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军机处（之一）

西岔2号——童年乐园

1957年，拆迁时我十岁，我的童年和西岔2号密不可分。我生在西岔，长在西岔。它与我魂梦相依。那么，西岔在哪儿？2号又在哪儿？

西岔

它已销声匿迹五十年，找它的旧址太困难了。现在的北京大学的西南角东西约500米、南北约400米的地方是过去清朝的军机处旧址，西岔在它东南部。

西岔的东边是一条南北胡同——娘娘庙胡同。西岔本身是一条东西向略偏北的花岗石路，过了3号就往北了。去西岔4号得下大坡，往西北走。西岔5号在军机处胡同的东边下大坡后土路的延长线上。

过了5号，花岗石路继续往西北走。同时，有一条土路傍5号西墙往北延伸，且爬一高坡。坡约高1.5米，上去是一个四方小空场。空场的东南角是5号的房子、院子。东边是一大堵影壁墙，墙后有两个门。那是两个院子。北边是一个坡度很大的西向土坡，可以下来。因坡大，雨水冲出一条大深沟。因为害怕那沟，我轻易不到那儿去。空场西边是花岗石路，立陡立陡的土‘墙’让人有点害怕。空场上有三棵大槐树，两块大石头。空场很大，老有人在那儿乘凉、聊天、做手工活。因为闹狼，影壁墙上画了白白的大圆圈。吊死鬼（大名尺蠹）很多，树叶都快吃空了。地上到处都是爬的虫子。也怪，那虫子鸡都不吃。那石头大，反正我上不去。后来，才知那是上马石。

花岗石路往北就是冰窖和冰窖胡同（东半截），空场往西过了花岗石路就是军机处。军机处坡下有三间西房。三间西房靠南那间老上着窗户板，靠北两间卖烟酒杂糖小百货。

在我的记忆里，西岔2号坐北朝南，三间房宽，东边一间是门道，西边两间是院里南房的后墙，没后窗。黑漆大门很不起眼。西边有一块大石头。

出西岔2号大门，东边1号的门褪进一大块，形成一个小空场。3号的门朝西开。门口的甬路又像一条河，隔开了和路南的来往。所以，2号是挺孤单的。

我家住西屋

我家住在里院西屋。三间西屋，两明一暗。大间有隔扇，晚上能挂上幔帐，有顺山炕，能睡好些人。小间有隔断，有里屋门，有前沿炕。我小时与我妈同住在小屋前沿炕上。屋门在中间那间，门有两层，一层朝外开，是玻璃窗的门就一扇，和现在的屋门一样；一层朝里开，是两扇，是实木门。里边这对门又结实，又灵活，卸下也很方便。晚上，关上外门，合上里面这对门，再插上两道门闩，就可以睡踏实觉了。

我4岁多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正熟睡，突然惊醒，我就躺在这门板上，被人连窝抬了出来。我的大弟就睡在第二块门板上。第二天，我被告之我妈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弟弟。从此，我与大弟就睡在奶奶身边。

中间屋是进门头一间，靠西墙是大条案，上放着大座钟，硬木帽镜、帽筒、箪瓶，有茶叶罐等等。钟有硬木边框镶玻璃的罩子，到时打点。前有红色大漆的榆木方桌，一对椅子。

靠南那间屋两边有隔扇，中间有两个门那么宽的间隔。隔扇有硬木花格，中间夹着纸。晚上，拉一道幔帐。

靠南那间在东边靠窗有一缝纫机‘兄弟牌’，然后是顺山炕，炕上靠西墙放着两只樟木箱，炕上有一大被垛。通厨房的门在顺山炕尾。

厨房在西屋靠南那间房后，有南窗户，有纱窗。我妈收拾得干净利落。

水缸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它在外屋进门处。

屋里、院里都那么干净。

天热了，为了挂竹帘，里边这对门就卸下来，后来也不再按，因为，形势稳定，太平日久。用不着了。

我的亲人

我爷爷在同仁堂站参柜，平日就住那儿，不回来。我父亲在万锦堂工作，平日也不回来。家中的事，我奶奶主外，一应大事小情她做主。平日买煤、买粮、买菜、买副食，她全管，该添置什么东西，她自然就添置了。她娘家就在娘娘庙29号，离我家隔一个门，周围她熟，干这些活儿得心应手。
我家刚从老家搬来时，正是1946年，国民党抓壮丁。一次，我父亲刚从城里回来（西城锦什坊街），还没到家，就被抓了壮丁。我奶奶听说后，立即托人、花钱将我父亲赎了出来，并让他立即返回城里药店（万锦堂），躲过这兵役之灾。要不是有我奶奶遇事不慌、及时果断（我奶奶娘家在当地是老住户，小有声望），怕就不会有我们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了。

