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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给陈毅等五人的警告信

(2008-08-24 17:54:06) 下一个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心迹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站稳脚根,就不怕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口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为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徵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这种心态在对待那几个在“大闹怀仁堂”中陷进去的副总理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尾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很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受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出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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