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老吴
友风子雨，明月入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福建省九龙江畔的一个小镇-石码镇。我父亲是这个小镇唯一的一家基督教礼拜堂牧师，他在1949年带著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从外地来到石码就任牧师。
石码镇是个千年古镇，原与石狮、涵江并称福建“三大名镇”。石码原名石溪，唐以前尚是内海海滨，明宣德年间改称锦江，明弘治以后，“都人以当地海潮上下湍激，屡有崩溃，乃沿江垒石筑十二坝以障之”，故名“石码”，由此沿袭至今。 石码镇是中国东南著名的鱼米之乡，我常常以石码为自己的骄傲。
我是庆幸的，我从小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教堂。自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牧师的住所一般就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牧师家属都是免费居住教堂的。我们一家居住在教堂的牧师楼，牧师楼是两层配套走廊的骑楼，六间厅房，足够我们居住。在五十年代，这种住处是非常高档的。牧师楼在教堂围墙内，与圣殿大堂仅有一条几米宽的水泥路面。
礼拜堂的环境既圣洁有优雅。正中是圣殿大堂，环绕大堂四周的有可以骑脚踏车兜圈的水泥路面、争奇斗艳的亚热带果树，除了一座牧工楼，还有一座执事楼，外层是围墙。围墙内四季鸟语花香，映衬著雄伟壮观的圣殿。礼拜堂的钟楼在圣殿屋顶中间突兀高耸，楼柱是方形的，楼顶像“介”字去掉两只脚的魏碑人字顶，具有典型的中国建筑风格。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教堂边的果树下打乒乓，在钟楼上放风筝。那口大钟悬挂在钟楼的钢筋水泥横粱上，气势磅礴。礼拜敲钟的时候，我好几次跟著敲钟的大叔爬上钟楼，淘气的要求敲钟，让他在旁边看着，我鼓足力气，喘著粗气，瞪大眼睛，双手拉紧钟绳，两脚离地，让大钟把我整个身体的重量吊上去，大钟也跟著左右摇晃，像荡千秋似的摆动。高高在上的钟楼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说它“高”，是因为在整个五十年代，整个钟楼一直是石码最高的建筑物。
人们说这个教堂是小镇是九龙江畔的“世外桃源”，其实鱼米之乡的石码镇本身就是一个东南金三角的桃源之地。石码被西北南群山环抱，腹地平原广袤，东南濒临浩瀚的东海和南海。九龙江汇北溪、西溪、南溪之水，出海门水域经厦门港注入台湾海峡。境内是九龙江下游肥沃的河谷地带，平衍开旷，适于耕耘。我爱我的家乡石码，更爱我圣洁的教堂之家。
在当时的红色中国，对宗教还是保护的，所以我们一家才能在教堂这个高贵优雅的环境里长大，也给我的心灵贯注了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我内心的挣扎、痛苦和彷徨也是与众不同的。
我不知道九龙江水是否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也不知道我的第一声啼哭是否很快被大街上抗美援朝的声浪淹没？但我知道我的血液里注入了接受神学教育的父母在新中国诞生中巨变的茫然、祈祷和希望，注定了我这个特殊的小生命，会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
在当时中国五亿人口中，出生在牧师家庭的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在我的记忆里，教堂里的宗教环境和社会上的无神论政治环境南辕北辙，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在家和父母的一起读神经、上主日学、做礼拜，出门上学马上要接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我同时接受著两种不同的信仰，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越了我的童年心理负荷。
我只能跟著感觉走，拉住童年的手。教堂里的童年是美好的。礼拜天大人在神殿礼拜，小孩就在牧师楼下的大厅上主日学，老师们教我们唱歌、画画，分发各种彩色图片。虽然时光流逝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有一首闽南儿歌《耶稣爱我》至今永远难忘：
耶稣爱我我知明，
因为记载在圣经，
小小孩子虽软弱，
耶稣会救有替赎。
……。
妈妈总是唱著这首歌，摇著摇篮送我进入爱的梦乡。她很忙，要照顾七个儿女，又要协助我父亲做教会工作。累了，就靠在摇篮睡会儿。有一次，她累昏了，从二楼楼梯一直滚下一楼，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敷上伤药，她第二天又去看望一个病重的会友。
父母爱教会，也爱社会。一九六O年小镇发大水，全镇被淹，许多房子倒塌。教堂地势高，进水浅，我父亲即刻打开教堂的大门，安顿了数百名灾民，自己却泡在水里几天不合眼。 我父亲在家乡里做的好事，人们掰著指头数不清。
父母是我们的家长，也是教会所有人的家长。教会的兄弟姐妹总是向我父母讲最贴心的话：男婚女嫁、生老病痛、谋生求学，几乎所有的人间话题，不论何时来找我父母，他们都以诚相待，尽力解答。人们总是抱著忧愁而来，揣著喜乐归去。
