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会议与西藏问题

藏汉会议与西藏问题

槟郎

 

有个所称藏汉国际讨论会于本月六日在日内瓦陆际饭店召开，它由西藏流亡政府涉汉事务官员主持，达赖喇嘛到会讲话，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全程参加并回答问题。据报道，有包括汉族人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民运人士和新闻从业者一百多人与会，会议最后一天达成《共识》文件。暑假里相对清闲，我饶有兴趣地对这个会议加以了关注。

首先，我认为所谓的西藏问题是达赖流亡集团人为造成的，责任在他们那一方。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家庭，由包括汉族和藏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并不是从有人类历史以来的一开始便是这样的情况，是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逐步形成的，但在东方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也就是清末以来近代，已经形成这样的牢不可破的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华民族。正因为有这样的现代民族观，蒙元和满清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正宗朝代，而中华民族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谋求现代性发展中已经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的政府不再属于哪一个单一民族的政权，而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的政府。

西藏自十三世纪的元朝以来，融入中华民族的主体，一直到清代，都由中央政府进行有效的管理。由于清末政府的腐败无能，英国帝国主义入侵西藏，挑拨和分化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西藏一直就没有真正独立过。经由民国到四九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努力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反帝独立，西藏也恢复了与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正如在清朝的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当时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西藏问题，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也不应该存在西藏问题。所谓当代时期的西藏问题的出现，责任在达赖流亡集团一方。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下，不会出现当时的西藏问题，当时的达赖和班禅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由于中央政府响应西藏广大人民的要求推行现代化民主改革运动，侵犯了西藏上层落后权贵势力的利益，他们在反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发生叛乱逃往国外，达赖本人由中央政府的政协副主席到被叛乱势力裹挟到国外而转变原有立场，形成了达赖流亡集团，他们的存在和影响使西藏问题得以发生。如果五十年代没有达赖集团的流亡，也就没有现在意义上的西藏问题。实际上，班禅势力和西藏广大人民与达赖集团不一样，他们是坚持中华民族的团结的。

其次，西藏问题的解决通过本着诚意的和平谈判一定会得到解决，他们可以回国归根。虽然达赖集团的流亡势力并不能代表全体西藏人民，但毕竟是其一部分，他们流亡海外毕竟也是一个问题，所谓我们一般所说的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西藏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一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与祖国的关系问题，并不包括与西藏有关的其他问题。我认为达赖流亡集团回归中国，不再漂泊海外，这种特殊含义的西藏问题就算得到了解决。我并不能代表官方，但我自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通过本着诚意的和平谈判一定会得到解决。我的看法与中国官方并不相同。我认为，达赖集团的回归祖国，不但要与中央政府谈判，还要与现实中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并且后一种谈判更重要。因为西藏已经有了代表国内西藏人民的地方政府，达赖集团回国后作为地方政治势力，首先要解决与现存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谈判好了，以某种方式两合一，然后再与中央政府谈中央与地方的新情况下的关系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西藏流亡势力只是西藏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并且已孤立海外五十年，它不能代表西藏全体人民。因此，当达赖集团以西藏全体社会自居而与中央政府谈判时，它们就没有显示应有的诚意。达赖喇嘛坚持他的所谓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核心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既不同于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很难被中央政府所接受；也没有考虑现实中存在已久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因素，就不能被它所接受。而达赖集团一个顽固的坚持就是所谓大藏区，这也是我最反对的。西藏地方政府自从西藏融为中华民族主体以来，一直就只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区域，达赖集团一厢情愿地将现在中国的近五分之一领土划为他的大藏区，这毫无历史依据，也与理不通。由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互相自由往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已经事实上不可能将由藏族人生活的地方都归于所谓大藏区，否则，其它各个民族都弄个自己民族的大区，中国的每块土地都有许多民族打破了头来抢为自己的大区，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了。现实可行的就是依据四九年来的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自治区是个现实存在，达赖流亡势力的回国归属只因与这个地区有关。如果达赖集团能考虑我的以上看法，并且不促成西藏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暴力事件，我希望达赖们回归安居，参加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应该尽早谈判达成协议，让他老人家落叶归根，也实现他到五台山访佛的夙愿。汉藏国际讨论会虽然是民间性质的会议，我这样的人才敢插嘴，是有意义的，但我对达赖喇嘛到会讲话与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回答问题的看法并不赞同，正如我以上所谈。

第三，海外汉族知识分子不要以民主问题绑架民族问题。作为汉族知识分子，在关注西藏流亡人士的观点同时，我也很关注参加汉藏国际讨论会的汉族人士的看法。我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印象是，参加会议的汉族部分人士比西藏组流亡人士的观点和立场更激进。

这次会议最后一天达成所谓的《共识》，这份文件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与会的近一百名与会者竟然无人提出异议，当然包括到会的汉族知识分子，我无法理解他们这样的看法。我还感到与会汉族人士对北京方面的“错误政策”大加指责，却对那赖集团的错误言论毫不批评。达赖喇嘛强调他的非暴力主张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不仅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民族自治的操作余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也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今天西藏必须依附于一个大国，最好就是中国，这不仅是因为藏汉两族历来相处得很好，而且留在中国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有利，对藏人的物质生活有利”，“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呢”。桑东仁波切也愿意“自愿放弃”独立。而部分与会汉族知识分子却反对与中央政府谈判，反对在现有的宪法框架解决问题，甚至津津有味地设想暴力可能。

而汉族知识分子却往暴力问题上引：“达赖喇嘛是否有能力永远保证西藏人的非暴力抗争？” 桑东仁波切答：“我们并不存在对非暴力的失望。如果运用暴力，现在的西藏问题，可能在国际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些尊重和同情西藏的人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我们追求非暴力。运用暴力，对于藏人来说就是失败”，态度更有节制。当汉族知识分子认为“藏中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都没有进展，可以“认为自始至终都是中共的一个骗局”时，桑东仁波切却说“我们从来也不认为被中共欺骗了”，会谈有“积极的方面。如果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和谈机会，我们还会认真考虑的”。我注意到西藏流亡者不大谈西藏发生的暴力事件，却有汉族知识分子说什么“从去年三月中共在西藏开始镇压到现在，杀了多少人”，“这就是一场屠杀”，“中国正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反对“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和中国政府会谈，是在变相的支持专制”，“人类历史上没有过民主专制共存的例子”等等。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好像更愿意西藏问题扩大化，而不是早日解决，为什么呢？我认为实质上是以民主问题绑架民族问题。我从来支持和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我的许多文章和实际行为可以见证，但我认为民族问题不同于民主问题，两大问题都存在，也是越在发展中越早解决越好，但不应该绑架在一起，哪个能先解决就先解决，不应另一个问题没解决这个问题就也不解决。如果西藏问题能先解决，达赖流亡集团回到国内，会拖民主化的后腿吗？反过来，民族问题因为民主问题的绑架而拖着不解决，实际上也妨害民主问题的解决，民族问题很能将国内许多人的注意力从民主问题上移开。

我在去年的拉萨三一四事件后，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和思考西藏问题，记得那次事件不久，我写过答乌有之乡网记者采访的文章和两首诗，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反对西藏独立，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要适当区别开来看，这种立场是一贯的。达赖喇嘛曾经说西藏问题要寄希望于汉族的知识分子，汉族知识分子越多地关注和参与西藏问题，问题就越有解决的希望；这次会议上，他也对严家祺说道：“最重要的是争取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争取到一千个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作为一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大学副教授和网络活动者，也可以算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之列吧，我就对这次汉藏国际讨论会发表一些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也不算冒昧吧，我当然也欢迎对我的批评。

2009年8月23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