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
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
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瑞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
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
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
叶群当时和我同班，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
我高中毕业后上了辅仁大学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
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
1946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去了延安。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了我的名，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
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少奇要我跟他走
交谈中刘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在家看书。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一天，警卫参谋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
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
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入党”的话题。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蒋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
我们先到了瓦窑堡，然后过黄河，4月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在瓦窑堡，还接到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转来少奇写给我的一首诗，鼓励我，说我表现比较好。
4月，我们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
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我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想再去找少奇，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
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后来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
那天，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土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1948年8月21日，我和少奇正式结婚。恩来同志特别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