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事变的曲解

三节　对西安事变的曲解

■　一、前言

　　治中国现代史者，无不认為西安事变，是歷史上
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关键性事件。但其真相

究竟如何？则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外人有视其為一
滑稽之喜剧；（註二九）国人有将其比作明英宗土
木堡之变，（註三○）也有人以之比作后魏尔朱荣高
诸之变。（註三一）傅斯年先生认為国人以上两项
比法似属不伦，但也无以名之，姑且说其「不特是民
国史上空前的怪事，恐怕也是中国史上未有之奇谈
」。（註三一）

　　盖先总统　蒋公在当时即云其「实為中国五千年
歷史绝续之所关，亦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註三三）蒋夫人亦说其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
次革命正义之斗争」。（註三四）观之五十多年后
的今日，经过许多史家之研究，以及当时亲歷其事者
晚年之回顾，又无不认定西安事变乃中国现代史上
之一大转捩点﹕自好的方面言，西安事变发生后，促
成全国上下空前之大团结，　蒋委员长之声威加隆
，进而形成全国统一之坚强领导中心，使往后抗日力
量扩增，终而获得最后胜利；但从坏的方面言，由
於西安事变，安内攘外之国策到此碰壁，政府採纳了
「攘外亦可导致安内」之主张，接受中共输诚之请
求，收编其军队，供给其枪械餉项，使其绝处逢生。
更利用八年抗战之机会，力量日渐坐大，驯至神州
陆沉，政府退处海嶠，由剿共而转成反共，其盈虚胜
负之数，皆肇端於斯！

　　近年来中共大肆输出史料，并拍摄电影，夸张其
在西安事变中的地位，突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影
响力，為免歷史事实被曲解，本节就中共曲解西安事
变之处，加以驳正澄清。

■　贰、国内外学者对西安事变研究之重点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分别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召开
「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等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观与
会学者之观点，可分成右派与左派两种论调。从右派
方面说，有三个重点是他们十分强调的。

　　　　第一，他们认為在蒋中正先生被释放前，没
有作任何承诺。对於左派史家认為，蒋有八点承诺
　　，不外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
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
　　会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
会结社自由；开放民眾爱国运动；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上述八项主
张，皆属内政问题，无一堂堂正正的抗日主张，重心
　　显在為中共及其外围份子说话。因此右派学者认
為蒋从未在纸上签过任何承诺，这是事实，所以蒋
　　自己总说他未作任何承诺。第二，右派认為蒋本
来就要对日作战，不是因西安事变才打日本的，宋
　　美龄的日记也这样说。第三，右派认為，没有西
安事变，共產党就被消灭了。西安事变是共產党得
　　势的开始，最终佔领整个大陆。（註三五）

　　另从左派学者及中共史家的看法，也有三个重点
﹕分别如下﹕

　　　　第一，左派至今，在所有正规刊物中，完全
不提苏联对中共政策的决定性之影响。第二，认為
　　张学良是因中共提出和平解决和释蒋，才导致西
安事变的最终化解。第三，在张学良护送蒋回南京
　　时，孙铭久得到卫士的报告，赶忙去找周恩来，
这一突然的情况，使周恩来不禁吃了一惊，他们当

　　即乘车去追赶，但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
（註三六）

而歷史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现代史纲』一书谈到中
共对西安事变的立场，有三次不同的转变﹕

　　　　在西安事变前，中共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
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已经协议休战，并缔有
　　「张杨共三角联盟」。这个联盟的共同主张是反
蒋抗日。当时以蒋為重心的国民政府，正处於内忧
　　外患的微妙阶段，弱点是不能立时公开抗日，张
学良突於十二月十一日午夜对蒋实行兵諫，并非预
　　谋，而是临时决断，这由九日、十日，西安连续
发生反蒋示威，张学良实暗中同情，遭蒋面斥，激

　　起了张的衝动。中共事前并未预闻。十二日毛泽
东在保安接获张的电报，初犹惊疑不定，继而大喜
　　过望，据张国燾『我的回忆』说，毛在覆电中曾
主张杀蒋﹕「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
　　应付之国法，弟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中共
对蒋氏的立场，乃由反蒋抗日，转变為杀蒋抗日了
　　。因十三日深夜接获上海宋庆龄转来的史达林电
报，痛斥西安事变乃「日本间谍所為」，要求中共
　　释蒋，并还要获得蒋的谅解。史达林所以这样要
求，因苏俄当时正处於德义及日本腹背受敌的困境
　　，极需中国有人领导抗日。而当时除蒋以外，再
无统摄全局的人物。促成释放蒋氏不难，要获得蒋
　　的谅解，便难如登天了。可是精於外交艺术的周
恩来，竟举重若轻，完满达成了。二十三日周蒋晤
　　谈，二十五日蒋即离西安回到洛阳。蒋氏获释之
后，国共两党即开始进行谈判，中共红军静候收编
　　，拥护蒋氏领导全国抗日。这里所说「拥蒋」当
然属於策略性。综计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立场三变
　　﹕即由反蒋、杀蒋、释蒋转為拥蒋。（註三七）

