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起用李德生始末（组图）

李德生，1916年生，1930年初不满14岁就参加红军。1950年任某军副军长，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开始，他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央军委，此后历尽风风雨雨……

“文革”伊始接受使命

1967年夏天，不仅是一年四季中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红色风暴”横扫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剑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火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在见面的握手之间，周恩来就将召他来京的意图简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虽然在安徽，并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带部队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来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领的部队。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可这一次，李德生面对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制止武斗只身进入火力网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命令部队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干部战士躲开正面射击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零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联合。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爬上了软梯。

他的这个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离开基层部队到中央工作

1969年4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天气渐渐热起来，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

在周恩来面前，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让他离开相依为命的部队，再说他也适合在下面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笑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工作的需要。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是很担忧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整。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他。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在兴奋中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主席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被派到军委办事组工作

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前的军委）的许多人，因为林彪拉帮结派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锐。如果没有较好的修养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是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显而易见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种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云烟，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他们几位谈话时，不时流露这个担忧，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担心的事当晚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飞机一跑，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为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5天5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又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从1969年进军委工作，他始终是林彪眼里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团的人极力排挤他，想把他挤出军委。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从庐山回来，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泽东指示，随同周恩来一道去北戴河，亲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出来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中央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也是一个下台的台阶。但是林彪一不检查二不开会三不参加活动，抵触情绪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

成为党的副主席受江青特别“关注”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利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在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还想继续利用林彪。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党的十大上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她还不满意。不过，“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从此，江青更记恨李德生了。

放火烧荒事件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江青大为恼火，对旁边的人说：“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能仅仅看成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是他们妄图乱军的一个突破口。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晚年李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