家里的事，我母亲承担，什么洗衣、做饭、招呼孩子，杂七杂八零碎活儿。我三叔当时正上学，后来上师范学校，他的脏衣服也是我妈给洗。开学拿干净衣服走，放假拿脏衣服回来。缝缝连连、洗洗涮涮全是她。衣服多了，装篮子里，拿个棒槌，碱块、皂角放碗里，擓着篮子，去西河沿洗。那时还没修海淀路，去西河沿得走老虎洞出西口到西河沿桥下去洗。路可远呢，计出西岔2号门，往西北走下坡，走一段土路，再往西走上坡，走军机处东西胡同，拐弯，走南北胡同，入老虎洞，往西约200米，出口再走约100米，才到桥下洗衣的大石头处。共总得有1里多地。干嘛这样呢，只因家里吃的水是买的，每天一担。脏衣服多了，就得拿西河沿去洗。偶尔，我妈带上我，光走路我就累了。真不知我妈怎么洗那么一大堆脏衣服、脏被褥，洗完还得把它们弄回来。

那时的棉衣服都得拆洗，我们的鞋都是我妈做。冬穿棉，夏有单，纳鞋底子是我妈随手的活。我妈有个针线笸箩，一天到晚随时拉过来就可以干活儿。我妈也手不拾闲，在我的记忆里我妈就没空儿和我聊过天。

一家人的饭菜都是我妈做，不论人多人少，菜好菜差，总能让人吃满意了，吃好了。来人都夸我妈‘饭做得好’。

我们小时候跟我妈睡，在暗间前沿炕，大一点，有了小弟弟，就跟奶奶睡。奶奶睡明间大炕，我们也睡大炕。大炕大啊，屋子有多大进深，炕就有多长。炕的宽窄大约有2米。谁睡都能舒舒服服地伸开腿。那时，我家只有这么两个炕，来人就只能在大炕上睡。再多我们孩子就挪到里屋去睡，给来人腾地方。炕上铺毡子。那时，这都是奢侈之物。我亲眼看见西岔3号张培增家白天炕上什么都不铺。后来，在西屋的后边，厨房对面又接出一小间屋，爷爷回来就睡在那儿。其实炕上是睡得下的。可能是不太方便吧。

院子是青砖墁地，平整得很。家里有小竹车、有小三轮车，在院子里怎么玩都行。记得我小时候骑三轮车，骑太猛了，拐弯时，车翻了，把花池边上的一棵盆花枝叉砸折了。我吓得不行。奶奶和花主人一说，她说：“不要紧，那花插上就活。”我才放了心。

院子大，北边有花池子，南边靠东有一个铁棚子，都不妨碍人走路。花池子约1.5米见方，转圈都用砖围着，只露一个砖犄角，三角形，挺美的，中间种着西番莲。池边有高高矮矮的盆花。大约有三层。西番莲开花时，花株大约比孩子高，朵大多瓣，花色繁多，称着边上的盆花，可美呢！

铁棚子有一间房大，紧连着东屋靠南那间。炎炎夏日，街坊都爱到那儿趁凉，做活、聊天。我家房子大，窗外又有苇帘子，门内有竹帘子，又有后门通厨房，屋里有过堂风，四方砖铺地，冬暖夏凉，所以我家不大去。大多时候，我奶奶都是带着大一点的我们到娘娘庙29号奶奶娘家去玩。在那儿玩，院子大，小朋友多，我们很新奇，也就乖一点。她回到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中间，精神也放松一些。我们不在家，母亲就可以踏踏实实做针线活。可以说：各有所得吧。

我的爷爷、父亲平时不回来，休息时常在晚上回来，第二天休息一天。有时，天黑得早，我已睡了。一次，大弟唤醒了我，神秘地说：“我有一枝枪，你信吗？”我不信，明明白天没看见有嘛！他从被窝里‘呼’的一下，提出一只枪来。那只枪大约有一尺半长，黄黄的枪托，黑黑的枪管，枪头塞着软木塞子，下有一根绳栓着。他打开保险，放了一枪，‘砰’我都惊呆了。那时，我还没见过玩具枪，这是我第一次见玩具枪。因为欢乐和兴奋，我们很久才睡着。

爷爷和父亲在家的日子，家里充满欢声笑语。抗美援朝时有张年画，上面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拍手欢笑，我们俩就象那俩个孩子，给家里带来欢笑。尤其我大弟，肉嘟嘟、面白唇红、明眸皓齿、天庭饱满、地脚方圆，人见人爱。我的名字是我爷爷给起的，当时报上说我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爷爷就说叫‘新民’吧。男孩以‘树’字排行，大弟就叫树民。那时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比较贫困。而我家因我爷爷在同仁堂，他又站参柜，收入颇丰，我父亲在万锦堂工作，收入稳定。我家我奶奶能持家，跑外场，我妈妈不当家，可大小活儿都能干得稳稳当当，所以，我的家是挺受人羡慕的好家庭。
刚解放时，同仁堂伙食好，工资高。我爷爷站参柜，又态度谦和，工作兢兢业业，销售业绩最高，拿第一时，给双薪。爷爷心情舒畅，我们也沾光。

刚解放时，我爸爸才22岁，他13岁学徒，已成多面手。他们西城万锦堂，前店后厂，自己生产‘回生救急散’，也挺兴旺。而且，共产党、工会重点扶持年轻人，我爸爸上了夜校，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当了干部，后来又入了党。