总上所述，无论是右派或左派史家对西安事变皆有各
种不同的说法，而各种不同的说法，都离不开一个

复杂的因素，而这个复杂的因素则包括有间接性的与
直接性的原因。（註三八）诚如前立法院院长刘健
群云﹕

　　　　真要全盘了解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不是容
易的事。身经其事的当事人，未必便是无所不知。
　　从旁观察，更当然免不了见其偏而不见其全。谁
也知道张学良不是一个无知识的粗人，其决心劫持
　　国家领袖，也不是凭空忽然的衝动。其后翻然改
图，护送领袖回京，束身自败，甘愿受罚认罪而无
　　悔，更绝对不是轻率而未经深思的行动。单从表
面上看，实在是有点滑稽而且近乎戏剧化。稍加思
　　考，此中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当然不很单纯。
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辛酸苦辣，兼而有之。（註三
　　九）

职是，西安事变其所產生之结果，是否即如现代史家
所言那般直接与明析，有必要再作深入研究，兹先
自探求中共如何曲解西安事变并加以驳正其谬论，以
為研究之始。

■　参、对中共曲解西安事变之驳正

　　中共史家曲解西安事变主要有释放蒋委员长是
有条件的，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得之於中共之
力，西安事变完全為中共所為，与张学良杨虎城无
关。（註四○）

　　事实上，中共史家的叙述是与史实相违背的，首
先从西安事变的经过看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
六）十二月，正当共军準备分散游击，亦即四散逃窜
期间，突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关於这一
[
事变的经过，蒋中正先生的『苏俄在中国』曾作如下
的记述﹕

～～　　～～《苏俄在中国》「西安事变」全段节录始～～　　～～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对苏交涉，一面亦
著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於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
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纔可作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
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
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
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
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
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
且他们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於九月
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
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產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
个报告，对於潘汉年代表共產国际一节甚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
知道潘持有他与共產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為此
事真偽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
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於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
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后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
以陕西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
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
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分子及其外卫
组织的活动，於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
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
安坐镇，并準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佈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
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
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
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
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
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瞭的训斥他说﹕「无论其為个人利害，或国
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会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
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
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

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
三日，他纔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
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註）我乃对他说
，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餘
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為
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
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捨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
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
，立即下命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
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
回京。你来共患难，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须以国家為重。如有叛徒
以任何条件，託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寧死，亦不可答应。」
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
，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
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於无条件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纔得完全明瞭。此事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為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
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

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
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程度，又因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
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
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
鸞，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為这
恐是共產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
北人，关於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
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
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然
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
与共產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现惊骇之
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著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
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
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
私自勾结。所以他认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
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
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
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

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為
紧要。他就问我对於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
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
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
，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
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
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
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
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
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
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鸞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
。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
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
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
立份子，确实不是共產党员，而共產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
党籍，只要他们採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為

他们不是共產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諑，煽惑军民
，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
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
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
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
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
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麼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
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
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餘岁起，单

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歷，
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敌对作战的，但
由他收编以后，乃成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
人，后来和谈后，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
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
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為与共匪停战以后，
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
一问题上，虽已成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儘可為良友。他
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
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

，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於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
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於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
错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
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
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
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
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纔决
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
（杨虎成）与共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
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围组织的中立主义活
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
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註）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眾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
　　　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围团
　　　体的活动，採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
　　　政府為联合政府。

～～　　～～《苏俄在中国》「西安事变」全段节录止～～　　～～

（～～以上是第二○六页、二○七页、二○八页前半，
　　　以下是第二○八页后半　　～～）

（註四一）

　　其次从西安事变中共之关系观之，诚然，西安事
变的主动者為张学良、杨虎城，事前并未与共党有
任何商量，即共党在事前毫无所悉。但张杨之反抗中
央与发动事变，则系受中共统战的流毒与影响，这
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中共自执行统战策略开始
，即处心积虑的进行瓦解国军的工作，在陕北，以
东北军為主要对象；中共认為东北军入关后，背井离
乡，家仇国恨，满怀抗日复土情绪，最易挑拨煽动
，接受抗日统战政策；因而中共中央通过十二月决议
之后，即於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成立白
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张浩（林毓英）分任正副
书记，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共军窜扰晋西失败后，
复成立北线白军工作委员会，派蔡乾任书记，全力对
东北军进行策反工作，其所採步骤，主要為开办俘
虏训练班，将被俘之东北军军官加以训练说服，然后
再派返东北军，替共党担负统战策反工作。

