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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中南海的北京饭店新东楼事件(图)

(2008-05-24 15:25:27) 下一个

  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儿子,张镈曾把父亲“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的感叹铭记于心,选择了被兄长称为无须依附于人及政治的建筑师职业。而新中国成立他从海外归来后,所主持的几项重大设计,偏偏皆与政治牵连。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中,有三项由他担任总设计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可称为国家第一号政治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文革”中,刚刚获得“解放”的他受命主持北京饭店新东楼的建造时,被牵扯进涉及中南海安危的政治旋涡中,并由此又得重温兴建人民大会堂那番同周恩来的密切接触,此事距今恰整30个年头。

  李先念说:这块宝地应该利用率高一些

  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内时局比之前四、五年,稍露几分宽松,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渐有起色,尼克松来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国内的外事活动,随着外交战线的拓展而趋于频繁。

  宾客多了,旧的宾馆开始吃紧,据说那一阵子北京饭店的住房率几度出现超过100%,有的客房一天要接待两批客人。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提上了日程。周恩来提出,要使原为350~370间客房的北京饭店,在扩建后达到1000间以上,要能同时容纳2000人饮食起居、社交活动、文化娱乐、外事谈判。


建筑师张镈


  领受了任务的北京饭店军管会宋主任,首先向国务院上报了个扩建42000平方米,按当时住宅60元一平方米造价乘10,共需投资2520万元的概算。但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基建工程经常出现在建设中不断追加投资的“钓鱼工程”的情况,要求全面规划,设计必须周到详尽,尽量不漏项,以免又成“钓鱼工程”。

  宋主任找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向承担设计任务的张镈和他的弟子成德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北京饭店扩建东楼的方案设计,是张镈带领数名年轻人拟制的。其间他突然患病,但他还是扶病搞出了20个方案。因为北京饭店的旧东楼和中楼,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艺术风格都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常见的摩登古典派,张镈有个萦绕于心的意念,就是对之加以改造。

  周恩来在对20个方案观看比较时,流露了对20号方案的欣赏,他要求北京八大饭店的一线人员和有关部门,共同对20号方案作具体推敲,定案后作出模型。

  模型做好,放置在北京饭店内,供各级领导审看提意见。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掌管财权的李先念,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专门往观模型。

  当李先念得知新扩建的东楼仅高50米左右,只有14层时,感到如此利用市中心的土地是低效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

  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位年轻人,听了李先念的一番话,很对心思,正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便立即推倒原方案,作了个高层的设计。

  虽说张镈是设计主持,但因自己在运动中受过冲击,说话也不硬气。他向年轻人再三解释,长安街有规划,在天安门附近王府井口,不宜设建筑高点,终没起什么作用。

  一个130米高的方案迅速搞出了,送李先念审时,他认为以100米左右为宜。张镈根据服从组织的原则,按李先念的指示,做了个100.25米高的方案。

  工程于1973年春季启动,由北京建工局长伍子玉亲自坐镇。当时正逢北京的一系列涉及外交的工程相继上马,建国门外、首都机场均在施工,但由于周恩来十分关注北京饭店,故这里成为首要重点。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突然来到新东楼工地

  施工队伍日以继夜奋战,新东楼以一个星期一层的速度增高,国庆节后,开始了第12、13层的施工。这时,一位工程人员在闲聊时问张镈,新东楼哪个方向的房间好,然后自答说西向的好,因为在晴霁天气,凭窗眺望景致最美,远可见西山逶迤,近可览故宫嵯峨。

  说者无心,可张镈闻言不由心头一悸:在这远景与近景之间,正夹着一个敏感的地块——中南海。

  张镈听说,当时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对中南海周围的建筑高度十分关注。和平门附近松树胡同有一幢水利部的办公楼,不过五层18米高,就被要求工作人员不得在楼顶做工间操。偶尔有工人到楼顶检修,中南海方面就会立即打电话质询。

  于是,张镈随即向北京饭店负责人提议:新东楼西侧公共设施及客房门窗玻璃,用压花的或磨砂的,挡住西望的视线;不要安排外国人住,以免窥视中南海。虽说想了如此的补救办法,但张镈心中却多了一重隐忧。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来到了建筑工地。他告诉饭店负责人和张镈等:周恩来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

  杨德中说他是受周恩来之托,先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商议对策,以便着手解决问题的。在集体商议中,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该建议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当即被否决。周恩来说: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10月29日,北京饭店齐主任通知张镈开会。张镈刚到会议室坐下,当年指挥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万里、赵鹏飞也到了,此时他们虽然尚未复职,但张镈已从中意识到楼层的问题非同小可。果然,杨德中到场即挑明,开会的议题是解决楼层过高威胁中南海的问题。

  因万里、赵鹏飞还没看过现场,他们一起来到高68.8米,刚刚支模的第15层地板面,杨德中用望远镜做了一番观察。

  快人快语的万里,在稍作观察后即对杨德中表示:“既然总理感到不安,那么原设计在顶层的接见厅、宴会厅及其他配套用房,就全部取消,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经济损耗事小,已经做好全部构配件不必过虑。”

  杨德中大概觉得截止在14层依然有威胁,所以说:“在第10个标准层,已经能看到中南海全景的上部,由于有树木遮挡,还较模糊,但再往上就挡不住了。如果天气晴朗,中南海内的情景就一目了然,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

  张镈突然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

  继续讨论时,张镈得知在15层地板面,已经可以望见毛泽东的书斋。有人认为如在此安装窃听器,或进行红外线窥测,后果严峻。虽说天上的卫星也能侦察地面,得到清晰图像,但与邻近观察毕竟不同。

  午后,传来周恩来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晚上,张镈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接见主设计人员。午夜24时,张镈同万里、赵鹏飞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进大厅,张镈就见周恩来笑着朝自己走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张镈同志,从建好大会堂以后,我们差不多有14年没见面了吧?”