每回休息日，爷爷、父亲都是高兴的，家里孩子们自然也高兴。那是多么愉快的时光啊！

生我妹妹头天晚上，我妈妈迟迟不睡觉，走来走去。我奶奶当时正用缝纫机缝着什么，忙说：“你要用缝纫机吧？”我妈摇头说：“不是”。第二天就听说：我妈给我添了一个小妹妹。并且我的二弟也睡到了我们炕上。

我们三个孩子睡在奶奶身边，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也够奶奶操心的了。

妹妹是冬天生的，到夏天就可以放在竹车里，到外面去玩。她眼睛圆溜溜的，挺好玩。东屋靠南那间住着一家知识分子，南方人，男人在科学院上班，早出晚归，挺忙的。女的在家，没孩子，闲来无事，就常逗弄我妹妹。一来二去，产生了感情，她就和我妈商量，要抱养我妹妹。他们夫妻已到中年，没孩子，挺寂寞。我家当时已有四个孩子，她就想抱一个。我妈拒绝了。街坊还是好街坊，在院里照常来往。她养了猫，排遣寂寞。我们管她叫方大妈。个子挺高，人挺和蔼。拆迁时，科学院直接分了房，搬走了。

去老虎洞买东西

住西岔2号时，买东西非常不便。附近，只有往西，下坡到那军机处东坡头的三间西房那儿去买。那儿东西样儿不全，要什么，什么没有。我奶奶就得到老虎洞去买。有时就带上我。

去老虎洞得往西，下大坡上大坡，整个穿过军机处，才能到。如果想买粮，就得推上小竹车。路远哪，没有车，真不知怎么把它们弄回来。军机处胡同虽是土路，但极好走。最难走的是西岔花岗石路。从西岔5号门口到2号门口，这一段路是上坡，又是花岗石路。年深月久，花岗石早已凹凸不平，装了粮食的小竹车，死沉死沉的，不是这个轱辘陷入凹处，就是那个轱辘陷入凹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小竹车弄到2号门口。到门口就好办了，我看着，把我妈叫出来，俩人抬进去。抬上三层台阶，进大门，推到二门口，再抬，上五层台阶，迈一道大门槛，再走就好走了。

有次，我奶奶带着我，去得早，刚出军机处就看见一大堆人，围着看。看什么呢？“骆驼”别人告诉我。那时我还没有见过骆驼，我就往里挤，三挤两挤就挤到里边，看见了骆驼。骆驼大约有十来只安详地卧在老虎洞路南、军机处出口以东的地方休息。它们夜里来，已卸了载，头朝西，排成一队，歇完就该走了。听说，拉来的是煤。看见骆驼这庞然大物，心中不由怦怦乱跳。真是又想看，又害怕。我奶奶要买东西，把我拉走了。不然，还得多看一会儿。后来，修了海淀路，交通方便了，就看不见骆驼队了。

去一次老虎洞，就要买好多样东西，然后，再把它辛辛苦苦弄回来。有时候，碰上卖芝麻酱，我奶奶就现买一个碗，擦一擦，装上，拿回来。有一次，奶奶先买了芝麻酱，让我端着，站在军机处11号门口，等着。那儿比较安静，想来不会有什么差错。哪想到我因贪看周围景致和过路人，把芝麻酱撒了。奶奶回来，什么也没说，拿着买的东西，就回家了。我非常难受，感到无地自容。那时候，买芝麻酱多不容易呀，我怎么就把它撒了呢？尽管撒得不多，那也是撒了呀！这事，我记一辈子。

军机处11号门口的地形我可记住了，东边缩进一间房，西边缩进一米。形成葫芦口。

妹妹幼时，生病，我妈叫我去买药。走时告诉我买‘万应锭’，我走下坡，走上坡，穿过军机处，左拐，到‘长生堂’，该买药了，忘了药名了。我那个着急呀！着急也得回家，问清楚再买。药不象别的，错一点都不行。为一枚‘万应锭’，我跑了两趟，约4里地。这倒霉的事，我一生难忘。

副食

那时，买东西困难，伙食单调。吃鸡蛋得到军机处坡上，路南，走一段田间小路，到一户农家去买。西红柿好吃，可上市时间短，里面籽儿又太多。现在，吃西红柿炒鸡蛋是平平常常的事，那时一年也难得吃上一、两回呀。我有病时，我奶奶特意让我妈给我做了一个西红柿汤，还打了一个鸡蛋。在那时，那是多美的一餐哪！

那时，我奶奶自己做酱。推碾子把煮过的黄豆压过，再攥成馒头那么大的圆疙瘩，堆成一堆捂上，待长了毛，再作成酱。碾子就在西岔2号对门，从2号出来，走过花岗石甬路，再上大约两、三层台阶，走砖甬路，往南走那么十多步吧，就到了。碾子在单独一个小院里，干活时无人打搅，院子用砖墁过，挺干净、平整。碾子北边有一长条石，贴墙平放着，离地约50cm高。原料和碾过的东西就放在那上面。那次干活有我二爹帮忙，我奶奶娘家的风俗，管二姑叫二爹。碾子院两边有两家街坊。西边那家是最后一家，再西边就是庄稼地了。碾子南边也是庄稼地。