父母的爱心成为子女的楷模，在教堂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使我们七兄妹都成为品学兼优的青年。我的一位哥哥那时是家乡最名牌的中学龙海一中读书时，德智体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的出色表现，使人们对我们刮目相看。
我有被街坊邻里公认是天下最善良的父母，最和睦的兄弟姐妹情，最好的家庭生活环境。我父亲在五十年代起就先后担任石码镇人民代表，龙海县人民代表和龙海县政协常委，是龙海县政协常委中唯一的宗教界代表。当时，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佛教，石码基督教会无论从规模和影响都是最大的。教徒爱国爱教，对社会的文明和谐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但是，每当我走出礼拜堂这个小镇最高大，最富丽堂皇的神殿大铁门之后，就要面对著另一个世界的奇异的目光。小同伴们的目光好像在问著：“为什我们住在低矮拥挤的小街小巷？你家里却有那么大的圣殿、楼房和花园？”很多人都以为这座几亩地大的教堂是我家的财产，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看着我从教堂走进走出。
我记得从小时候起，不管是参加少先队，共青团，我们都要填写家庭身份,我们这种家庭是属于“宗教职业者”，可以划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所以，我的家庭身份就一直是“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属于中等身份，不是地富反坏，也不是工农兵，所以，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可以入队，入团，只是参军和上大学会受到影响。当然，直到文革，我还是未成年，受到影响的是我的哥哥姐姐，因为上大学要调查海外关系，我的父母的很多兄弟姐妹在海外，政治背景复杂，我的两个哥哥就是因此上大学受到影响。
但是，文革对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文革后，教会被迫停办。在文革后的的三年里，教堂先后成了电影院、肥皂厂和卫生院。我们全家困宿在牧师楼的一角。教会围墙任人挖戳，露了好几个门大的洞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孩子在里面爬树踢球扔石头。教堂外大门两边也成为垃圾的堆积点，苍蝇嗡嗡叫，猫狗在垃圾堆上打架，鸟儿叼著虫儿围绕飞翔。风吹纸飞飘臭气，行人要掩鼻而过，我进出要走教堂后门。
在学校里，我不能参加红卫兵，大串连也无缘赶上北京天安门。六八年秋，我父亲被扣上几顶“反革命”大帽，挂牌、游街、殴打和关押无一幸免，专政队命他在教堂内挖地三尺，刨出“为国民党暗藏的枪支”，结果一片弹壳都没出土。全家被勒令三天内滚出教堂，就要无家可归了。好在教会的一位会友收留了我们，让我们暂时住他家的一个旧厅堂。本来文革后我们全家就无收入，全靠我在海外的几位父辈亲戚每月给我们寄生活费。但从抄家那天起，我家在银行和侨汇的存款全被冻结，只好变卖家具，又把原在教堂后院里养的鸡鸭全部拿到市场上出卖，好心的朋友也支持一点，才勉强维持下去(下一章将刊登我的大妹妹对这一段历史的详细的文字记载)。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红卫兵大串连和文攻武斗的局面被控制，各省市和自治区建立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行。年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掀起。 1968年 12月22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 2万 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坚决响应毛的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 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抛弃久居的家宅， 拖儿携女到农村落户。毛泽东还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 劳动。"在下乡人员中，有一些就是属于干部下放劳动。
上山下乡运动也席卷到我的老家闽南沿海的龙海县石码镇。石码镇是龙海县的县城，龙海一中和龙海三中都是在石码镇，这两所中学的老三届知青率先先报名下乡，镇居民也纷纷向居委会报名下乡，我们家就是被指定要全家下乡的。
九龙江东去，浪掏尽我的童年、少年岁月。我是唱著基督教主日学的圣歌和少先队队歌长大的，读著圣经和呼喊著无产阶级革命口号走向青春的。18岁的生日刚过，我含着热泪，带著我的希望和理想与九龙江水背道而驰，回归向九龙江的发源地闽西南大地落户。十一年后又回到这个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江水已经是泥沙俱下惨不忍睹了。看着浑浊的江水，我流出泪水也浑浊了！这就是我的土楼岁月回归的故乡。
这部《土楼岁月》，是我在闽西南土楼之乡南靖县书洋公社(现书洋镇)下乡11年的回忆录，包括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在华安水电工地担任民工的回忆。
我的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