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中国“传统”是个什么东西？

——对中国“传统”的全息现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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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的“传统”才真叫“传统”，它“传统”了两千多年依然纹丝不动，依然故我。在这个意义上，我真得“赞美”它，它让中国人愚昧了两千多年、痛苦了两千多年、遭本族和外族的极权统治者践踏（屠杀、统治、盘剥、愚弄……）了两千多年，等等等等，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人却依然如痴如醉地维护他们的传统，视之为中国人的本征符号，似乎没有了这个“传统”，中国人简直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了。这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何以中国人简直永远地成了“传统”的中国人？这种“传统”的中国人又何异于蚂蚁的中国人？

　　“传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本征符号，也是近代中国人大爱大恨的关键符号。伟大的“五四”运动终于在沉寂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历史之中冲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因为这个“窟窿”，中国人发出了对“传统”、对“孔家店”的深深的诅咒，发出了大恨（从而也是大爱）的呼天抢地之声，发出了全面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真正文化革命的宣言。然而令世人奇怪的是，近一百年过去，这个“窟窿”，在悠悠的岁月之中又被中国人自己逐渐地补上了，虽然在此期间，也曾发生过号称“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怪胎，可是到头来，中国人的“传统”依然还是中国人过去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还更又要堂而皇之地再次地把它叫做“儒家文化传统”了，甚至“儒家文化传统”不仅对中国历史无罪，而且还更要把它向全世界人类推广，让它成为世界人类文化的“救星”和“福音”（这真是痴人说梦）了。

　　更严重也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中国文人竟然起劲地鼓噪，“五四”运动不仅无功，而且还更有罪，因为它中断了中国的“传统”；他们甚至宣称，近代日本的崛起，现代“四小龙”（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的崛起，尤其台湾的崛起，全都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功劳；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大陆“中断”了中国（儒家）的“传统”，所以才造成大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自我折腾，空徒浪费了大好时光，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呼唤回归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好时机。说到底还是：“中国（儒家）传统万岁！”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当局竟然也为中国儒家传统、为孔丘、为国学大唱起赞歌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对于这些中国文人的无耻、无知、无学的谰言，我将一一作出坚决的痛批。他们不是在真正爱中国，而是严重地误中国，更是要彻底地毁灭中国，他们要让中国人彻底地“侏儒化”、“蚂蚁化”，要让中国人永远在人类历史之中自败、自毁。

　　我严正地宣告：“五四”先贤所呼唤的“打倒孔家店”、“彻底反传统”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的革命行动却完全丧失了真正历史的继承者，所以他们只能失败了。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真正的（儒家）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惟一的变化是，在一段时期，“儒家”的标签被换上了“马列”、“毛”的标签，而儒家传统内涵的本质却丝毫未变。“五四”先贤的失败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是必然的，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历史自败、文明自毁的儒家“传统”恶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只要中国人继续坚持他们的（儒家）传统，中国人就将永远会在历史中自败，并自毁文明。为什么？请看我下面对中国“传统”的全息现象学的分析。首先分析：什么是传统。

　　什么是传统？

　　“传统”在中国文人们的嘴上、纸上，完全变成了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幽灵，无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新左派”、“当权派”，什么什么“派”，全都在用“传统”唬人，也同样在唬他们自己。无论反对“传统”，维护“传统”，全都成了表达情绪的“空话”，或者成了完全不着边际的符号，人们似乎永远都在对着空气说话。这是因为，“传统”已经被他们变成了“鬼”，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爱它是白爱，恨它也是白恨。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即在中国文人原本就几乎全都是传统儒家文人，他们根本就缺乏对“传统”本身（进而本质）进行具体化现象思维（分析）的能力。

　　西方哲学的现象学学派的鼻祖胡塞尔在谈到现象学哲学分析方法时讲到，应该回到一切事物的“本身”（去寻找事物的本质）。我现在就来为大家进行一次现象学（哲学）分析的示范，分析的对象即“传统”，以及中国的“传统”。我要让中国“传统”成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器官去亲自感觉、体会的社会（现象）中最真实的东西。简言之，我要让中国“传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自己去把捉的“东西”，然后，再由您自己去决定，到底是应该维护它，还是应该反对它；乃至是应该彻底地维护，还是应该彻底地反对。