房东陶老太太

1957年时，没有电视、收音机，娱乐是很贫乏的。可喜的是我的房东陶老太太，她自己没孩子，可又爱孩子，尤其爱我们这一帮小孩子。夏天的晚上，洗过澡，在花池南边，那儿宽敞，我们几个孩子围成一圈，听她讲故事、说歌谣、唱儿歌。那是多么好的夜晚哪！她说了，不洗澡，不能来。孩子们都自觉地搞好卫生，再去。“千条线，万条线，掉河里，看不见”，“青石板，钉银钉，一颗一颗数不清”等有趣的小歌谣，伴我们走入梦乡。现在想来，那时的歌谣以婆媳关系为多。“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打架，打架就分家”，“养儿别养仨，养仨饿死妈”，“小喜鹊，尾巴长，长大了，不要娘”诸如此类，挺多。我妈听了就不大高兴。可，也没说什么。

刚解放时，小脚老太太还挺多，我们院就有两个，可房主陶老太太却是天足。她丈夫原是海淀商会会长，绰号‘陶毛’，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他就买下了西岔2号的房子。他哥哥买下了西岔1号的房子。我小，没见过他哥哥，对他也忘怀了。

他去世时，正是冬天。大概，我上二年级。早晨，一开门，外面黑糊糊的，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搭起了灵棚。上学路远，没时间细看。下午，才看见，灵棚高大，是用芦席搭的，里边用杉木做支撑。我家门口留出人走路的地方，其余都在棚子里，南北得有三间房那么长，东西稍窄一些。灵棚有门，门上挂着棉门帘。灵棚东西高处各有一个窗户，不大，能透点亮。棺材在北屋门口南北放置，和尚在北边唱经，有响器。人来得挺多，都穿着孝袍子，头上系着孝带，鞋上罩着白布。管茶水、管饭，乱哄哄的。我是闲人，怕人说，忙躲开了。

乱了几天以后，一切归于沉寂。因为上学，没看见出殡。

陶老太太闺名姚兰芝，大概也就五十多岁。我奶奶从不贪大辈，跟她岁数差不多，也叫她‘大妈’。我就得叫‘太太’。她，中等个儿，大脸膛，脑后有髻，身体壮硕，能说能干的。我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只因西岔2号大门门框右上角贴着一张小红纸条，上写：卫生负责人姚兰芝。我很疑惑，回家问奶奶，奶奶说是她。明明她是陶老太太，怎么上写姚兰芝？奶奶一笑，没答。她是房东，对卫生要求很严。她有点象红楼梦里的凤姐，不怒自威。从没见过她发脾气，可是我院的卫生真好。搬过几次家，哪儿的卫生都比不上西岔2号。

她没儿女，形支影单。几天后，她弟弟就来给她做伴。我们管他叫‘舅太爷’。他也挺干净的，自己洗衣服。因为，水也得买，故得节省。他洗衣服的水已稠忽忽的，还洗呢。他说：“脏水能洗出干净衣服来。”

夏天，他使的芭蕉扇上有这么两首顺口溜：扇子我有，拿在我手。有人来借，等到三九。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一首在扇面，一首在扇背面。钢笔字小楷，字很好看。那时，可供阅读的东西太少，所以，就这也记住了。现在，有了空调，芭蕉扇谁还使啊！

她养了一只猫，排遣寂寞。她买了猫鱼，用针线穿起来，挂在高处，晾干了，吃饭时剪一些下来，拌在猫食里。可惜，猫把鱼偷吃了，线到没关系，针可要了命。这样，她又养了第二只猫。这回，她更精心，养猫和养孩子一样。她一说话，猫就听，可好玩了。

一天我下学，院里有欢笑声，原来陶老太太有一养女，当兵南下，这是回来探亲了。她是解放军，有文化，当什么干部，我不知道，只知她给了我两块巧克力。圆圆的、扁扁的、象大铜钱，约2寸直径，里面的巧克力压成天安门的形状，外面包着金色的外衣。我真舍不得吃，又挡不住巧克力的诱惑，还是被我吃掉了。

拆迁时，她搬到西直门火神庙那边住了，把猫留下，让我妈养着。猫恋旧居，几次跑回原处，找回几次，又拴在桌下，还是跑了。

街坊

西岔2号常住街坊有七家。

外院南屋两间住一家姓郑的，夫妻都瘦高，儿女也挺多，生活困窘。但，总是乐呵呵的，见我们总是亲热的打招呼。拆迁后，住家在我们西边，见面说话。

北屋两间住一家姓陈的，老夫妻俩，带孙儿、孙女。老夫妻大概承包了西边坡下那小卖部，每天老头都去那儿卖烟酒杂糖小百货。有时，老婆就去替替他。北屋门口横着有一影壁墙，地方窄小，有些活儿就得拿到二门门口那宽敞的地方干。二门门口挺宽敞的，为了不防碍旁人走路，他总是在靠南的墙犄角处去干。我们那院子挺怪，一进门是门道，一直走，是影壁墙，往东拐再往北，才是二门。东南角那块地方宽敞，又不妨碍旁人走路。他有时在那儿择菜、收拾鱼、补自行车带，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拿桐油刷在孙儿的新棉鞋上，据说能当雨鞋穿。拆迁后，再没见过。

