资产, 没有内债外债, 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 这比2003年的人均数量还高。
驳文（四） 往事不可妄言
发生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斗争，是一个令人敏感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尽管中国共产党郑重公开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给99%的人彻底平反，又在复职、提拔上给了尽可能的补偿和抚慰，希望人们淡忘以往，重望未来，团结起来向前走。然而事实表明，有的人并不认同：有的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有的大书特书《中国的“检讨”文化》（2001年《随笔》第6期）。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对领导那场运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控诉。说他们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故设陷阱，诱友上当，蓄意制造了“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同时对检举揭发“章罗联盟”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史良同志在人格上极力丑化，把她描绘成谋权附势、出卖朋友、落井下石的小人。
往事真如其人其文其书所言吗？我用我和我的战友刘建昌同志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
2004年深秋，我的老朋友刘建昌从太原来北京办事，顺便来京城远郊看望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俩同在一个战区、一个单位生活和战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各奔东西。当我俩叙旧叙到“反右”运动时，我对战友说：“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致信党内高层领导《事情正在起变化》时，我正在空军第7航空预备学校工作，地位仅仅是个小小中尉，这样的高度机密文件自然传达不到我这一级。因此，鸣放中我和全国省军级以下的共产党员干部一样毫无顾忌，写大字报辱骂了本无大错的一位大队政委（在此，我再次向王政委赔情道歉）。当运动后期按照‘六条标准’抓右派时，有人在会议上面对面指出我恶毒攻击领导，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我自知大劫难逃，准备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不料校党委并未划我右派，给我做的结论是：虽系恶语伤人，但属政治上的幼稚表现。我为此着实地出过一身冷汗。”讲完自己的遭遇，我对战友说：“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当时已是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了，你既然没当右派，一定在你手下打了不少右派吧？” 刘建昌同志不紧不慢地对我讲了他的反右经历：
“早在1953年我已经出任了山西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组长。全组15个人，都是从地方和部队的音乐专职干部中选拔来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不论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普及方面，还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省级音工组。
“在‘反右’前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向省局领导和我提了意见和建议，我带头向大家作过自我批评。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后来发现外单位和社会上有人攻击共产党搞所谓‘党天下’、‘家天下’，说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可是都当领导人，质问党：‘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吗？’气氛越来越凶险，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后，省委立即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动员令，我们音工组全体同志响应省委号召，对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声讨。同时审查本单位可能存在的右派言行。经过反复动员，仔细检查，半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揭出有分量的东西，我向上级汇报时，拐弯抹角地宣称：我们单位没有右派！
“我的汇报引起中共山西省委‘反右领导组’的重视，以省委副秘书长××和某地区副专员××组成的工作组很快进驻音工组。二位同志一露面就找我谈话说：‘这是一场能不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右派分子说党的领导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由他们把持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我们党搞了‘党天下’、‘家天下’，让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撤出政法、文教、文艺、医疗、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挑拨和煽动工人、农民、学生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而你们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可能连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
“我向工作组两位领导人详细汇报了寻找右派分子的艰辛努力，并诚心实意地表示：也许我发动群众还做得不够，好在你们来了，咱们再动员、再审查，首先查我，查到我头上就划我右派好了。
“工作组听了我的汇报很不高兴，又去找音工组另一位资深党员干部张一非同志谈话。由于张一非同志和我的看法一致，两位领导人十分恼火。第二天，工作组就以省群众艺术馆党支部的名义印发了一期通报。《通报》称：‘音工组的反右运动，在刘建昌和张一非二人的把持下走了过场’
“我看到《通报》很生气，因为他们印发《通报》的事，作为群众艺术馆党支部副书记的我一无所知，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向工作组提出撤销《通报》的要求，工作组更加恼火，把我的事立即汇报给省委反右领导组。几天后，反右领导组成员（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志刚同志找我谈话，我向黄部长明确表态：在音工组内我找不到右派，谁能找到就让谁去找好了，反正我不能把好同志当右派来打！
“黄部长认为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的，同时指出运动尚未结束，和工作组讲话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未出我料，与黄部长谈话后，工作组很快就收回了由他们印发的支部《通报》。由于在音工组没有找到右派，所以也没有人能给我戴上包庇右派的帽子。直到全国反右运动胜利结束，我们音工组15位知识分子全部安然过关。”
以上就是我们二人在“反右”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往事全都历历在目：从共产党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帮助党整风，到毛泽东老人家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到向全党发出战斗动员令《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都是事出有因，形势所迫，并非无的放矢，故设陷阱。而我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盟中央领导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史良同志，在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她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勇敢和坚定，为她的政治生涯书写了十分亮丽的一页。任何人想以“春秋笔法”歪曲她的本意，杜撰她当时的心历，丑化她的光辉形象，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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