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超级特工”——李克农上将（图）

李克农

    在走访了生于白色恐怖年代、成长并建功于战争与和平年代的李伦中将后，本文作者肖思科为我们讲述了李克农上将的传奇人生经历以及他们这个神秘而特殊的家庭。

    神秘的传奇父亲

    在李伦孩提的记忆里，父亲很神秘，行踪也是很奇怪的，这种奇怪在他懂事后才从心里抹去。

    他记得在上海时总是不断搬家，先后住过春辉里、元吉里和元裕里。每搬一次家，父亲总是要向母亲和他兄弟俩交代，遇到别人问，应怎么回答，而且用的名字多是假的。在李伦的记忆里，父亲经常会突然失踪，但没过几天就会回来。可有一次，情况特别。

    1931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一连数日，父亲都没有回家，家里气氛一下子又紧张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父亲一生对自己的事情是从来不讲的。完全弄清楚是在父亲去世之后，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

    1930年年初，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后，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胡底、钱壮飞先后打入敌人心脏。这3个人就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在周恩来的精心谋划下，他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特别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党小组受周恩来统一指挥，直属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领导，由化名为“王庸”的陈赓等负责与之联系。

    获悉顾顺章叛变是在一个周六的晚上，那一夜，武汉一连发来6个电报到南京，告知顾被捕，发中央党部，并转秘书长陈立夫。

    是夜，钱壮飞值班，译出了这些电报，真是有点“魂不附体”，好在是周六，他沉住气，把事情压了下来……

    此时，李克农住在上海，钱壮飞派女婿由南京来沪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不料，这天是周日，不是交通来取情报的日子，李克农迅速启动紧急交通，通过江苏省委与陈赓取得联系，把情况报告给中央。那天，他马不停蹄，把情况用暗号发给胡底，并传达给曾三、李强、刘鼎、潘汉年和康生等人……

    最后，周恩来和陈赓化了装，从敌人便衣身边逃走了，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也及时撤离。当特务冲进周住处之时，文件燃烧的纸灰还没烧尽。用敌人的话讲：中共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差距，前后仅5分钟。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父亲工作神秘，三则是父亲从不宣扬自己，父亲不宣扬自己，他们一直不便谈，不敢谈，也不好谈。包括上学和工作后，别人谈起父亲，他们也经常回避。能说父亲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伦小时候，一直有个美好愿望，就是父亲回来给他带回书包和笔纸。但从大人那里听到的是红军被“围剿”的坏消息。后来听说红军又到了西北，但全家始终没有一点李克农的音讯，那日子真是压抑透了！

    1937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一个夹着黑皮包、穿着黑大衣的人走进安徽芜湖马家巷1号时，李克农的大女儿李宁从远处看见以为是逼债的人来了，马上跑到祖父李哲卿跟前说要祖父躲避。儿子不在，家道破落，欠下许多债务，见有人来祖父就想躲。不料，他正在上楼藏起来时来者叫道：“爸爸，我是克农啊！”一句话，几乎令全家人热泪纵横，欢天喜地。5个孩子一齐跑到父亲面前，尽管父亲在家只呆了1小时，但那真是难得的相聚场面。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前，国民党加紧反共，父亲又把李伦交给夏之栩、曾宪植、贺怡带着先从桂林撤退，乘车赴重庆办事处，后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他随父母、二姐李冰住进延安中组部招待所。李克农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工作后，毛泽东和朱德要请他们一家人吃饭。这次吃饭的地点是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李伦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印象：

    “窑洞中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摆着长条凳。靠墙有一沙发，是卡车上拆下来的沙发座椅，底下用木头支靠，吃饭时，菜是行军时用的旧搪瓷饭盒装的……东道主毛主席的身材高大，面容慈祥，膝盖上的补丁特别显眼。”

    吃饭时，毛泽东有说有笑，当年李克农东渡黄河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谈判的情况时，毛泽东当面就表扬过他，称他“单枪匹马，干得很好”。如今久别再聚，看得出他很喜欢李克农和孩子们。毛泽东问李伦的姐姐李冰：

    “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冰睁着大眼回答。毛泽东哈哈大笑：

    “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听了这话，李伦和姐姐目光相对，琢磨了半天，他们特别恨国民党特务，两人感到无论如何也难把父亲与特务联系在一起。

    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到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他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了叶子龙；还有，毛主席有肺病，李克农就搞来鱼肝油，使他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他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也把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随后，由陈云亲自出面，把李伦安排到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学习，后又转到延大附中。

    就在李伦上学之时，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部长是康生。

    中央社会部是中央分管保卫和情报部门。这一次，李伦才弄清父亲的工作性质。

    促成毛泽东赴渝

    当一批校友奔赴苏联学习时，李伦却要求上前线。1944年3月，他实现了上前线打日本的愿望。1945年年初又进入延安炮兵学校学习。从此，他迷恋上了炮兵。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之际，他已归属晋绥野战军，参加了绥包战役。也就在此后不久，父亲李克农又在中共情报史上创造了一个惊世业绩。

    那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蒋介石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要弄清的。

    从国民党电讯着手，李克农的情报特侦系统日夜侦听国民党电讯，但国民党使用的密码无法破译。这时，李克农突然想起国民党驻延安有个联络处，他们必与重庆就毛泽东是否接受邀请有往来。通过这个联络处搞到密码岂不更容易？果然不负李克农所望，密码得手。于是，一道命令下达：日夜监听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

