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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与权力、政党和道路捆绑在一起的毛泽东

(2015-08-06 12:23:05) 下一个


将自己与权力、政党和道路捆绑在一起的毛泽东


——小仪杨继绳先生关于毛发动文革动机和权力是毛的斗争工具说


 


对毛泽东来说,权力更是他的命根子


 


《葉劍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數:駭人聽聞空前絕後》一文后边,有一段说明:(本文是楊繼繩在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2013年10月25日舉辦的“寫毛澤東時代”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原載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04期《記憶》,原題為《道路·理論·製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应该说,杨继绳先生在“寫毛澤東時代”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很有理论性、学术性、权威性和雄辩性。例如,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认识,杨先生引用哈耶克的话很有说服力。”哈耶克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隻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33〕在當今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还有:“吉拉斯的《新階級》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我是一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一幻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卻維護斯大林,企圖建立一個超越斯大林體製的烏托邦。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比吉拉斯落後了一個時代。毛對這個製度的一切不滿和憂慮沒有觸及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為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建立的極權製度。”结合吉拉斯的《新階級》,一语道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集权制度比吉拉斯落後了一個時代。


杨先生说:“毛澤東時代,經濟上的階級已經消滅,卻用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鎮壓了大批人,形成了億萬政治賤民。”这也是对毛时代的高度的准确地概括。如果说得辛辣点,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将高高捧起的愚昧的群氓的虚伪的一面、邪恶的一面和暴力的一面发挥到空前绝后,摧毁古今中外所有传统的精神文明,从而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这个后遗症影响了几代人。





杨先生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有这样一段话:“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複它昔日的輝煌。這是徒勞的。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21世紀還有人宣稱‘理論自信’。其實,他們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這正如中國民間的一個歇後語:‘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為自己壯膽’。”这段话说得很精辟,特别提到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複它昔日的輝煌。這是徒勞的。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21世紀還有人宣稱“理論自信”。其實,他們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這正如中國民間的一個歇後語:“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為自己壯膽”。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麽,不改什麽。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麵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製: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杨继绳和段话道出了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亲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该却全盘继承,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这些阐述和论证、乃至批评都很中肯、精辟。



但是,看完之后,觉得杨先生评毛有两个节点令笔者有点生疑,或者说说的不到位,有欠认识上的深刻或许需要重新认识。


毛发动文革的动机


那么到底是哪两个节点令笔者生疑呢?第一是毛发动文革动机是什么;第二是权力仅是毛的斗争工具吗? 先看第一:“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文化革命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其根據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於是就發動文革剝奪劉少奇的權力。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經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講話就把掌握兵權的彭德懷元帥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開一次會議就把彭、陸、羅、楊四個位高權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劉少奇何必興師動眾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當作他平生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文革的目的僅是奪取劉少奇手中的權力,能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等重要嗎?第三,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什麽今後還要七八年一次?毛、劉當時都是七八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和劉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什麽權力鬥爭?第四,毛並沒有‘大權旁落’,如果真正大權旁落了,他能力排眾議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笔者认为,在揭示毛发动文革起因上,杨先生这一大段话有合理的一面,但也经不起全面推敲和剖析的一面,也埋伏其中。从”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这句话来看,我同意杨的观点,虽然刘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这一点毛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中央的威望只能属于毛。但是毛的大权并没有旁落,否则他怎能发动文革呢?其实,毛在这时的威望已经旁落了。


不过,刘在黨內贏得了威望不知杨先生是否忽略了这样的客观情势:自反右,大跃进,特别1959年反并打倒以彭德怀为右倾的机会主义之后,毛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劣迹的后果:反右不得人心,三面红旗垮掉和彭德怀揭老底的万言书,自己引以为豪的作为红太阳光辉在有识阶层和敏感的民众中已经日落千丈了。他一边吞吃自己种下的苦果,一边积压着无名火,并难以找到发泄的突破口。只能在思想界,尤其在文艺界(有论革命的政治雄文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那个讲话为资本)有发挥撒手锏的余地;外加身边的江青、康生、林彪、周恩来等都是自己的铁杆,再加上培植上海以张春桥姚文元几个重要打手,进行磨刀霍霍,窥测时机。到了1962年时机盼到了:刘少奇竟敢在七千人大会上揭新中国发生人吃人的老底,还向新始皇发出"罪已招“的挑战。这一闷棍,把毛打得灵魂出窍,使毛的光辉日落万丈。毛对刘岂能不深仇大恨、不共戴天?!