　　现象学家告诉人们，在分析对象时，必须尽量少受到既存的关于该对象的权威、名家、专家、概念、术语、说法、语言、文字等等的影响。即是说要把它们全都悬搁起来，或放进括号，而同时尽量让自己把捉到对象“本身”（本质）的“存在”（真实的现象）。又如存在主义者萨特所说：“存在先于本质。”很显然，本质必须在已经存在的真实现象之中去发现。那么，“传统”本身（本质）存在于何处呢？政治、制度、党派、领袖、专家、学者、民众、法律、经济、体制、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信仰、知识、情感、孝亲、敬祖、尊老、爱幼、做人、做事、等等等等，看来这一切，我也只好把它们全都放进我的括号里，把它们悬搁起来了。因为任何它们都不能让我真正看到“传统”的本质。我想到了历史“习惯”、“习俗”、“惯性”、“势力”等概念。对了，应该是人类历史中的某些生活习惯方式或势力，但是，是人类的什么“习惯方式或势力”呢？这时，“全息”的概念又启发了我。

　　牛顿从物质现象之中发现了物理学的本质，它存在于如下全息的三个概念之中：空间（长度）、时间（以速度、加速度来衡量）、质量（惯性度量）。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最初的可实验观察、可具体操作分析的经典物理学，甚至更开创了最初的人类的自然科学。

　　现代生命科学家从生命现象之中发现了生命学的本质，它存在于如下全息的三个概念之中：碱基对（可分可合的阴阳存在的现象）、密码子（可记录信息并稳定信息的三联体单元）、基因（生命信息的最小单元）的分蘖和重组。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同样可实验观察、可具体操作分析的现代的生命科学。

　　我发现，所有人们的生活现象的习惯方式或势力都存在于如下全息的三个概念之中：（外在的）言说、（亲在的）行动、（内在的）思维。除了这三种基本的现象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的活动么？没有了，也就是说：全（息）了。换言之，任何人（以及人的群体、社会）活一辈子，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在这三个概念之中包括无遗了，所以它们具有“全息”的性质，并且对于任何人来说，它们也都是可感觉的、可观察的，从而可实际上进行具体分析的。如此一来，我可以对“传统”全息地进行具体化的现象思考和分析了。什么是“传统”？“传统”即人类（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人类（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人类（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以及三者之间的综合。有了如此具体的对“传统”的现象学的全息的分析，下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好在哪里，或坏在哪里，到底应不应该“反对”或“维护”，又到底应不应该“彻底地反对”或“彻底地维护”，等等等等。

　　什么是中国传统？

　　按照前面的全息的现象学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所谓中国传统，即：中国人（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中国人（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中国人（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以及三者之间的综合。说白了，中国人的传统，其实就是中国人（外在）言说、（亲在）行动、（内在）思维的全部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

　　下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对中国传统的分析。由于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意识形态长期对中国人的垄断地引导，中国人（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实质上即中国儒家（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中国人（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实质上即中国儒家（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中国人（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实质上即中国儒家（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

　　中国儒家（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是什么呢？

　　“子为父隐”，“臣为君隐”，“非礼勿言”，“畏圣人之言”，“防口如防川”，“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祸从口出”，等等等等，总之，中国的臣民在君主的极权专制之下，永远丧失了（外在）自由言说（真理）的最基本权利。这就是中国人（外在）言说的传统。

　　中国儒家（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是什么呢？

　　“畏大人”，“非礼勿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由人来治人，而不是由超越人的“法”来治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等等，总之，中国臣民在君主和官僚人治的不平等的专制之下，永远丧失了（亲在）自主（真实）行动的最基本权利。这就是中国人（亲在）行动的传统。

　　中国儒家（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是什么呢？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按照《易经》的算命、占卜，永远的无逻辑的情感独断思维，等等等等，总之，中国臣民两千多年来在儒家一家独断思维的误导之下，永远丧失了最起码的符合逻辑的（内在的）理性思维能力，永远丧失了（内在）真诚情感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中国人（内在）思维的传统。

