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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把剪刀 汪静之

(2011-11-19 05:48:28) 下一个
时间是一把剪刀
                         汪静之
                           

                 时间是一把剪刀,

                 生命是一匹锦绮;

                 一节一节地剪去,

                 等到剪完的时候,

                 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

 

                 时间是一根铁鞭,

                 生命是一树繁花;

                 一朵一朵地击落,

                 等到击完的时候,

                 把满地残红踏入泥沙!

    1922年8月,二十岁的汪静之以一本薄薄的诗集《蕙的风》飙入文坛
,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仅次于《尝试集》、《女神》),
他人惊羡。确实,在五四新文学那么多风云人物中,还真就数汪静之成
名年龄最轻、成名经历最易,来得最不可思议。 

    不熟悉那一段文学史的年轻人,认为《蕙的风》风格老式,直白发露
,无藏无掖,何美之有?几乎所有现代文学教师都曾面临学生这样的诘问
:“老师,这样的作品到底有啥好?好在啥地方?”就像胡适的《终身人事》
,如今一个喜爱文学的高中生都能写的作品,何以就能进入文学史呢?湖
畔诗社研究专家贺圣谟先生在他的《论湖畔诗社》后记中,就记录了这样
的学生提问。当然,如不完整地了解那一段文学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
什么叫“第一”的魅力,就不可能理解汪诗“创新”的价值。今天几乎人人会写
的新诗,在当时却是创新;今天无奇无鲜的自由恋爱,在当时却是风险甚
大的“冲破封建礼教”,甚至被斥为“轻薄堕落”、“兽性冲动”的行为。言前人
所未言或不敢言,又采用了朝气新颖的白话形式,心想手写,又带着古典
诗歌的功底,如此这般,从思想价值内涵到艺术表现形式,汪静之的情诗
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内核,才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车站,
成为今天仍然值得回眸凝视的一个坐标。 

    五四时期不仅政治思想“王纲解纽”,文化领域亦处于新旧交替的急遽转型
期。谁能够顺迎时代需求,用新诗大胆唱出活泼自由的爱情,谁就成为最耀
眼的“第一”。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所以让汪静之“幸运地”逮去,这位
年轻的中师生之所以能写出敞胸放胆的《蕙的风》,确是机缘巧合:自幼放
纵宽容的家庭教育、同乡胡适的鼓励支持、恰逢其时的恋爱经历,更重要的
还是自身的长期准备。评家有曰:汪静之的成名得益于生理与心理恰逢其时
的双重成熟,并且拥有一连串眼花缭乱却适逢其时的恋爱。《蕙的风》便是
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
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 

    汪静之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上了八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一直读到“四书”、“五经”,非常熟悉古典诗歌与
韵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偏爱诗歌,与“小姑姑”曹珮声多年磨习诗歌,常常通
宵达旦,十二岁即开始学习写诗,可谓诗心聪慧,久钟缪斯。在进入浙江一师
以前,汪静之已具备了相当的写作能力,诗文俱佳,故而在数学、常识、英语
皆交白卷的情况,凭一篇上佳作文得语文老师力争,浙江一师才勉强破格录取。 

    在浙江一师的开放风气下,他接触到五四新潮,又正好情窦初开,数度深陷
恋爱之中,这才写出活蹦乱跳激情四溅的情诗。从客观方面,汪静之大胆直剖
的情诗既符合当时自由开放的时代思潮,又顺应了由文言律、绝转入白话新诗
审美风格的转变。所以,既可以说是时代青睐了汪静之,也可以说,汪静之符
合了时代的需求。 

