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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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浩先生访问纪录2

(2007-05-14 05:06:53) 下一个


龚浩先生访问纪录(之二)

直下武汉

因爲衡阳的大捷,才促成广州提前下动员令。本来在十五年二月时,陈铭枢、白健生到长沙,与唐孟潇会议于水陆洲,陈、白都说因广州要部署后方,北伐最早要到十六年。不料竟因唐赵交恶,使北伐提前出发。

十五年八月十二日,蒋总司令抵达长沙,晚上七点钟即召开重事会议。加伦将军坐在蒋的右边,唐孟潇坐在左边,我以第八军参谋长的身分出席会议,提出直下武汉的计划,并说明部署的理由,计划的大方针是以民十年援鄂之役汀泗桥作战的经验爲蓝本,决定迂迴作战,先攻汀泗桥东侧山地。胡宗铎的第七军自愿担任外翼迂迴,第八军沿铁道至岳州,是内翼迂迴。加伦将军对我的计划很满意,但对兵力部署及任务分配有意见。因他认爲李济深的第四军能作战(副军长陈可钰率领),故要第四军代替第七军走浏阳、平江之线,第七军居中,负责策应左右翼,以汨罗江爲攻击发起线。蒋先生完全采取了加伦的意见。

吴佩孚在汩罗、平江之线共有五旅兵力,分爲五路,平江指挥官是余荫森,与第八军的正面敌对的是宋大霈等。八月十五日我军集中汨罗江南岸后,按照计划渡河,北军兵力分散,防线过长,无力阻挡我军前进。有一点证明加伦的军事眼光确有独到之处,第四军渡河后第一天,就俘虏了余荫森,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平江,即越山到通城,直抵汀泗桥侧背面。因不知利害立即开始攻击,几乎吃了大亏。第八军实行中央突破,不顾敌人兵力强弱,只抢地理上的锁钥点。北军溃不成军,我军一连可俘虏敌军一团之众,铁道以南至汩罗江之敌,完全被我肃清。我军不战而抵云溪,造成黄盖湖歼灭战。在此地区截获敌军退却火车七列,俘虏了好几位司令。吴之五旅完全瓦解,武汉震动,汀泗桥成爲最后的防线。

蒋先生此时率刘峙第一军第一师进驻岳州。盱衡全局,命第八军正面渡江北进,而以第四、七军合攻武昌。唐接到命令后,觉垂手可得之城落入别人之手,很不高兴。不得已命鄂军司令夏斗寅(参谋万耀煌)由新店渡河。不料连日大雨,堤防崩溃,尚未及渡江,第四军已自汀泗桥前线来电求援。等我们沿粤汉路赶至,第四军已将汀泗桥夺下。第四军共只六团,黄琪翔、范汉杰、戴戟、缪培南、叶挺等,朝气蓬勃,诚不愧爲「铁军」。这一役伤亡之惨重,只记得我晚上到第四军行营去时,完全在死尸堆里行走。

第八军赶到,以一部兵力配合第四军主力直扑贺胜桥。吴佩孚亲自督师,以机关枪扫射退却部队,仍无法挽回颓势。激战当日下午,我到贺胜桥,见桥下死尸满河,树上挂有北军一团长脑袋,据说是吴佩孚押阵时砍下的。

第七军是广西部队,素质很差,行动迟缓,竟和我们失去联络,故少有建树。

贺胜桥胜利后,我曾建议前敌俄顾问乘胜猛追,动用预备队直下武昌。俄顾问不听。不久进围武昌,蒋先生与加伦坚持攻城,九月一日命叶挺先攻,结果部队几乎完全牺牲。接着命第七军攻城,李德邻本不愿意,因第七军尚未建功亦不好推却,只得进攻武昌的保安门。第七军连炮都没有,自然失败。九月五日再度进攻,搜集了周围数十里的扶梯,也调来卅门野炮,集中一点轰击,但武昌城墙既高又厚,依然毫无影响。蒋又把刘峙的第二师调来助攻,也告失败。我于是向唐孟潇建议,先攻阳夏,断敌后援,将武昌孤立。这一次迂迴作战很成功。唐先生亲自到南湖督战,我则指挥主力刘兴、何键、夏斗寅三师,乘夜间于津口渡江,占领大君山。由此到汉阳、蔡甸之间,湖沼交错,利用小划子运输,由夏斗寅军占蔡甸,刘兴攻龟山,何键作预备队。因敌军师长高汝桐顽抗,我军死了一千多人。占龟山后,汉口的刘佐龙投诚,我要刘暂时维持汉口,而命何键守汉阳,夏斗寅军则抄孝感,断平汉路,威胁吴佩孚后路,吴匆忙由横店骑马退广水。我们乘火车追到广水,吴又退信阳。河南樊钟秀又出而响应,吴被迫再退郑州。我军止于鸡公山,将河南交樊主持。在鸡公山吴的别墅内获得不少古董字画。