过了外院，就是二门门道，宽大的二门门道下来，就是伙道。伙道口有花墙门洞，伙道的地也磨砖对缝平整得很。左拐再下一层台阶，就是我们里院了。

北屋五间，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房主陶老太太住东边两间正房，一间耳房。西边一间正房一间耳房通着，租给一家姓徐的。

徐家共6口人，姥姥、姨姥姥、妈妈、大姐徐宗一、二弟徐宗煌、小妹徐宗强。她家姥姥是小脚，个儿不高，头后有髻，岁数大了，很少出来。姨姥姥也五、六十了，天足，身体还硬朗。她原是北大工友，退休了。她在这个家顶起半边天。白天，徐妈妈上班了。一应家里家外、老老小小、杂七杂八的活儿，她全承担。夫妻离婚了，男方是北大教授。有时也来探望，来时给孩子买玩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飞机，他买的小飞机有30CM长，能拆卸。银色的小飞机，给孩子们带来多少欢乐呀！

徐家是南方人，有文化底蕴。徐宗一在北大附小上学，刚搬来时，她还上夏令营去活动。那多令人神往啊！她年纪比我大一点，可比我成熟多了。在家里，懂得谦让弟弟妹妹，说话都很柔和。在院里，我最爱找她玩，现在想来有点仰慕的意思吧。她弟弟有哮喘病，文弱的样子。一到冬天就犯病。他比我小一年。小妹妹身体很好，人也漂亮，就是厉害。父母离婚，对她是个伤害，别人都比她大，谁都让着她。这样她就有些专横跋扈，处处抓尖，有理无理她也得占先。拆迁后，她家住军机处5号周转，后来搬到西城去住了。

西屋三间，我家住。

东屋靠北两间住一家姓李的。男主人大概在北大上班，结婚晚，本人已老，孩子不大。大儿叫李铭，比我大。女儿小名叫丫头，比我小4、5岁。李铭挺壮实的，别人说他淘气，坏，我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挺聪明的。女主人和我妈年纪相仿，因男主人岁数大，叫她‘东屋大奶奶’。她个儿矮，人很精神，很能干，把她家收拾得很齐整。男主人脾气大，女人很受气，女儿也胆小，畏手畏脚，老象怕人的样子。院子宽大，中间又有花池，我们两家各忙各的，从不走动。拆迁后，住太平庄北区。

南屋靠东是个单间，住着一家山西人。平常只有两口人，奶奶和孙子。奶奶瘦小枯干，稀疏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小髻，小脚，从不多言。我叫她‘南屋大奶奶’。孙子与我同班，同校又同班，可我俩形同陌路，他不理我。他叫杜应涛，小名‘全喜子’。

杜应涛的脸又白又平，后脑勺大，挺文静的样子。可，他做出的事实在令人费解。他不言不语，和谁也不来往，别出手，出手就让人恨。院里的孩子都不爱理他。这不，我奶奶刚做好的一缸酱，他的臭球鞋就进去了。能说是偶然吗？后来，他又干了一件大事。为了这件大事，他家不能不搬家。

老太太的二儿子在某鞋厂工作，很少回来。记得一次他在铁棚子下坐着择菜，夏天正休息日，好几家人家都在那儿择韭菜，他突然犯了羊痫风。只见他一脚踹倒了他家的火炉子，倒在那儿抽起疯来。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扶坐起来，掐他的人中，缓醒过来，又架到屋里。把火炉立起来。原来，他家的火炉刚生着，怕屋里热，有味，放在铁棚子底下，煤气引发了羊痫风。那时都烧煤球，天热，使的是四条腿的小煤球炉，挪动也很方便。当时，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听到动静，飞跑去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羊痫风。
东屋靠南那间房客老变，先是驻解放军，也常换人。曾住过搞宣传的干部，桌上有彩色颜料。他们还给我们孩子们照过相。年代久了，也找不到了。曾与一位解放军通过信，竖排的信封我给写反了，退回来了。这样几年，最后住的是方大妈，直到拆迁。

南屋靠西两间是明间，不好租，后来，用秫秸糊上纸，作成秫秸墙，打上截断，按上门，把西边那间租出去了。好几年了，一直驻解放军，和东屋一样。曾住过一位参谋长，有时骑马来，在门口下马石下马，那时我才知那是下马石。南屋的墙上挂过马刀，一次，他正擦刀，我们偷偷看，他拔刀吓唬我们，我们全跑了。

最后住的是一家军人家属，男主人姓宋，是军官，女主人是军医。他们有三个孩子：宋红霞、宋建力、宋余霞。带着一个保姆。平常看见的是三个孩子和保姆。

那是三个可爱的孩子，大的是女孩，大概跟我二弟一样大，和北屋徐宗强挺要好，两个女孩一样高，都挺好看。二的是男孩，白白胖胖的。三的还小，刚几个月，保姆抱着。

刚来不久，他们一家去王府井新开张的百货商场逛逛。人多，又乱，把老二丢了，那叫着急呀！老二宋建力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民警问他：“你们家住在哪儿啊？”他答：“南京”，民警也没辙。他太小了，也就不到3岁。幸亏，父母找来了。这才皆大欢喜。这件事，后来成了保姆的谈资。我也才知道他家从南京调来不久。