    汪静之在进入一师前,十五岁上就已经在家里对“小姑姑”曹珮声产生初恋,并
因曹珮声上了杭州省立女子师范,追随至杭,报考浙江一师。说来不信,身量甚
矮的汪静之,凭着情诗之力,居然极有桃花运。曹珮声此时已遵父母之命与他人
成婚,怀着歉意,竭行弥补,将杭州女师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绍给静之,从高
到低,每周一位。这曹珮声也甚了得,乃胡适三嫂之妹,后为胡适情人。1923年
暑假,曹珮声与胡适在杭州南高峰烟霞洞同居三月,怀下身孕,胡适答应与发妻
离婚。不料,胡妻江冬秀以死相拼,并威胁要带上两个孩子一并了断,胡适方寸
大乱,只得回断曹珮声。曹万念俱灰,上峨嵋削发为尼,留美的二哥赶上峨嵋,
劝其下山赴美求学,归国后执鞭教坛,终身未再嫁。到“文革”时因与胡适的这段
恋情,大吃苦头,悄然返乡。 

    五四一代不仅敢爱而且敢写,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敢于让全世界都
知道,甚至唯恐别人不知。我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则连想都不敢想。青年
时代的我们不崇敬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爱情只是一个贬义词——“乱搞
男女关系”。用不着别人来制止,自己在内心就已经将爱情与肮脏的性划了等号
,早早在灵魂深处枪毙了这“低级趣味”。不等别人来呵斥,就已经不会为爱情
而歌唱了。政治高压之下,我们这一代谁还能为爱情而激动呢?我们这一代谁
还会真正为个人的情感放声歌唱呢﹖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一句“个人主
义”的贬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诚然,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也不怎么自由,严
密看管女儿以免败坏家风,也是家长之大防,杭州女师对学生恋爱亦明令禁止
,训育主任甚至可以“公”拆女生信件。但较之我们这一代的政治高压,他们那
时也就不算什么了。女师训育主任见全校“第一优生”一天之内收到十三封信,
且笔迹相同,便拆开查看,原来“第一优生”已经与人有了关系!照例必须开除,
但因是“第一优生”,网开一面,留校改过。 

    汪静之一生童真,率性而为。八十多岁还会跨骑凭栏,两腿垂然摇晃,
浑然一个老顽童,更为难得的是汪静之一生爱诗写诗。上了九十岁,
住在医院里,爱心依然不减,痴恋如花,一再表示要将情诗进行到底,“
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6年6月,将写于六十年前的诗体恋爱史
编成一本《六美缘》(与六位女性),公开发表。终身童真、终身写诗
,而且还是情诗,实在太难了,实在是一场漫长的心灵煎熬,得忍受多
少清贫困苦与世俗讥刺,尤其在二十世纪大悲大难的中国。我本人不到
三十岁就顶不住了,早早就向诗歌告别,因为,我无法保持诗人所需要
的纯洁与童真,无法面对苦难保持乐观。回眸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史,
静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洁的童真诗人。汪静之的情诗,就是放
到今天,仍然有大胆自由的一面,仍然能唤起读者内心来自各个侧面的
深深感叹。将个人的恋爱史嵌入文学史——《蕙的风》、《六美缘》
《漪漪讯——汪静之情书》,汪静之算是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文学。 

    相形之下,我们这一代没有情诗,缺少情诗湿润的濡染,我们这一
代也就缺失了爱,缺失了宽厚的恕道,只剩下冰冷坚硬的恨。思维方式
上,我们这一代就很容易滑入对立式思维,价值观念很容易倒向偏激的
一元化,言行举止很容易沦为破坏发泄。因此,我们这一代才最终成为
思想褊狭“痛下杀手”的红卫兵,才成为“杀杀杀”的革命小将,整个社会才
会爆发无谓而惨烈的武斗。最终,我们这一代必然沦为无知愚蠢的一代。 

    失去童真、失去情诗,事实上也就等于失去宽容与亲和,整个社会
来自良性一翼的柔和的润滑力大幅降低,人们容易形成互仇心理,最
后演化为仇视思维,似乎生活中到处是不可忍受的缺陷,没有什么值
得珍视与保留的美好之处,必须坚持残酷斗争,必须保持对现实的仇
视,必须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只有未来才值得珍视与向往。而且,这
种残酷的仇恨心态还是最最宝贵的“革命坚定性”。 

