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文革”初期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这一错误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也给毛泽东本人在精神上以重大打击。据有关人员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曾大病一场，一下子衰老了很多，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政治家，毛泽东为什么会犯下这样一个令他极感痛心和难堪的错误？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本文拟根据笔者近些年来搜集和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希望通过这一探讨描述出毛泽东选择林彪作接班人的心路历程，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

　　（一）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就是，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就极为赏识。这种赏识，可从抗战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师哲的一段回忆见其一斑：

　　1943年7月16日，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2]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赏识林彪？这当然与林彪的个人能力和战功有关。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中共将领中是比较突出的。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访问时，当时年仅28岁的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年轻有为，“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3]。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林彪都立下了显赫战功。对林彪的战功，埃德加·斯诺在1957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曾评论说：“就资历而论，林彪不及贺龙、肖克、罗炳辉、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但他在从南昌起义迄今（1957年，引者注）的整个时期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无人堪与匹敌。”[4]应该说，这段评论与事实并无多大出入。林彪的这样一种军事指挥能力和显赫战功，是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勿庸讳言，毛泽东赏识林彪，也与林彪在历史上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分不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四军内部曾在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红军的前进方向等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曾一度处于少数地位，并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在这场争论中，身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之一。1966年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曾说：红四军“七大”时，遭到内部同志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5]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当时的“左”倾中央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和排挤，曾经非常孤立，很少有人敢与毛泽东来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处境时曾说：那时候他曾被“搞得臭得很”，“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6]。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红军长征前夕，分别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政委的林彪和聂荣臻来到瑞金城外沙洲坝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了毛泽东。这在当时，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7]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林彪虽然偶尔也与毛泽东唱唱反调，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毛泽东表现出的是一副支持和拥护的姿态。这种姿态，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红大校长林彪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门，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要杀害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在这时，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什么事啊，这么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毛泽东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

　　毛泽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8]

　　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无疑也是毛泽东赏识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个学者曾指出：“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9]这段话，亦可以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下一个很好的注脚。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非常赏识，所以战争年代林彪担任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职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核心部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林彪任校长的抗日红军大学则实际上是中国*的“黄埔军校”。抗日战争时期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是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让林彪去山东开展工作，后又在半途将他召回，改派去东北，掌握这一在当时来说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是各野战军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大的一个野战军。可以说，中国*的将帅中，战争年代最受毛泽东器重的莫过于林彪。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选择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新的接班人，是与革命战争年代他对林彪的这种赏识和器重分不开的。

　　（二）

　　众所周知，“文革”前毛泽东对外公开宣布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对接班人的考虑上，并不像对外宣布的那样简单。“文革”前，毛泽东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外[10]，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把刘少奇看成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视野的，除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发生前一二年，刘少奇甚至已被毛泽东摒除在接班人的范围之外，接班人人选只剩下邓小平和林彪。而在邓和林之间，毛泽东又更倾向于选择林彪。

　　毛泽东比较正式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应是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开始的。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1]他不想当主席了，谁来当呢？这是毛泽东很自然要考虑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他应是顺理成章的接班人。而且，按照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说法，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但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时，显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刘少奇，而是把选择范围放得比较宽。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增补林彪和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间唯一一次增补政治局委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人事变动背后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其性质与他以往的任何一次升迁都不相同。这种不同就在于，这次的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一道，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高层人事安排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央同时设立了四位副主席，并且设立了一位总书记。设立四位副主席虽然是刘少奇提议的，但毛泽东认可这一提议，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并没有确定刘少奇是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成为比刘少奇前景更为明朗的接班人人选。与邓小平一起进入政治局的林彪，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并没有被毛泽东排除在物色接班人的范围之外。这从下述两点可以看出：

　　其一，林彪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迟早的事了。其二，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党的主席时，同意毛泽东的只缺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没有投给自己，但也没有投给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12]这一票的含义非同寻常。它强烈地显示出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如果撇开政治思想、政治品质、个人威望以及组织决定等因素不谈，仅就个人感情而言，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林彪。但显然他还更多地考虑到了其他因素。就林彪而言，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威望不如刘少奇，身体健康和政治素质等方面不如邓小平，在历史上多次表现出政治的不成熟，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在考虑让林彪做接班人时不得不颇费踌躇的问题。林彪在中共“八大”上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应该说与此有关。