夏天，他爸爸给我们照了好多相片，有几乎全院的孩子的合影，有宋红霞和我们单个人的合影。这相片现在还有。

过年前，送我们新年礼物，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我的是一个花的铁铅笔盒。里边刻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使我们欢欣鼓舞，到今天都念念不忘。

冬天的一天，他爸爸到我家告诉我们，晚饭后一定去。晚饭后，我们就去了。屡屡行行，几乎全里院小朋友都到了。他拿出一个纸棒棒，夹在桌子的抽屉缝上，关上电灯，点着了。啊，是礼花！它太漂亮了！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礼花！礼花有近一米高，燃烧着、跳耀着、不时崩出新的花样来。我们都看呆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礼花熄了，灯亮了。我们仿佛从梦中醒来，多么新奇呀。要知道那时才五几年，这多稀罕哪！这时，我注意到，杜应涛没有来。

三间南屋，共走一个门，两家只隔几步路，薄薄两堵墙，不隔音。宋家极好相与的人，怎么就没叫上他？还是叫他，他不来？我当时也没多想，事情就过去了。

过不了几天，天黑得早，我已睡，睡梦中听见‘着火啦，着火啦’急促的呼叫。我爸爸正好在家，还没有睡。他三步并成两步飞跑过去，拽开南屋门，把着火的秫秸墙踹下来，又拉扯到院里，翻身又去扑灭了余火。院子大，又干净，着火的秫秸墙很快就熄了。救得及时，损失不大。可，南屋西边那间已无法居住，军人一家很快就搬走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救火时我爸爸高大的身影，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

后来，听说是全喜子找东西，蜡烛倒了，引燃的大火。我也没深究。他那时才8、9岁，也不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不久，听说他爷爷来了，把他们接走了。走时我不知道。

出于善良的心理，我从来没往坏处想过，小学同学聚会，谈到没来的小学同学，我还说到他。奇怪的是：他在班里也是一个隐形人。别人对他一无所知。甚至，不知有他这么一个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我们小学一、二年级班主任纪老师还到他家做过家访。怎么会没有这个人呢？翻看小时的同院孩子合影，也没有他。怪不怪？

这回写回忆录，谈到他，奇怪他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怎么那么阴暗呢？一个几岁的小孩，怎么有那么深的城府，深藏不露呢？为什么一个院子的孩子都不喜欢他，一个班的同学都漠视他？输入电脑用拼音法，‘涛’同‘逃’同音，联想他的身世，不由恍然大悟。

他无父母，他奶奶是这么说的：被日本人枪杀了。他爷爷与父亲都是买卖人，跑东北一线。被日本人枪杀是合情合理的。我从未怀疑过。这回我深入想了想，我们都是47年生人，日本人45年投降的，他的爸爸怎么可能被日本人枪杀？‘应涛’者应逃也。他的爸爸很可能是被镇压的。跑没跑了，后悔没及。小名‘全喜子’，正因为缺‘喜’，才叫‘喜’；正因为家不全，才叫‘全’。

西岔2号很早就有了电灯，他点蜡烛做什么？引燃大火那天，要不是我爸爸救得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他爷爷听说后，赶紧搬家，也算是明智之举。他的二叔就叫杜明智。当时正赶上拆迁前夜，忙忙乱乱的，也没引起注意，走了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现在想来阶级斗争是有的，尤其在刚解放的年月，只是表现得比较隐匿，我们不容易察觉罢了。

（注释：那房高，糊顶棚时又糊成倒凹形，可以能够安全放礼花。）

养蚕

大概在我一年级时，院里的街坊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黑黑的小圆点，他告诉我，这是蚕籽。我与娘娘庙29号张玮分了。

家里没有桑树，着急着大了。放学后，到处去找桑叶。蚕小时，吃不多，到是个乐子，看它拱来拱去，抬着头，一口一口地弧形咬着吃桑叶，也挺好玩。蚕眠时，一动不动。我不懂，还着过急。蚕大了，吃得多了，没有桑叶，什么也不吃。我只好和张玮挎上书包，上北大去找。

当时，北大还未扩建，在军机处的北边，我家的西北边。张玮比我大点有限，我俩互相壮着胆儿去到北大找桑叶。往西北走下坡，再顺路一直走，前两天刚下过雨，西岔是花岗石路，还好，冰窖土路上有一洼一洼的水，到了最北边是一条东西向的土路。这条土路上有一大条积水，是车压的车辙印存的水。北大南门当时非常简陋，可也有人把守。我们正发愁怎么进去，突然，看见熟人，那是娘娘庙29号张煜。他已参加革命多年，当时在对外联络部工作。大概，他带着一帮老同学去北大玩。张玮是他叔叔家的妹妹，我是他大姑的孙女，互相熟悉，问明情况，就带我们进去了。