九月十一日,唐先生到汉阳,喜不自禁,将我高举,誉我爲神军。此时蒋先生已去江西打孙传芳,湖北军事交唐先生。武昌成了孤城,孙传芳自顾不暇,无法应援,若阳夏不下,革命军屯兵坚城之下,进既不能,只有撤退一途。

包围武昌的原爲第四、七军,后均陆续调往江西作战,才改由第八军担任,自九月初至十月九日,每晚阳夏、武昌之间均有炮战。武昌守军曾企图于十一月一日突围,没有成功。守城刘玉春部有三万多,炮数百门,被围四十余日后,城中罗掘俱穷,百姓绝粮。我有一保定同学聂馨(保定一期,曾在湘军中任团附),时居城中。刘部团长贺对廷亦爲保定同学,知聂与我甚爲熟悉,乃託聂至汉口见我,表示投诚之意。聂与我商议了一星期,决定入城计划。贺又派人送信,约定于十月九日上午八时在鱼家湾车站与我见面,决定我军由保安门入城,贺部由文昌门出,以免冲突。次晨,贺部搬开沙包,大开城门,我军鱼贯而入,占领蛇山,刘玉春、陈嘉谟犹在梦中。计俘虏三万多,炮三百多门,当即派船运粮,救济武昌城中难民。

城破以前,我与陈铭枢用尽各种方法,包括红枪会,矿工挖地道等,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靠内应。原来答应升贺一级的,唐先生不但不履行信约,且将贺部缴械,经我力争,始给贺旅长职,退还枪械。十五年冬,第八军已扩展爲三军:第八军唐生智,第卅五军何键,第卅六军刘兴,肃清湖北全境。因何键指挥错误,致使鄂北于学忠部逃往北方。

宁汉分裂

十六年元旦,蒋先生在南昌召集善后会议,参加的人有张静江、谭延闓、李宗仁、唐生智、程潜等。一月七日中央政治会议在南昌议决,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暂留南昌,等待三月召开中全会时作最后决定,因而引起在武汉共党分子不满,开始对蒋攻击,称之爲新军阀,以政权、党权迁就军权。这是宁汉分裂的起点。同时由在武汉的鲍罗廷,指使国民党激进分子,发动四万民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引起外交上的大问题。长江中的英舰已卸去炮衣准备开炮,终于英领事让步,由中国收回租界。外交上的胜利,使武汉方面更气燄万丈。一月十一日,蒋先生来武昌,武汉方面人员对蒋的态度已不太好。当晚在餐馆吃饭,唐先生起立发言,代表士兵说话,要求装备、粮秣等,言辞很是激烈,蒋先生很不高兴。

二月二日河南靳云鹗与唐生智妥协。因靳之参谋长秦德纯与我们都很熟。靳因此与寇英杰不和,势同水火。二月八日张霖通电进兵河南,派直鲁联军及张学良、韩麟春三、四两方面军分由津浦、平汉路南下,图先取武汉,再夹击南京,奉军有白俄兵、铁甲车、坦克车、大炮等,武汉方面认爲情势严重,但因政治上问题重重,未能解决,并未急谋对策。

二月下旬起,武汉等地有「一小时罢工」,共党分子即利用此时间散发反蒋宣传。三月七日,汉口举行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因蒋先生及朱培德未到,改开谈话会。三日十日三中全会开幕,谭延闓爲主席,徐谦等反蒋人物提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及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及汉口市长刘文岛因反对容共,同时被排去职。刘文岛完全是做官的人,在湖南出发时,就要求汉口市长、江汉关监督、湖北财政厅长等职。