　　如果说在中共“八大”上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之一来培养的意图，那么时隔不久，毛泽东的这种意图便明朗化了。1958年5月，林彪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林彪的这次升迁，过去也少有人注意。但实际上，这次升迁意味着林彪正式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之一。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解释中央为什么要设立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时，曾有过一个形象的“防风林”的说法。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设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恩，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13]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防风林”的说法，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就进入了毛泽东所谓的“防风林”，具备了接班人的资格。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其原因笔者已在上文提及，即林彪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都有一些不足之处。毛泽东之所以也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培养和考察对象，除了历史原因和感情上的倾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能考虑到了年龄的因素。林彪比邓小平小3岁，比刘少奇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年龄因素是当时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相比，所具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如果要说当时有一个接班人序列的话，那么在这个序列上，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是，这种情况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发生了改变。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从纠正当时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目的出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他指出，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运动以来，农业和工业方面“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成绩的关系，不能总是说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就当时来讲，应该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还不止。

　　他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5年、10年后再作结论。这些批评现在来看并不过分，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不同意见。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是很有看法的。刘少奇后来之所以被毛泽东认定为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与这些批评有重要关系。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因此，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即使没有完全被否定，也发生了严重动摇。此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又先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如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等，有时甚至发生激烈争论，毛与刘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已基本下定决心，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这也就意味着，刘少奇不可能再是接班人了。

　　刘少奇被毛泽东否定以后，林彪和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就凸现了出来。据王稼祥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曾找他谈话，其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14]在林彪与邓小平之中，当时毛泽东更倾向林彪。毛泽东对邓小平本来也是十分器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邓小平在三个接班人人选中，甚至一度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时，有一段时期是把他放在刘少奇之前的。[15]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对邓小平渐渐也产生了一些不满。他认为邓小平不听话，邓领导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与此同时，林彪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别有用心地大肆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摆出一副紧跟毛泽东的姿态，从而加重了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文革”前，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6]对林的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与“文革”前林彪就是接班人人选之一也是分不开的。

　　（三）

　　“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对邓小平不满意，但他对林彪是否就百分之百地满意了呢？也并非如此。事实上，毛泽东对林彪一方面是欣赏和信任，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心存疑虑。这些疑虑首先是与林彪在历史上的某些表现有关。如在长征途中，林彪在遵义会议后对毛泽东为使红军摆脱困境而采取的迂回作战、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战术不理解，认为红军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会“拖垮红军”，因而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改变军委领导，取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再如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先打锦州，但林彪曾一度表示反对，行动上执行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战机。林彪的这些表现，在毛泽东的心中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毛泽东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一般情况下对林彪的这些问题当然不会耿耿于怀。但一旦把林彪作为一个接班人来加以审视，他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便突出出来。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防止出赫鲁晓夫。鉴于林彪在历史上的这些不良表现，他会不会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会不会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是毛泽东在最后下决心让林彪作接班人之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963年12月16日，战争年代曾长期与林彪合作共事的罗荣桓元帅逝世。罗对党和人民一向忠诚，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一个老帅。他逝世后，毛泽东异常悲痛，写下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云：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17]

　　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一方面表现了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倚重，另一方面则流露出了对林彪的疑虑。“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指的就是林彪在长征途中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以及在辽沈战役前夕反对攻打锦州这两件事。[18]毛泽东这时为何要旧事重提，翻历史老账？这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新的不满？不是的。恰恰相反，毛泽东在这时重提林彪的历史老账，只是反映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让林彪取代刘少奇作接班人的问题。对毛泽东而言，当时林彪是相对于刘、邓更让他满意的接班人人选。如果林彪有什么让他不满意的地方，可能就是发生在长征途中和解放战争中的这两件事了。出于对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毛泽东没有轻易地放过这两件事，他要反复地斟酌，究竟应该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两件事？因为这关系到能否放心地让林彪接班的问题。

　　但很显然，毛泽东为此深感困惑。一方面，当时他已明显倾向于让林彪做接班人；另一方面，林彪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又使他觉得林彪不能完全让人放心。那么林彪到底是否适合作接班人？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当时自己恐怕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从《吊罗荣桓同志》这首诗可以看出，他是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就这个问题征询罗的意见的，因为罗既忠诚可靠，同时又由于长期与林彪共事，对林彪了解。但没想到罗过早地去世了（罗时年仅61岁），所以毛泽东在诗中才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感慨。这里所谓的“国有疑难”当然是一个泛指，包括党和国家和各种重大问题，但其中的一个主要“疑难”恐怕就是林彪是否适合作接班人的问题了。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的另外一些表现又让毛泽东对他增加了新的疑虑。这些表现就是林彪对毛泽东过分吹捧。1959年林彪代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后，就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方式竭力吹捧毛泽东，夸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本来是持一种默许和赞成态度的，林彪之所以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本来也与此有关。但林彪不知节制，对毛泽东的吹捧越来越变本加厉，越来越过分，结果引发了毛泽东对他产生了新的疑虑。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本来是林彪为配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而发表的，其主调一是竭力吹捧和颂扬毛泽东，二是强调要忠于毛泽东，拥护毛泽东。这个讲话，对“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无疑是毛泽东所乐于看到的。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的感觉并不好，他从这个讲话中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是，林彪在讲话中津津乐道地大谈特谈古今中外的各种政变。毛泽东后来说：“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19]实际上是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疑虑。其二是，林彪在讲话中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毛泽东说得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要伟大，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神圣化、绝对化，流传甚广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就是在这次讲话中说的。这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安。毛泽东当时虽然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他认为林彪在讲话中对他的吹捧过了头。林彪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种明显过头、不合乎事实的吹捧？毛泽东不能不对此产生疑虑。