我俩在北大找到了桑叶，装了满满一书包，这才回家。回来的路上，心情轻松，也不觉得累了。

说是我养蚕，其实活儿都是我妈干。把桑叶洗过，甩干，盖上干净布，布上潲上点水，能使桑叶保持湿润，这样能保存好几天。蚕儿看见桑叶，立刻大嚼起来，‘沙，沙’声充满了西屋，真让人欢欣鼓舞。
蚕屎，妈妈留着，她说：可以做枕心。蚕屎小小的，圆圆的，上有规矩的弧形花纹。蚕尿，亮晶晶的，一颗珍珠似的，从不散。妈妈说：可以治眼疾，去火的。

蚕儿小时，占不了多大地方，大了，占了两个盖帘。当时我家那个盖帘是柳条做的，边上有一浅浅的沿。天天，我妈给它打扫卫生，所以，蚕儿很健康。几眠之后，它该吐丝了。我把大碗口上糊上纸，绷住，放上几条蚕，它就乖乖地在那上面吐起丝来。其余的不干涉它，我要看看它怎样做。我的目的达到了，碗上的，吐成一个丝饼，后来我把它放在我的墨盒里，留作永远的纪念。作茧的，也看到了，可惜，用途不大。

第二年，因新鲜劲儿已过，又无桑树，找桑叶太麻烦，没再继续养。

童年乐园

我小时候最爱在二门门道玩，那儿又高大、又宽敞，地又平整，东西贴墙放着两个黑色大蠢凳，北边一边一只绿角凳。绿角凳就象公园凉亭的一样。绿角凳是绿色的凳面，红色的凳芯，屋上方是红色的檩，檩下面用绿木条交错着悬空摆出图案来，哎呀，可美呢！

黑色大蠢凳约1.5米长，侧看上窄下宽，厚厚的黑漆，是独木做的，死沉死沉的，谁也别想挪动它。高矮我们坐正合适。听老人说，那是轿夫歇脚用的。

孩时的我们在那儿玩洋娃娃、拍洋画、放呲花、抽汉奸（陀螺）、抓拐、弹玻璃球……，大一点，又在那儿看书。那儿，有过堂风，夏天的中午，可凉快呢。

二门门道很抢眼，从影壁墙一拐过来，就看见它了。它有宽宽的房檐，高耸的房脊。它有五层台阶，宽宽大大的，边上有护阶条石，倾斜下来。上了五层台阶，边上一边一个大门墩，迈一道大门槛，就是二门门道了。大方砖铺地，平整极了。它的气势，真让人震撼。

门墩很厚重，也大。象两个鼓摞在一起，上小下大。小时看见别人家的门墩，总是嗤之以鼻。那哪儿能跟我们院的比呀！

二门门道比西边的南房要长出一大块，阶条石也出来得多，我那时小，闲的，就拿背靠着墙，从门墩那儿蹭过来，绕门墙一周，再蹭回去。西边南房的阶条石出来得少，不敢那么走。现在，说出来，可能有人不明白。那也没办法。

西边南房与外院北房之间有近1米的空挡，那儿放着几个大水缸。那儿是尽头，死角。

二门的大门，很厚重，也大。门上的漆有黑边框，边宽一拃（20cm）, 红底黑字，“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漆略显陈旧，门可很结实。门后有两道门闩，有顶门杠。晚上，一关上二门，严实着哪！
小时常琢磨，这院原来是做什么的，谁住？既然有蠢凳，轿夫能歇脚，那么谁坐轿呢？院里那么多房，得住多少人？怎么住法？乱七八糟，胡想，没有答案。

蹊跷南房、蹊跷厕所

西岔2号的南房住着杜家，杜家不爱理人，所以我很少去。刚上学时，我去找杜应涛玩，去了那小屋。小屋两面都是窗户，冲外院的南窗又大又亮，桌子在窗前，我真羡慕啊！这要看书多得眼哪！看南屋大奶奶那脸色，我咽下了想说的话。

南屋中间那屋也是两面窗户，也挺亮。只有西边那间是只有北窗的。

过后，我想：这南屋原来是做什么的？凭它亮亮的窗户，我就猜想它一定是书房。我一直认为它是书房，好几十年。原主人是做什么的，有这么大的书房？

南屋西边是厕所。女厕在尽西边，太小了，长条状，只有两三个坑。而男厕却大，大约是女厕的三倍。男女也太不平等了。

那时我院女的多，男的少，早晨就更显厕所紧张。心里就更不平。不平也无奈。

雨水槽

西岔2号全里院都有雨水槽，长长的、侧看半圆形，铁皮做的，接在房沿下面，不远有竖着的雨水管，院里有雨水口。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那种享受，当时不觉得，失去了才觉得遗憾。下雨天，房沿的水帘挺讨厌的呢！

小时候，最爱到院子的东南角，二门的伙道口，东屋的南墙根处看排水。那儿有一个排水口，雨刚下完，水尚未排尽，汪着一小汪水，那儿就爱冒小水泡。从贴着东屋南墙的雨水管的雨水口缓慢的流下一滴水，砸在地上汪着的水中，就会缓慢地生出水泡来。那水泡象戴个草帽一样，缓缓地漂到边上，久久不灭。我们就唱：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个草帽喽。