    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李克农是情报行家，他一个字也不放过，经过反复阅读、分析、归纳、综合，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是演戏。

    李克农的杰作使中央掌握了蒋介石的心理，也让毛泽东心里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坚决主张亲自赴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集体议定：既然蒋介石是假邀请，我们就要弄假成真。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到重庆，争取主动权。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揭穿蒋的政治伪装。

    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李克农一直护送到满洲里。在路上，他除了与毛泽东谈工作，也陪毛泽东聊天。据说，毛泽东喜欢同李克农聊天。李克农在情报战线立足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对文史哲精通，也熟悉三教九流，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也是个社会活动家。就在同毛泽东聊天中，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哦？”毛泽东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等待李克农的下文，李克农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机智的：“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到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他笑着对李克农说：“你这个李克农啊！还要给我上课？好！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同斯大林唠唠你们那摊子事呢！”

    果然，毛泽东到苏联后就与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不久，李克农奉召到苏，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问题上，李克农的大智大勇展露无遗。因此事他后来遭到康生的陷害，但历史证明李克农是正确的。

    在中苏情报战线合作不久，由于受当时“一边倒”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李克农汇报工作后，对中苏情报工作合作做了8个字的指示，大意是“诚恳、完全、毫无保留”。毛泽东讲，李克农便记了下来。当李克农记录时，毛泽东问他记什么，并要过去看了一遍，然后便撕了。不过，李克农还是记住了毛泽东的话。

    对毛泽东的指示，他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据长期跟随李克农工作的罗青长回忆：李克农同志认为苏联情报方面有特点，但也有不足，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攻苏时，为何苏联没搞准，反而是我们搞到告诉苏联的。另外，苏联情报手段也与我们不同，他们以金钱、美女为主要手段，而我们主要靠正义事业感人，靠自觉自愿去干，还靠公开搜集。所以，他认为我们还是要保持自身特色的东西。李克农为此在执行中也有说法：“浑身脱得光光，暴露无遗，但心里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情报工作并未受到大损失……

    是毛泽东指导李克农早有安排，还是李克农有意留了一手？这是一个谜！

    康生恩将仇报

    康生在很多时候是李克农的上司。早在上海时，是李克农的情报，才使他和中央机关得以脱险，可以说李克农曾救了他一命！按说，对于这样一位忠诚有才华的助手，他是满意的。但恰恰因为李克农的精明和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而遭到他的嫉恨。

    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在整风中借审干之机大肆整人，特别是在1943年搞所谓的“抢救运动”将大批同志整为“特务”，引起毛泽东的不悦和中央领导人的不满。

    1944年4月4日，毛泽东找李克农等人去开“枣园夜话”。毛泽东要他们吸取历史教训，立即展开甄别和平反工作。在这之后，李克农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包括将各单位集中在部里的200多个“挽救对象”留下来工作。这件事被康生看成“给我难堪”而记恨在心。

    1956年中央召开“八大”时，当选的中央委员以得票多少排名，康生排到李克农后面，面对李克农日渐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康生的嫉恨之心更剧。其妻曹轶欧咬牙切齿地叫道：李克农这个仇我非报不可！此话在康生出山后就得到应验……

    “文革”开始后，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份出现的康生，马上指使造反派整理已经去世的李克农的材料。1967年8月31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与此事有关的人员，他同曹轶欧一唱一和，要用非常手段追查李克农“陷害”康生的“阴谋”，此举遭到同志们反对后，他便动用学生“逼宫”。

    不几日，小将们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这时，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很快，毛泽东也向康生当面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惦记那些无名英雄

    李伦将军记得那是1957年12月的一个中午，饭后，父亲一边往办公室里走，一边在咳嗽。他多年患哮喘病，咳起来非常厉害。走到办公室的台阶上，他咳得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他试图想扶住柱子，不料，一下摔倒了，不幸头朝下砸在石头台阶上，头部开裂……

    周恩来指示全国脑外科专家赶往北京，组织抢救。

    据李伦将军回忆：父亲醒来后，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大部分消失，说话逻辑也不行了……亲人、同志都很难过，他也很难过。也就是在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刚恢复记忆不久，便说话了。不过他说的不是自己的丰功伟绩，而是提到一个叫“王石坚”的名字。熟悉党的情报史的同志都知道，“王石坚”是我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于1947年10月被敌人侦破。这次被侦破是敌人使用美国的侦听测向设备定位，并派飞贼搜捕而得逞，事态波及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是中共情报系统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一批忠诚的情报骨干惨遭国民党杀害。事件之后，李克农立即进行检查，研究对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他给周恩来写了检查，请求处分。周恩来认为这是秘密战线不可避免的，并批示：“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事隔多年，李克农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过失，确实令人感动。

    李克农还一直关注着一批特殊的人物，这批人物就是曾被我党派到敌人阵营中长期潜伏、历史无法弄清的人；还有在敌人阵营中发展的我情报人员，情况也一时无法弄清；以及一些一直做情报工作后又脱离组织的人，这些人的命运结局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李克农为他们一一出具证明，以取得组织的重新信任。

    1962年2月7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尚未结束，李克农的病情加重。这时他仍未考虑上医院，众人请来邓颖超才把他劝进医院。2月9日上午住院，不料，当晚他就在北京医院去世。据李伦将军说：当时，公告上是脑溢血而死，而实际上是父亲的脑软化，脑子已成糊状，其死也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