  周恩来让张镈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并没有马上谈新东楼的处理问题,而是同张镈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从其父亲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说起,一一询问了张家所有后人的境况。

  原来,他今天刚接见了美籍华人关颂韬。张镈说关是自己原来的大老板关颂声的三弟,关颂声五弟关颂坚曾是自己的直接老板。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关颂坚是我南开中学的同学,我们都是校友哪。”

  就这样寒暄了近半小时,话题才转到新东楼上。周恩来指着新东楼模型的第10层说:“在这里可以看见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一览无余,瀛台到北海大桥之间,由于端门和午门挡了一下,稍好一点;但再高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心里很不安,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星期了,不能再等了。10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向西的门窗要遮起来。”

  张镈建议朝西的方向全作实心遮阳墙,遮住向西、北的视线。周恩来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接着说:“这样还可以挡住西北风,北京的西北风沙很利害,以后搞设计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当周恩来说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时,张镈检讨说自己知道规划有限制,但后来因强调节约土地、多建房间,背离了全面观点,未尽职尽责。

  显然,周恩来理解张镈当时的处境,没有再追究,转而对万里说:“北京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的楼房,我看有50米上下就可以了。长安街上如此,外围可60米左右。没有必要太高,我们不要学西方那个样子。”

  由于在14层截止,楼顶按原设计已不协调,周恩来建议说:“做大屋顶太贵,是否可以做小斜坡顶?既对排水有利,人也上不去。谈罢握别时,已是凌晨2点45分。”

  3天后晚10点,万里、赵鹏飞叫张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对新东楼超高处理设计做最后敲定。半小时后,周恩来也来到新疆厅。他看了修改处理后的模型,并听了汇报,对新东楼西向门窗遮挡,在西华门建屏风楼的处理方案表示满意。

  张镈跟着周恩来,攀上故宫西华门城墙

  11月4日上午,张镈正在赶制修改后的北京饭店设计图,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到了新东楼施工现场。

  张镈立即赶往现场,施工现场的人说,周恩来已经乘室外的运料电梯上了顶层。“那部电梯摇摇晃晃不太安全,可总理不顾这些还是上去了,他对毛主席安危的关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从顶层下来后,周恩来带万里、杨德中、赵鹏飞、张镈等,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休息。这天周恩来的兴致很好,谈了许多工程以外的话,才引入正题: “今天遇到的麻烦,不少是人为的客观存在,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明,自然就决心大。拆几层东楼是改造客观;用屏风楼挡起来也是改造客观,关键是既要解决矛盾,又不能大拆大改,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后遗症。”

  在简单的午餐后,周恩来要大家再随他到西华门城楼上看看。西华门由8341部队把守,一般人不许登攀。张镈跟在周恩来后面,走上已经残破不全的登楼马道,只见城楼四周和两侧墙顶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周恩来在前面披荆斩棘,张镈等尾随其后。他们走走、看看、说说。透过蒿草,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的全景如在眼前,清清楚楚。

  走到西南角楼的台阶下,看着俗称九间、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角楼,张镈向周恩来报告说:“经测量在此建脊高26.7米的屏风楼,即可遮挡从新东楼西观中南海的视线。计划南段由西华门楼起到西南角楼,用连接体的连廊式和高31.2米的西华门重檐上脊相连。”

  接着,他们又随周恩来掉头向北,过西华门走了约与向南相等的距离,张镈告诉周恩来:“计划两条直线的配楼建到此为止,已可把中南海的重点部位遮挡住了。”

  周恩来未作答,而是继续向北走,一直走到与三大殿的中和殿平行的位置才停步。他变换着角度看了看,说道:“配楼做到这里,就可以把39局和西花厅等处全遮住了,就定在这里吧。”这样一来,配楼的建筑比原先预定的长度多出近4倍。

  在返回的路上,周恩来对万里、赵鹏飞、张镈说:“屏风楼建成前,新东楼即便完了工也不准开业。”

  周恩来还说:“在紫禁城东西华门西侧加点房子对国家、对故宫都有利。至少从‘广积粮?来说也是需要的嘛!8341部队可以用西华门两侧屏风楼,其余的可作文物房。所有的房子在形式上要配合故宫,所有朝西的房子只做盲窗,从外形上看要有棂花窗扇。”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万里、赵鹏飞、张镈粗一估算,发现屏风楼和配楼工程量约在50000平方米以上。骤然增加这么大工程,任务又急,又是仿古建筑,还要抗震,在资金、材料、人工上都有较大缺口。

  北京市政府表示在财政上难以支持屏风楼的工程,使承担设计责任的张镈感到压力很大。故而在与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吴院长一同研究时,他从省工、省时、省资金出发,提议平台上只做单片屏风式墙。

  不料,他的设想送报周恩来时,周恩来很不以为然,批示道:“不能作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

  周恩来的批评,在张镈心中引起很大震动:多快好省固然应讲求,但不能采取削鼻子,削耳朵式的机械简单方法。他精打细算,缜密设计,决心不让周恩来再为此牵扯精力。结果,第二次设计顺利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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