排水口是块大四方砖，上面有几个洞，洞分布得很均匀，很美。

我们里院比外院地势高，水从排水口入地，从二门门道下过去，二门阶条石的西侧有排水口。下雨时，院里十多个排水口一起发挥作用，院里没多少水。雨一过，院子里几乎就没水了 。

外院承接着里院排出的雨水，下雨时，脚下虽是砖甬路，水可挺多，躲不开。外院又比西岔的花岗石路高，下雨排水很畅。

谜

那时，最大的谜莫过于后院微型院落了。我们后院很小，长与院落等宽，宽窄只有2米。我们2号全院都是砖墁地，后院只墁了西边2米多，下余都是土地。不过，越往东越高。所以，下雨时不存水。

到后院去，得从北屋往西，先过了徐家的门口，再走，可看见我家西屋房后，房东盖的一个库房。拐弯往北，走过北屋的西墙就是微型院落了。

微型院落有三间房，是西房，通着，有门、有窗，有小院子。南北窗户都有。院门有门框，无门扇。院子特别窄，院门在小院子的右手边。屋门在屋子的中间，和院门斜对着。

那时，我老趴在院墙上，往里看。我的个子比院墙高，可屋顶的瓦片遮住了我的视线。趴下来，就只能从院门和屋门的空挡往里看，屋门有两扇，上面是窗棂，也没糊纸，可院门、屋门两个门离太近，反看不见。越看不见，越想看。从南窗户看，屋里空空的，看不见门。真是怪事。这个微型院落是干什么的？

有人说那是小庙，可，在尽后院盖小庙，似乎不大象。这个谜一直存在我心里，好几十年。2007年春，我写回忆录，当时还解不开这个谜。数月后，孟老先生谈到四个门，西岔2号刚好在军机处的小范围内，这才开拓了我的思路。西岔2 号占上风上水，地理位置极佳，可能是军机处的招待所。后院的小庙可能为住宿的外乡人所用。又过了些日子，才想到这微型院落可能是为了祭奠战争中死亡的将士。这是最可能的答案。

后院的东边有三棵树，都不大。第一棵是高高的锐角三角形，象圣诞树。那两棵已忘了，大概是枣树吧。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这几棵树一定是后栽的。

冰窖

西岔3号的房子非常简陋，也无街门、院墙。院里的地方很窄小，雨天滑里滑叉。小时候我就觉得它与西岔2号无法相提并论。2007年我开始写回忆录，经比对、分析，直率地讲：西岔3号是后盖的，原址是军机处的一个哨位。

西岔3号有两户人家，户主都姓张，都在冰窖工作。刚解放时，冰窖仍正常营业，冰窖的从业人员都很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什么普选呀之类的。张培增在街道上知名度很高。

冰窖在西岔的西北，不远。我家屋子大、凉快，对冰的需求不那么迫切，所以我只去过一次。事情是这样的：认识了一个小朋友，她家就住在冰窖东边，去找她玩，她不在家。抬眼看见冰窖，就顺便看看。
我看见的冰窖在路南，工人正在紧张工作，一块块的冰从下面拉上来，张培增也在中间忙碌。天那么热，穿夏天的单衣尚汗流浃背，可他们却得穿棉衣裤下去，不然抵御不了下边的严寒。

我看见冰窖下面拉冰有斜坡道，旁边有下脚的地方，也曾试着往下走，只下一级台阶就下不去了，下面太冷了，我对他们的辛苦深有感受。

张培增他们对小孩挺好的，有掉下来的碎冰，小孩随便捡了去，从不说二话。我没带任何家什，没有捡，但心里是温暖的。

我在第一层台阶那儿凉快了好一阵，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这段美好的记忆永远留下来。

照相、拆迁

1957年夏，不知是谁提议，张玮、李玉珍和我去海淀街上，照了一张合影。我们都是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穿着短袖衫、花裙子，精精神神的，身后是照相馆的背景—天安门。她俩都住娘娘庙29号，是我奶奶的娘家人，比我大一辈，年纪也比我大一点。平常我们老在一起玩。当时不懂它的珍贵，过了五十年，再看，就觉出它的珍贵来了。

照完相不多久，张玮一家就搬走了。她的父亲是铁路职工，被调到兰州工作，一家也就都走了。

接着，来了一帮人把西岔的花岗石路上的花岗石起出来，凿平整，装车拉走了。早就觉得花岗石路不好走，尤其，在买粮食时，小竹车装了粮食，死沉死沉的，在凹凸不平的花岗石路上一步一挪，可费大劲了。可是，真把它拆了，拉走，又有些怅然若失，觉得有些舍不得。

过几天，看见有人滚着把水缸从院里拿走。院子里，笼罩着茫然、忙碌，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气氛。有的人家已经搬走了。我是小孩子，没人告诉我要拆迁，所以，只是莫名其妙。

秋天，有一天，我照常去上学。中午，回家吃饭。走到军机处东头，有人拦住我，说：“你们家搬家了。搬到军机处3 号。”

从此，我再也没去过西岔2号。永别了，西岔2号。

我回忆西岔2号，我儿子都奇怪，怎么小时候的事你都记得？现在想来，西岔的生活和后来的生活差距太大，所以能记得。

李新民   
写于2008-3-1  改于2008-4-23
补充于200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