　　最后综合，什么是中国传统？所谓中国传统即：无真理可言、无自由（权利）可言的（不平等的外在）言说传统；无真实可行，无自主（权利）可行的完全人治的（不民主的亲在）行动传统；无真诚（情感）可思、无逻辑可思的（不自由的内在）完全独断的思维传统，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完全的综合。

　　请问我亲爱的同胞，如此的：

　　无真理可言、无自由可言的（不平等的外在）钳制的言说传统，

　　无真实可行、无自主可行的（不民主的亲在）人治的行动传统，

　　无真诚可思、无逻辑可思的（不自由的内在）情绪的思维传统，

　　以及由它们共同综合所组成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传统，在我们的现代，包括我们的现时，它“中断”过么？没有，它们始终都非常鲜活地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也并没有“中断”过上述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不仅没有“中断”过，而且还更有所精炼，即更加上了许多新的时髦的“标签”，例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更现代化的工具、物质手段，等等等等。很显然，也很遗憾，毛泽东个人的“反孔”情结，包括由他所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能够真正推行对中国人中旧式传统的革命改造，具体而言，即并没有真正推行对中国儒家（外在）言说传统、（亲在）行动传统和（内在）思维传统的全方位的革命改造，而是完全相反，毛泽东为了自己方便统治的需要，他和他的党仍旧继承和利用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说白了，在现代的中国，中国人的（外在）言说依旧缺乏最基本的平等的权利，中国人的（亲在）行动依旧服从官僚的人治，依旧缺乏最起码的自主和民主，中国人的（内在）思维依旧缺乏逻辑理性，缺乏起码的真诚（情感），缺乏真正自由的权利，等等等等。

　　对于如此的中国传统，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坚持它们，还是应该彻底地反对它们呢？很显然，我们应该彻底地反对它们，并进而彻底地改造它们。这样一来，经过对中国“传统”的如此全息现象学的分析，我们就已经严格地证明了“五四”先驱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所提出的口号：“全面彻底地批判传统，反对传统”的完全的正确性。历史证明，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他们从直觉上所感到的必须彻底反传统的观点是经得起任何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推敲的，决不像后来的一些新儒家文人们，以及某些“自由主义者”文人们对他们所做出的极其错误的批评，甚至诬蔑。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事实上早就已经又回到中国儒家的传统之中了，只不过是借用了新的“标签”，已不再是“儒家”，而是变成了“马列”或“毛”或“其他”而已，然而实际上，中国儒家“传统”的内涵却依然如故。我真为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先生们感到“冤”啦。他们说要“彻底地反传统”，而且他们的观点也的确是非常正确的，然而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上中国人却从来就没有真正（本质上）反对过“传统”，更不要说“彻底地反传统”。“传统”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依然如故，可是一些中国文人却让这些先生们完全承当了“彻底反传统”的“罪名”，还煞有介事地认定大陆中国“中断”了“传统”，似乎还更认定，正是因为（“彻底地反传统”以及相应的“全盘西化”）“这一点”而（不是“传统”本身）“妨碍了”大陆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这完全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极其错乱，乃至颠倒黑白的判断和分析。事实证明，中国儒家文人从来就很难具有对社会的任何一点真正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关于一些人对近代历史所曾发表的某些著名的错误观点，我将在今后的文章之中尽可能具体地作出批评。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走向文明进步的未来（从而真正地崛起），惟一的途径，即必须彻底地进行对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革命，彻底地反传统，也即实际上对中国人自己的（外在）言说、（亲在）行动、（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进行彻底的改造，除此之外，将是绝对不可能的。说白了，迄今为止，所有阻碍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东西，依然是中国的“传统”本身，即使近代从苏俄引进了“马列主义”，它们的“作恶”也依旧离不开中国“传统”本身的罪行。近现代，一切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做的辩护和“赞美”都是极端错误的，其中不仅包括新儒家们，也包括某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借助于哈耶克、波兰尼等的维护（他们西方人自己的）传统的理论来为维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作的辩护，更是极其可笑的，是典型的食洋不化之论，他们事实上连什么是“传统”都没有弄清楚，便信口胡说，真是误人不浅，更是误国不浅。（2008,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