武汉这时局面是反蒋拥汪(兆铭),在汪未返国前,则由谭延闓代理主持。此人八面玲珑,翻云覆雨,从南昌到武汉,后又由武汉去南京,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容共问题。随着军事的发展,共党的势力逐渐扩张,在妇女及农工商群众中发展组织,形成力量。而国民党的人多半只知做官,与群众脱节,刘文岛就是个例子。唐先生也是因此对国民党不满,才与共产党人来往。我当时是唐先生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处长,后来又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处长,对这问题比较了解。同时因唐先生功勛最大,蒋先生去江西后,把武汉政局交唐先生主持。但唐先生并没有实权,汉阳兵工厂不动,一切税收必须先由蒋先生批准,再由武汉行营发给。行营主任朱绍良(参谋长陈铭枢)地位远低于唐,而唐反事事向他请示,上下倒置,唐心有未甘。其后换了邓演达;也是在衡阳时有求于唐的!唐因爲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甚爲不满。唐有一位学生是湖南人(已忘其名),早年派往广东做间谍工作,在黄埔毕业后,加入了共党。此时得唐身边谋臣邓寿荃的吹嘘,很得唐信任。向唐作了很长的报告,分析国民党的派系内幕。说共党本来是拥蒋的,中山舰事变后,才转而反蒋。现在广东革命力量全在共党手中,若能容共,必可将共党力量收爲己有。唐正想自爲主人,听了正中下怀。一天唐先生给我一封信,约我与何键商谈容共问题,我乘机劝唐只可做蒋先生第二,不可超越范围。我又与何键劝唐先生把该人关起:「他来说是非,必是是非人。」何反共的态度比我更强,甚至请假好几天以示抗议。但唐始终不能决定。

邓寿荃曾任湖南财政厅长,原任水口山的矿务局长,杀了不少共党工人,见共党势大,又想投机立功。

总结看来,唐与蒋先生分裂的原因是:㈠利用容共,谋取得共党力量支持;㈡在国民党没有渊源,关系不深;㈢要压倒蒋先生;㈣对国民党的官僚不满。

有几件在武汉的小事,值得一述。罗敦伟在报上发布武汉裸体游行的新闻,被共党指定送人民法庭,已经裁决枪毙。由我写了张条子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才救了他一命。
刘玉春、陈嘉谟是由徐谦主持的人民审判委员会公开审判,地点是在一个戏院里。法庭问何以要反对革命军,刘说:「军人以服从爲天职,我们是奉命行事。」陈则不发一言,审完之后,刘禁押张发奎处,陈则在唐生智军部。陈与唐是拜把兄弟,款待甚优渥,陈鸦片瘾甚大,每天连伙食要花壹佰元,后要陈出赎款壹百万元帮助军饷,陈诿称没有钱。至唐失败后将东渡日本,陈交我十六万元要我转交唐,请求释放,我没有接受。刘玉春后在天津办小学,民十八年我们从日本回北方时,刘还请我们吃饭表示谢意。此人人格可佩,实在是个好军人。

河南战事

宁汉分裂,而奉军沿京汉路进入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则意存观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武汉开始动员准备。我是武汉方面军事委员会的参谋处长(实际上是比照参谋本部的组织)。总顾问加伦将军也隶属本处,不过他自有自己的幕僚组织,也分置三处,都是些俄国老将官。我们在二楼办公,顾问团在三楼。军事委员会是指挥军事机构,采会议制,唐孟潇、汪兆铭、谭延闓、孙科、徐谦均爲委员,徐是主席,秘书长林祖涵。我不懂政治,只负责军事。

五月一日起开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消灭奉军主力,所有各军集中驻马店。但第二军在汉水上游,第六军在孝感整补,第八军卫戍武汉,实际作战只有张发奎的十一军,何键卅五军,及刘兴卅六军。何键是战略预备队,最后一批出发。临行忽然不肯上车。我打电话问他,何说:「我都去了前线,后方怎么办?」这时唐先生已去驻马店,我于是约何到家吃饭并详谈,在座的有李品仙,唐先生的老太爷。我告诉何,后方有问题,可以马上回军。目前先要打败奉军,再和唐先生谈,一定可以修改容共的主张。长谈了一夜,何到次晨才上车出发。何的反共,可能是受南京方面指使。夏斗寅部驻宜昌一带,也和南京有联络。