　　郭华伦先生在『中共史论』一书，引述陈然转据
蔡乾先生告称﹕

　　　　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共军在陕北甘泉之劳山
及榆林桥击溃东北军一一○师与一○七师，击毙一
　　一○师师长何立中，俘虏东北军官兵三千餘人，
其中有一○七师团长高福源，他曾任张学良的警卫
　　营营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共军在直罗镇
击溃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被俘。这两仗所
　　俘东北军军官，成為中共俘虏训练班的主要成员
；中共对这些被俘军官做了许多宣传说服工作，当
　　这些被俘军官训练成熟準备释放时，毛泽东曾先
后和高福元、牛元峰谈话，要他们返回东北军后，
　　向张学良转达中共抗日统战政策，希望东北军与
共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日。（註四二）

　　在共党的统战攻势下，张学良终於跌进了共党的
陷阱。中共对蒋氏的立场。乃由反蒋抗日，转变為
杀蒋抗日了（註四三）

　　郭华伦先生引述共產国际影响中共最后以和平方
式解决西安事变之例证说﹕

　　　　第三天（十二月十四日）深夜，莫斯科共產
国际的电令到了，电文中批评中共对西安事变所持
　　的报复主义与内战方针的错误，指斥这一方针正
符合日本军阀和中国亲日派的愿望，对中共与苏联
　　都是不利的，且违背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中共中央即刻
　　改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当时任中共中
　　请中共向俄罗斯发出一条国际命令！！ 9606011310
央秘书长的涂振农说，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对於共　　日本人会接受俄罗斯的「国际指示」吗？
　　產国际指示电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以张闻天、秦　中国人会认為执行「国际指示」是国耻吗？
邦宪為首的国际派，力主完全接受国际的指示，即　　美国人会接受俄罗斯的「国际指示」吗？
　　刻改变方针，发表和平通电，派出和谈代表；以　中国人会认為执行「国际指示」是国耻吗？
毛泽东為首的一派则认為南京政府在军事上已积极　　英国人会接受俄罗斯的「国际指示」吗？
　　部署，準备进攻张、杨，和平解决恐不可能，必　中国人会认為执行「国际指示」是国耻吗？
须採取两套办法，一面执行国际指示，一面在军事　　法国人会接受俄罗斯的「国际指示」吗？
　　上积极行动支援张、杨。因此，除原定派赴西安　中国人会认為执行「国际指示」是国耻吗？
之代表团以国际指示為依据，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　　德国人会接受俄罗斯的「国际指示」吗？
[210]　　请中共向俄罗斯发出一条国际命令！！
　　变之方针外，并在军事上把红军主力即刻开赴三
原、咸阳、西安一线，配合张、杨部队向潼关进发
　　，另派红十五军团经咸阳出商县，作翼侧防御。
（註四四）

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之飞离西安，以及张
学良之随行，完全出乎中共代表团的预料。据周恩
来、叶剑英、李克农说﹕

　　　　中共原定步骤是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国策与
蒋委员长之处置问题，殊不知张学良因受感召悔悟
　　，竟突然释放蒋委员长，并亲自随行护送；当周
恩来、叶剑英闻讯赶至飞机场时，已经无法制止亦
　　无法挽救了。（註四五）

　　另王建民先生在其『中国共產党史稿』一书对西
安事变之说法，也可导正中共史家的论调，首先对於
蒋委员长脱险，有无条件交换之说法，王建民先生认
為﹕

　　　　根据『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变回忆录』
所载，此次蒋委员长脱险原為无条件的。而解放日报
　　二十七日记载竟谓委员长接受其条件，并谓起飞
之前，委员长示杨虎城以六项允诺。另据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冀中日报所载申伯纯「回忆
双十二」一文，谓委员长所示者為四条，前后两歧
　　，各条内容，除将西北交张、杨负责一条外，亦
全不相同，不足採信。申伯纯者，据冀中日报载，
　　原任杨虎城十七路军政治处长，抗战后任中共之
八路军总部秘书及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显為
　　共党份子，於西安事变时已潜伏虎城军中矣。（
註四六）

　　其次王建民也举了『苏俄在中国』一书之记载，
说﹕「西安事变发生，举国几无不以為中共参与其事
，事后证明，此事完全為张、杨所為，与中共无关。
」（註四七）中共史家往往宣称西安事变之和平解
[211]
决，实中共之力，而对史达林之指示，往往隻字不提
，让人觉得中共有邀功之嫌。王建民先生对当时史
大林对西安事变之态度也引述『消息报』及『真理报
』社论，来证明共產国际对中共之影响力。当事变消息
传至莫斯科时，当日消息报社论称﹕