无疑,刘少奇为毛泽东提供了发泄无名火的突破口。但是爆发时机不成熟,因为北京市主政的基本都是倾向刘少奇的人(甚至连邓小平都被视为刘少奇一伙的),比如对北京以彭真为首的势力就有点头痛,在上海大批《海瑞罢官》期间不是有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说法吗。在这种情势下,毛再用打倒彭德怀的办法打倒国家元首刘少奇显然不明智。所以毛要筹备和培植爆发的时机的舆论工作,要造反修和防修的舆论,还要造身边有赫鲁晓夫的舆论。说到这里,过来人心里都明白了。爆发时机终于于1966年来到了,虽然有点姗姗来迟。尽管刘少奇在毛的心里是邪恶的,但刘少奇的势力毕竟不是邪恶势力,对近年来磨刀霍霍的毛势力没有任何防范。所以,文革一爆发,首当其冲者,非刘少奇莫属,甚至开始还把邓小平搭上。说到这里,想必杨先生应该明白了。毛虽说过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扳倒刘少奇,那也需要要选好时机的。这一点,杨先生恐怕要重新认识。


至于”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什麽今後還要七八年一次?毛、劉當時都是七八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和劉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什麽權力鬥爭?“杨先生这个问句就有点像外星人了。您是不是有点一叶障目?你不想一想,毛搞掉彭大将军,又搞掉国家元首刘少奇,他能会声望越来越高吗?他树了多少敌,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特别是连最铁杆之一的林彪最后不也跟自己闹翻了吗?这对毛的打击该有多大?林彪事件客观上是不仅代表林彪自己,也代表彭德怀和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最后的反戈一击。林彪的灭顶之灾也将毛的仅有的一点晚霞余晖也带走了。从使毛的光辉日落千丈的彭德怀,到使毛的光辉日落万丈的刘少奇,再到连毛的剩下一点晚霞余晖也被带走的林彪,使毛太阳落得一丝不挂的挂在黑暗之中。毛难道不知道林彪之后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元老心里还能继续服毛吗?三落三起的邓与江青敢硬碰硬,毛对邓也当面称邓为”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说明毛的所向披靡气势已经不在再了。这时毛已经意识到要捍卫自己的声誉很难了,但又不能退却,只能硬着头皮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但他绝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声望高过自己,所以毛最后要拿下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是必然趋势。好在周恩来没等拿下,就走在毛前头了(这也是毛预先筹谋好的,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要拿下邓小平,毛却没有时间和气力了,因为年龄拼不过邓小平。只有暗助自己扶持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与邓周旋了。


写到这里,对毛车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一目了然:第一位是保自己的权力,第二位是保要走的道路,第三位是保党。但是,对毛来说,这三位不能切割分开,
必许与自己绑在一起,才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关于权力的工具说
再看第二。杨继绳先生说:“文化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这个说法只适合民主社会常态,而不适合专制社会常态。从这句话来看,权力仅仅是毛泽东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这未免把权力看低了,看矮了,看轻了。应该说,权力不仅是毛泽东工具,更是毛的护身和符命根子。换句话说,权力只能为共产党专有,
最后落实到毛泽东头上,不准任何人分享,只要毛还活着。这也是他一生的最高追求。因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至于走什么道路,奔什么目标,到紧急关头那都是可以变通的,唯有权力不能变通。


毛比洪秀全幸运的是,刚好有马列主义洋理论、洋教条传入中国,作为指导他造反的目标和参照物,否则他的能量恐怕还不如洪秀全。这个参照物正好迎合了毛的造反心里,也就是说,有全盘西化的理论指导。画了一个令人馋涎欲滴大馅饼:并告诉亿万穷人,大饼都在千百万资本家、小业主、
地富反坏人家,必须去杀去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至少让千百万资本家、地富反坏去死。难道这种权力造成的罪恶仅仅是工具造成的,只能谴责工具吗?再比如,让一个不懂医术而又仇富的、仇社会精英、仇知识分子的潜在暴君去充当外科医生,他手上的手术刀能给什么人治病?