南京方面也分三路北伐:东路何应钦,左路李宗仁,中路蒋自领,由白健生代理,是杂牌部队。五月中旬,蒋下达总攻击令,勉强进扬州、蚌埠之线。

河南前线正吃紧,后方突然发生变化,夏斗寅、杨森分别东下攻武汉,鄂西李燊(黔军)和鄂北张联陞(九军)也叛变,河南柳林的红枪会约有万人,又拆毁铁道,河南大军给养几乎完全断绝,何键部许克祥又发动马日事变,这是我毕生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尤其是夏斗寅假造情报,说是受杨森的压迫,沿长江而下,步步迫近武汉。到第三天忽然中断电讯,由嘉鱼登岸,到纸坊我们才知道。我们正在开会,接到情报,临时无队伍可调,把中央军校学生二千多人开去堵截。万耀煌指挥夏部,分成三梯队,第一、二梯都被我击退,万率残部绕道退往下游。这时李燊已抵达新堤,杨森主力到了旧口。幸亏第八军李云杰师在仙桃镇把杨森阻止,占领新堤后,转来一个大包围,把杨也解决。这时武汉人心惶惶,简直是朝不保夕。柳林的红枪会,邓演达不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但到河南交通完全中断,通讯要靠飞机联络。我决定用兵,只一天就完全解决。马上修路,把补给送去。谭延闓要我作一份详细报告,送给唐,由唐决定进止。唐说:前方一星期内可以胜利,后方小丑不足爲虑。这一决定极爲明智,否则一退就多方面受敌了。
五月十六日,与奉军在上蔡接触,张发奎、贺龙及靳云鹗三次击败奉军,在临颖击破奉军主力。于是由靳占开封,我们占郑州。五月廿日,冯玉祥出兵潼关,五月廿九日奉军退往黄河北岸。张学良留一封信给唐,说爲保存国家元气,不拆毁黄河铁桥,希望唐好好保护。六月一日冯、唐郑州会师,晋阎态度也突然改变,六月三日易帜,出兵攻奉。六月上旬,武汉方面要人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决定委冯爲河南省主席,回师武汉,解决南京问题,就这样轻易地把冯抬起来了。

我们击败了号称新武力的奉军,举世瞩目,唐的气燄更高。但是还有容共的问题待解决。汪兆铭的态度较确定,我曾亲听汪骂鲍罗廷是太上政府,但是唐则受共党包围,唐回武汉后,我和他密谈,说明共党在后方的活动及何键部队的情形。于是唐、汪相商,决定首先政治分共,将鲍罗廷遣送回国。我们本要留下加伦的,但加伦潜由日舰送回海参威。加伦与我相处甚洽,临行把他的坐马送给我,至于军事上的分共则很困难,因不知军人中谁是共产党。

河南的胜利也减轻了津浦路方面奉军的压力,于是蒋先生转而注意武汉,不久蒋、冯徐州会议,并通电合作。但武汉仍不能不敷衍冯。冯公然打电报来要枪四万枝,饷壹仟万。汪兆铭在会议上宣读冯电后大骂,说:「河南给他就是钱,我们那有钱?要钱,只有印刷机!要枪,只有向帝国主义买来送给这个军阀!」

湖南团的消灭

我们回师武汉以后,津浦路方面,北军孙传芳、褚玉璞等,因轻视西北军实力,不顾侧背受敌,又南下反攻。七月中旬,因津浦铁路正面王天培、柏文蔚、叶开鑫、贺耀组、夏斗寅等杂牌队伍抵挡不住,全线撤退。蒋先生急调第七军赴援,第七军不应调,于是徐州、蚌埠相继撤守。蒋先生愤而下野,行前将王天培枪毙。

武汉方面则实行政治上的分共与清党,这是唐孟潇、汪兆铭都同意的。党务改组以后,陈公博继邓演达爲政治部主任,李品仙爲武汉卫戍司令。一天我们突然接到白健生的一封电报,说蒋先生在一、二日内将下野,希望我们军队准备顺流而下。我们根据这封电报,决定在军事上先与南京合作,派兵援助已退守长江南岸的革命军。蒋百里先生这时也来了,主张取战略上的待机姿势,于是武汉军队分江左及江右二路东下。江左何键止于六合,江右刘兴止于芜湖。另程潜一路,属江右军,因程资格较老,未亲任指挥官。在政治上则邀约李宗仁、朱培德会议于庐山。此时南京发表何键爲安徽省主席,这是南京方面利用何的反共而加以分化,则消灭刘兴后,唐生智将完全瓦解。何键果然不防,派一师到庐江,一师驻安庆,一师守六合,毫无军事眼光。八月下旬,龙潭之役获胜,宁汉沪三方面合作,组成特别委员会,汪、唐及顾孟余忽回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声讨特别委员会。从九月到十月,双方往返调停的函电很多,但都没成功。十月下旬南京通令讨唐,组织西征军,以李宗仁爲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程潜爲第四路军总指挥。鄂西杨森,鄂北方振武,广西黄绍肱,贵州周西成都出兵讨唐。十一月十二日,唐通电下野赴日。