　　毛泽东对林彪这种疑虑，很快流露了出来。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越南*领袖胡志明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20]这段话，不仅是针对刘少奇的，同时也是针对林彪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的是针对林彪的，因为当时竭力吹捧毛泽东的，在中央领导人中林彪最为突出。毛泽东在这段话里所说的“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显然是针对林彪的讲话有感而发的。

　　既然林彪历史上的某些表现和“文革”爆发前后鼓吹个人崇拜的行为，都说明林彪是一个存在疑点的人，并不绝对可靠，那么还让不让他作接班人呢？为此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后的一二个月内曾反复斟酌。

　　1966年6月，毛泽东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21]

　　这首诗中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有所思”。“思”什么？毛泽东生前没有做任何说明。笔者认为，选谁作新的接班人，林彪是否适合作接班人，很可能是他思考的重要内容。

　　1966年6月中下旬，毛泽东有一次神秘的韶山滴水洞之行，在这个他自称为“西方的一个山洞”的地方住了11天（6月18日－28日）。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甚至烦燥不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也没有接见过任何人，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22]思考什么问题呢？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以后，于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谈对林彪的“5·18”讲话的看法。当时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说，这封信是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思考的结果。[23]按照张耀祠的这一说法，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所思考的，实际上主要就是如何看待林彪的“5?18”讲话，以及林彪是否适合作接班人的问题。

　　在用人问题上，中国有句精辟的古训：“疑人不用”。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对这一用人原则不可能不知道。对于林彪这样一个让他心存疑虑、让他感到不安、需要让他反复斟酌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可能会弃而不用。但当时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形势：一方面他要发动“文革”，另一方面当时中央高层中对“文革”理解和支持的人很少，他所能利用的政治资源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早已形成一个连他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了的心理定势，这就是在信任林彪与不信任林彪之间，他宁愿选择信任林彪。

　　由于存在这样一个心理定势，毛泽东虽然已经意识到了林彪的不可靠性，并对是否决定让林彪作接班人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但思考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否定林彪，而是最终下定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作接班人。那么怎样消除对林彪的疑虑呢？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对林彪讲话中那些让他不安的说法做出了一个自认为说得通的解释，这就是林彪对他进行过分吹捧是为了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24]。实际上，这个解释对毛泽东来说，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这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尴尬心境：他做不到“疑人不用”，也就只好“用人不疑”了。　　

　　事实上，毛泽东对林彪的疑虑不可能真正消除。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实际上是他这种疑虑郁结于心难以消除的一种排解和诉说。这只要看他写信的对象是他当时的夫人就知道了。他带着这种疑虑选择了林彪为接班人，又带着这种疑虑注视着林彪在“文革”中的一举一动，最终他还是识破了林彪，正当他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解决林彪的问题时，林彪和他的家人仓皇乘飞机出逃，途中失事摔死，落了个自取灭亡的下场。

　　（四）

　　应该指出的是，“文革”初期选择林彪为接班人，完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党的领袖个人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存在极大的危险性的。这种危险性是由下述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领袖是人不是神，作为人，他是存在感情倾向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选择接班人时，虽然他会尽量避免让自己受到感情因素的左右，但在客观上他不能完全排除感情上的远近亲疏的影响。他选择林彪作接班人，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感情色彩的。这种感情色彩必然妨碍他进行理智上的判断。二是领袖对问题的判断和分析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接班人的选择上也是如此。毛泽东选择林彪的失误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三是领袖的意志会极大地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

　　但另一方面领袖的意志也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领袖的意志甚至还会受到政治形势的左右，使他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做出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领袖犯错误的可能性。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固然是错误的，为此他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在客观上，当时中共党内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严格选拔接班人的制度也是毛泽东犯下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根本问题是不能由领袖个人来选拔接班人。选拔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必须制定一套科学的制度，严格地按制度办事，避免由个人说了算。不仅在选拔领袖的接班人问题上是如此，而且在选拔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