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归档
正文

黄永玉:文革是一场有趣的戏 遗憾的是票价太贵

(2023-06-15 07:06:06) 下一个
黄永玉 文史之友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当年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也好,“地煞”也罢,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顶住啊,老头!”
 

苦禅先生当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70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也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却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我有一个学生,他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裤子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却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他被命令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提要他说得出话。

我心里向着他,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但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给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人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他发抖的手总是将一个馒头掰得一大一小,而且相差悬殊,这当然又挨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用断锯条给他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

我一口应允。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
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当年“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革”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光荣户,永远到湖北农村落户生根。走前校门口还敲锣打鼓地,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气得要死,也哭得要死”
 

“文革”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文革”末期,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都被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那一场浅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

我们的劳动地点在16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大家就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32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70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农闲之余,我经常与杨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我和先让便到他的班上去看望,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儿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杨先让侨居韩国的爹,气得杨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

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

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儿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

“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于是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