这次军事部署,应该由我负责,但参谋只能作计划,决定使用与否,则看主帅。这次唐不听我的计划,所以失败,我所拟对抗西征军的计划是:防守武汉上游鲁涤平的第二军,集中军队于鄂东对付第七军,击败第七军后,第六军较弱,也很易对付,如此则第二军成了囊中之物。南京的西征必然失败。鲁涤平第二军驻宜昌,有鸦片特税收入,李品仙的兄弟也在宜昌一带管理鸦片烟税,常向唐报告,因此唐对鲁特别不满。鲁这时已去上海看病,部队交张辉瓒。我亟力劝唐要安抚鲁,不应两面作战。唐不听,坚持派两个军先消灭鲁。不料鲁军由鄂西退鄂北投方振武。我们扑了空,而兵力因此分散。

西征军实际上只有第七军及陈调元、程潜之一部,先在安徽击败何键,跟踪追击到广济、黄梅,何溃不成军,只刘兴部渡江退到武穴,唐只剩下在武汉的李品仙第八军,而李又说张国威的一师靠不住。这时有二途可循,或守武汉,或退岳州,唐不此之图,竟要下野去瑞士,实是最大失策。将所部分编爲五军:叶琪、廖磊、何键、周斓、李品仙,都分别指定驻地。临行将上船时,李品仙突来报告,说张国威私通程潜。唐说:「晚一点走,我要执行纪律!」就派人找张来。副官在街上找到张,请他爲唐先生送行。张一到,唐就叫人用绳索在洗澡堂中把张勒毙。张是醴陵人,保定三期。平日最得唐信任。我本是不肯走的,想留在湖南联络部队。但送行时,唐强行把我拖走。我连行李都没带。坐的是日本货船,有日舰护送。由鹿儿岛到别府,正是蒋先生离日返国时,还碰见许多留学生贴标语反唐,都是由我代爲应付过去。

在湖南的各军,亦一一被收编。湖南的团体从此消灭,成了别人的附庸,爲别人所利用。这个结果,谭延闓是要负责的。我曾对谭说:「你的政府力量就是唐生智与程潜,你应该善加运用。尤其唐、程之间素有宿怨,不易合作,你应该居中调解。」但谭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又会耍小手段。开除蒋先生党籍的是,开除唐先生党籍的也是他,容共是武汉主席,反共又是南京主席。西征军事谭应该全力阻止的,谭不敢做。

唐在日本生活很不习惯,蒋百里先生也到了别府。唐静极思,一天与我商量说:「顾老师(即顾和尚)对我说:同来的人,能复国的有龚某。你先替我到香港、广州,看看张发奎、汪兆铭的情形。」我劝唐不要只听顾和尚胡说。因爲我对顾和尚较礼貌,顾才要推荐我。

我与蒋百里先生由东京乘船回国。在船上我向蒋说:「顾和尚实在是唐先生的障碍。」蒋说:「应该叫唐老三和唐老四把顾和尚干掉!」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唐本是个小人物,突然发达,不免想利用宗教迷信巩固自己的统治。顾和尚由衡州开始,无日不在唐左右,他并没有特殊本领,只是迎合唐的心理说话,自己并无定见。后来甚至干涉到唐的家务事,看病请医生也要顾指点。唐的部属每人有块牌子,上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其实军事无他,一爲人事问题,一爲应变问题,绝不能入鬼神观念。一次唐先生要我和刘兴第二天早去拜顾和尚爲师,并受戒。次晨刘来叫我,时间太早,我还在关门睡觉,就没去参加。刘兴、李品仙、何键等都去拜过师的,只有我没有。顾仪表魁梧,声如洪钟,道貌岸然,自称是密宗,有两个老婆,实际上是个大骗子。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第七期(军系与民国政局),台北,1996年出版

网上请查阅彰往考来之【析世鉴】网页:www.peacehall.com/forum/zwkl/2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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