    因此,从社会总体效应角度,情诗的作用不容小觑。爱情能够使人
温和,爱情能够使人宽容,爱情容易使人看到自身的缺点,爱情容易
使人保持纯洁童真。当然,爱情还能够提高生命的质量,能够使人长
寿……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六美缘》的自序中说:“爱情诗最能
培养夫妻爱情,爱情诗最能增进夫妻幸福,因而最能安定家庭,进而
也最能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孔圣人把‘国风
’爱情诗编在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之首中之首。圣人最重视诗教,诗教首
先教的是爱情诗。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纯洁的情诗确实可从整体上
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弱器,起着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远端效应。这一点
,在过去却为我们长期忽视或无视。无论如何,播撒温湿的爱总比种
植阴冷的恨更有利于社会融洽吧? 

    1990年初,汪搬入杭州曙光新村一楼公寓,某日傍晚,楼上倒下一
盆水,将老人全身浇湿,汪冲着楼上喊了一嗓子:“什么人倒水?真缺
德!”晚饭后,沉默许久的老人要秘书上楼逐户打听谁家泼的水,不为
问罪而为道歉!老人认为楼上那户人家因天黑没看清天井有人,不是
有意为之的错误,不应怪罪,所以他要为自己骂了人家而道歉。秘书
认为于理不合,未去打听。翌日清晨,老人将写在宣纸上的道歉信贴
在楼梯口。 

    当然,汪诗还可从反面提供一些借鉴,如无边无际过于宽泛的“博
爱主义”。他在诗歌中居然要求岳庙里的岳飞怜释跪囚的秦桧、请求
“我们都是伴侣”的蚊子松嘴和解,这些说明汪静之思想确实存在过于
幼稚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杂芜,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尚未
在他们头脑中得到确立。此外,汪诗终究只是新诗初期的一个车站
,过于直白发露的表现手法只能说明新诗发萌期的幼稚脆弱,对韵
律的漠视也破坏了诗歌的基本规律,提醒我们必须尊重诗歌的音乐
性。 

    综上所述,汪静之的五四情诗,不仅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
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重要一环,成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具有校准现实唤起思考的当下作用。从这些意义上,似乎
已经走远了的汪静之,仍然还在静静地放射出光芒,放射出能够照
亮今天的光芒。 

    1920至1930年代,汪静之辗转于鄂皖鲁冀沪宁杭等地执教,二十
岁就当上了教授。不过,诗人汪静之的文章似乎不行,所授的国文
课颇引非议。浙江一师同窗、时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说:“
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
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我就
当面对他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
。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1〕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
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
1942年,因经济困难,两月无肉,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因只能
吃素),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
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
,汪静之投靠冯雪峰,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4年因与顶头
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停发工资。1965年转入中国作协
为专业作家,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
对自由。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实乃“反党言论”仅为两次之
故。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郭小川告诉他“划右标准”——解放
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便划右;如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
也划右。鸣放期间,汪静之在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
作家待遇太低,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不满意;文化部召集的
一次会,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故只有两次“放毒”,
能达标。汪静之晚年庆幸:“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
我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2〕 

    “文革”前夕被打发回杭,直到1979年,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
杭州。“文革”中,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
“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3〕。1975年办
理退休手续,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无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
据,衣服破旧不堪,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
灯,凡有空白的包装纸(包括牙膏盒、药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
十年未订报纸。但一直很用功,立有“四不”公开声明:不向外透露住址
、不接受会议邀请、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宅门贴有一条:
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届文代会,“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
会都没有要我去,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4〕,汪静之晚年认
为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适之(得到最初的鼓励)、鲁迅(得到扶持与保
护)、叶圣陶(告知可出版诗集)。 

    1993年,汪静之九十一岁,一生思想纯简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现在
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
张民主。”〔5〕 

注释:
〔1〕曹聚仁:《诗人汪静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4〕〔5〕《汪静之自述生平》,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
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7、305页。
〔3〕纪鹏:《世纪诗翁汪静之和湖畔诗史的最后一页》,上海鲁迅纪念
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作者: 裴毅然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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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剪完的时候,
人们看到一幅刚劲和一份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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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匹锦绮;
等到剪完的时候,
人们看到一幅刚劲和一份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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