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宁走了，我们少了什么

我的同窗和挚友孙晓宁老师，於2015年7月25日晚去世，享年56岁。

晓宁生于中国大跃进的第二年，1959年，湖南衡阳人，后随父援藏。约在1976年入伍，在西藏军区服务。1978年，晓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读研，后留校讲授刑事诉讼法三十年。

他的刑诉法教研室的同事、挚友汪建成教授在晓宁去世后的第一时间说“晓宁命苦。” 晓宁怎样命苦？建成兄说他过去身体一直不好，身边只有弟弟一家人，儿子孙然远在美国。还有一点命苦的是，晓宁在北京有三十年没有户口，因此没有身份证，没法拿护照。他的户口在入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转到北京，1985年他留校任教，西藏军区开始不放人，后来同意放户口了，原件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以后，无人能够解决他户口归属。北大倒是宽容，让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在北大工作了三十年。可是，他却因为没有户口而不能办理身份证和护照，不能出国，甚至不能坐飞机。他的儿子一直美国，我们也计划让几个同学一起来美国游玩，我做东家，只等晓宁的户口落地后办理护照。经友人千辛万苦地努力，他的户口落在了西藏。可是外地户口不能在北京办理护照。不幸的是，7月25日，他正在同学家聚会，其间还求同学们帮助解决护照的时候，他就一声不吸地走了。

说他命苦，也许因为他是北大三十年的“老讲师。” 他是法学硕士，讲授刑事诉讼法三十年，文章和书不多也不少，可就是自当了“讲师”后，他就再没有提职称。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几乎没有提到这个事。朋友在一起，哪还记得和关心对方的职称。

提那个职称？“俗”。这是晓宁常说的话。那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吃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是他的潇洒，真潇洒。我碰见那么多那男男女女，还没看到比他潇洒的人。

他潇洒，他朋友多。他原来住的18楼单间，是一群人聚会的场所。外校的童鞋回校，总是到他那里打站；

他喜欢下围棋，曾是北大教工主力之一，1990年曾代表北大教工获得北京市高校教工围棋团体冠军，个人第四。他有一群棋友，包括东辉和若水。他的哥们，也是队友的赵东辉回忆道，“他下棋认真执着，有其在形势落后时更认真思考。他下棋慢，常常他的其实比赛最后结束的一盘。每当他的胜负会决定整个队的成绩时他多数会赢。”从这里，我们只看到了晓宁的执着和认真，一点也不潇洒。他棋力让我四子。我曾发誓说，我这辈子下不过他，让我儿子下过他儿子。这两个儿子从小就是好朋友了，可是一个也不会下围棋。我那誓言看来永远都对不了现了；

他喜欢打“三先”， 那是八十年代的故事了。我的宿舍是“三先窝子。”我在棋牌方面总是逊他一手，抽签如果抽到我和他在一个队，他要先骂一句，如果我出了臭手，他更是不饶人。

他喜欢打麻将（北大校园有不少打麻将的吧？）。若水那里后来成了麻将窝子。可是这些打麻将的人，也出了不少思想。若水写了一本系统论，晓宁，到走之前还写了篇“论汉奸”的博文《由“汉奸“说起》。他说， 不要别人批评了“祖国”几句就把别人当汉奸。今日你在天朝的鼓励下去砸日本车，明天你的电脑被别人以爱国的名义收走了，人家还可以24小时监视你。“‘警察的国家’不是一天两天建成的，你我都是共谋。” 当然，晓宁不是共谋。

他喜欢侃大山，什么话题都侃。争论其社会问题，他从不让人，至少不让我。

对了，他还会唱歌，流行歌。八十年代的歌曲”黄土高坡“我就是跟他学唱的。

看他的潇洒和自由奔放，他的命一点也不苦。他生的时候，也许不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但走的时候，没有几个像他那样走的洒脱。据在场的朋友介绍，他是在朋友家小聚的时候，小酒几巡，谈笑风生，然后歪在沙发上，就没有醒过来。没有预期，没有痛苦，如此的安静，宁静，真是生如其名，死如其名。

晓宁走了，这个世界少了点什么。

那是26年前腥风血雨的日子。我在校园宿舍里，不知所措。据说军队要进校园。我将自己保有的一些材料，都销毁掉。晓宁来到我的宿舍，说为什么我还不走。往哪走，怎么走。当时交通都不通。他不由分说，骑着自行车就把我往北京火车站拉。他的身体素质本来不如我，他却用自行车驮上我，踩着脚踏车，一直把我从北大校园南门拉到北京火车站。在城里，到处都是背靠背提着冲锋枪的军人。我们几次停下来，推着车慢慢走一会，以免撞上枪火，然后他再用力踩踏着自行车往前走。

到了火车站，我们很快就分了手。当时只有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我只有先到天津，然后转到武昌。结果，大家可想而知。我还是”落网“了。

我和晓宁一别又是22个月。在这个期间，都是他给我往监狱里送衣服和我要的东西并帮助我的家人。

晓宁是真哥们。朋友之情只有在枪林弹雨之中才见真。当然，我落网不是因为我是歹徒。晓宁帮我，那是因为我们还共有一个自由之心。

朋友之情，自由之心，晓宁走了，我们少了一颗自由之心。

附我为晓宁写的挽联

京邑求学孜孜浇灌圃园三十年长

燕园取义默默穷济天下半世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