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在过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孩子开蒙学写字了，就成了可造之才，父母从此对他就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再皮的孩子也得仔细想想这件事，起码要弄得横平竖直，否则先生就要拿戒尺打手板子，还不让吃饭。长大以后去赶考，一笔字说不过去，先就吃了大亏，再是个满腹经纶，主考大人都懒得看你。
就这么写啊写的，几千年下来，写字就写出许多道道，真草隶篆呀，王颜褚米呀的，聪明灵秀在里头了，飘逸潇洒在里头了，沉雄狂放也在里头了。写的人酣畅淋漓，看的人也酣畅淋漓，写字就不仅是纪事传道，写字就是写字，写字的人就是写字的人，就是书家，这倒是仓颉所始料而不能及的。仓颉观鸟迹而造文字，让我们拿来纪天下之事，传圣人之道，当然也可以拿来撒谎，唯独没有想到我们还会把它挂在墙上换饭吃。当然这样的事情也是从古人做起的，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无非是“此风尤烈”而已。
字写得好当然是一件有脸面的事，就像蔡京这样的人，你也得赞他一句，“写得真好”。虽然为了什么原因，汉以前的人少有因字传名的，但是把什么人的字来镌鼎勒石，总是有些敬意在那里。那时候的人重言重道，老庄孔孟好像都没有在书法上特别下功夫，当然就是下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倒不如做了好诗文的，连绵不绝地留下名字来。蔡邕的字，听说也很漂亮，不过到底还是名以文传。
也是为了什么原因，钟繇王右军以后，以字名世千古流传的书家忽然就多了。公文私信诗词歌赋，字可以拿来欣赏又不失了本来的功用，譬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我们奉为书法圭臬，在他大约不过是张便条。不像后来的人，下笔前想的就是横宽幅长题头落款，还没写就等着让人挂到墙上去。
其实挂到墙上并不是什么坏事。字有了实用的功能，还有了鉴赏的价值，这也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过，字的功能分化了，写字的人也就跟着分化了，便有人专门琢磨写字，写字几同画字，书家迹近画家，书法家形同抄书匠，诗词文章倒不能提起。这也算是文化发展的副产品吧。
术业有专工，画字说到底也没有关系，不抄书的人也可以写出像样的字。可是，随着有了打字机，后来又人手一台电脑，不抄书的人竟也不一定就要写字，而且写字反而麻烦，像我现在，在电脑上拼音打字，你很快就能看见，何必多手书这一事呢？这算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吧。于是年轻学生里，不乏打字可以飞快，提笔却心中无数的。我想，说不定再过些年，即便你有书写漂亮的手稿，出版社的编辑倒未见得能够全部认下来。世事变迁，是非得失还真不容易说得清楚。
我也已经很少有实用的写字机会了。过去偶尔和老父有手书的信件往来，如今也主要是通电话。至于朋友间，十多年的交往竟不知道他的字迹如何，忽然赐我手书，竟茫然不知此人是谁。我连连络络地写那些文章，妻就说，你用手书，我来录入。可是我想，一份活计偏要弄成两份来做，也不是经济之道。于是，我所能抗拒这个时代的变化的，也就是“画字”来纪念过去，消磨眼前。有时逢到有人告诉我他在写字楼里做白领，如果兴致好的话，我就提醒他，那个算是个打字间；如果兴致不好，便连这一句也都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