　　　　西安叛乱，不论以任何口号方案為藉口，这
一行动……代表一项危机，不仅危害南京政府，而
　　且危害整个中国。张学良虽高举抗日旗帜，其行
动显然只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只要南京政府推行
　　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抗日的统一人民阵线便
不应反对南京，而应与南京合作。（註四八）

　　当日真理报社论称﹕

　　　　日本军部正确计算到；中国以蒋介石政府為
中心的团结进展，实為其论中国為殖民地计划的致
　　命危机。这便是他们怂恿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
的理由，在必要时并且不惜使用抗日的口号。（註
　　四九）

　　在张学良為中共之统一战线效劳，在中共领袖阶
层感情衝动之际，而史大林之言论机关居然指之為
受日人怂恿，此对於西安事变真有釜底抽薪作用。史
大林所以要求中共释蒋，是因苏联当时正处於德义
及日本腹背受敌的困境，极需中国有人领导抗日。而
当时除蒋以外，再无统摄全局的人物。

■　肆、小结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变。
是时国家正处多难之秋，内乱频繁，学潮迭起，尤
[212]
其是日本军阀，欲图在我国力未茁壮之前先征服之，
自九一八潘阳事变以来，强佔我东三省，复向关内
华北进攻不已，凡有血性之炎黄世胄，无不悲愤填膺
，充满「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激动情绪。加以
面临殄灭之共產党，為了转移被追剿的困境，解除其
覆灭之命运，於是要求全面抗日，在全国各地，以
「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等口号，尽力鼓动风潮
，并以「打回老家去」，动摇了东北军之剿共信念
。

●　　民国以来，频年内乱，干戈日滋，国库為虚，
●　先总统　蒋公深知对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
●　必将抗战到底，庞大之师旅战费难筹，
●　且对日寇之图谋，与敌我双方之实力，
●　至為了解。為免一时感情衝动，
●　陷国家前途於危境，故一再宣示
●　
●●「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
●●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　
●　（註五○）之决心，
●●其目的即在争取时间，充实抗日战力。
●　所不幸者，蒋公这种忍辱负重，
●　深思熟虑之苦心，既不便於口说，
●　亦显然未得一般热血沸腾之群眾、
●　慷慨激昂之舆情所谅解。

　　张学良朝夕面对著一群思家情切，满腔救国热忱
，而对国策全然不解之东北少壮军人（事实上张本
人在未阅读　蒋委员长日记前，亦未明瞭中央抗日之
决心），在共產党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的美言蛊
惑下，情感上实在很难控制。而一些或為个人出路，
或被共產党所利用的知识份子，不断对国策发表其
似是而非的危言深论，张又遭逢各种错综复杂之恶缘
，与一些人谋不臧之误会，遂终致激盪成此一不幸
事件。兹引傅斯年先生在「西安事变之教训」一文中
的一段话，作為结语，傅先生说﹕

　　　　近些年来（指西安事变时）地方上的政治远
赶不上中央政治之改进，也是西安事变中痛切暴露
　　在外的事情。秦始皇以来，封建是早该绝除的东
西，偏在乱世一次一次的重现。在革命的军政时代

　　，每每才下一省，便是某一军的地盘，若干大纠
纷即由此起。总而言之，这样变形的封建制不除，
　　中国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的。以西北局面之重要
而託之於张、杨，究竟是因為他们人格忠良或才力
　　弘大？人谓此辈之用或亦有其不得已，我们為国
家的福利，决不能这样「不得已」。这将如何收拾
　　西北局面，我不知晓，但我以為在这样的外患迫
切之下，军队必须是国家的军队，才有用处，否则
　　只是我们对外作战的障碍。至於他们抗敌的口号
，参看一下他们过去及现在的行為，尤其不值一笑
　　了。诚然，政治要宽大，但是纪律决无所谓宽大
。纪律愈严峻，政治愈宽大，因為可少所防备。纪
　　律一有鬆，政治必宽大不成的，因為不能不有所
顾忌。所以还是趁这次大变，一改若干年来政治紧
　　而纪律鬆的习惯，务必以后再不「封建」了，使
得我国的政治正轨化、近代化吧！（註五一）

五十多年后的今日，张学良欢度九十大寿的生日，面
对国人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有生之年盼能
為人民、為国家，贡献心力」。（註五二）相信西安
事变的真相，将随著史家的继续研究及张氏本人提
供的第一手史料，有拨云见日的一天，而不是隔靴搔
痒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