毛要走的道路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毛改了国号之后,又画了一张可望不可及的共产主义大馅饼,诱骗了亿万人民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条件反射,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信奉共产党,像信奉最神奇的教主一样,信奉毛泽东,最后都落入人间地狱。但是,毛为了达到这个虚幻的无法达到的目的而整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却不肯交出这个权力工具;所以权力这个工具就不再仅仅是毛的工具了,而是与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的绞杀人类、灭绝人类的绞肉机、刽子手。


不信请看文中所提:请看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麵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还有55万多失踪者。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
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以上官方统计的仅限于文革期间的各类人被杀武斗及非正常死亡就有210多万,伤残703万,被关押受审420多万。上亿人受到政治打击。请问,中国历史上还有比毛党文革时代更惨的吗?





刚刚看完网上宁馨与高文谦、王康和程晓农三位学者、教授型嘉宾的访谈录节目《邓的历史评价》一文,其中王康有这样一段话: “西方人向来是误读中国。西方要了解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去世以后,整个西方各国元首和联合国秘书长对毛的评价可以说叫做肉麻。用他们的话说,耶稣基督以来,人类两千多年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一直到毛的罪过慢慢地被西方所了解之后,然后西方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人物,所以到2000年《新闻周刊》评价20世纪三大暴君,毛高居榜首,因为他整死了3900万中国人,饿死了4300万他的同胞。”其实,王康这段话还可以这样解读:毛党时代,除了帮助北朝鲜攻打韩国之外,毛确实经常进行“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式的窝里斗,不主动对外宣传。有些黑幕连中国老百姓也一抹黑,比如,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除了归咎天灾,绝不准提人祸,而且不准报道饿死人现象,甚至农民连讨饭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所以都死在家里或本村子里。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那时还有英国管辖的香港,西方更有先进的无孔不入的谍报技术、手段和渠道,西方一些国家元首和政要不可能不知道中国一些黑幕。既然中国人曾被西方视为东亚病夫,并将华人与狗并列,那么他们巴不得毛泽东进行窝里斗,自相残杀,就是替他们杀死这些他们不喜欢的东亚病夫。这就是“整个西方各国元首和联合国秘书长对毛的评价可以说叫做肉麻”的“潜台词”。显然,这些“潜台词”永远不敢拿到国际场合桌面上来兜售。


随着世界潮流的进步和普世价值的传播,特别是中国黑幕真相逐渐公开或半公开化,披露毛泽东在莫斯科不惜死掉中国一半人口而叫嚣核大战后,那些对毛泽东进行自相残杀的幸灾乐祸的西方人总是要回归到西方价值观:还是人权高于主权。把人类都灭绝了,地球对人类还有什么意义?!请问:民主社会在竞选总统时,两党之争也好,多党之争也好,除了权力之竟争,不是斗争,难道还有什么路线斗争、即道路斗争吗?还请问:美国民主党要搞什么主义?共和党要搞什么主义?除非你强加给他们什么“驴”主义,“象”主义。


 


即使在老大哥苏联未垮台之前,不管谁上台谁下台,也没听说有什么路线斗争、道路斗争。


只有中国的毛泽东为了终生掌权、死在任上,让共产党永远姓毛,才炮制出什么道路之争、路线斗争。(没想到,他想得滴溜圆,剩个窟窿圈:本来想把大儿子交给彭德怀到朝鲜战场上镀镀金,回国后慢慢接彭德怀国防部长的班;哪想到上帝让他儿子陪葬近百万中华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冤魂)最后,他把大权交给他信得过的华国锋,以为华(也有华为毛私生一说)会乖乖把权过渡给毛的老婆江青,江青再乖乖把权交给毛的侄子毛远新。岂知,人算不如天算,毛神仙算的不灵。他驾崩不到一个月,以他老婆为首的“四人帮”就被以华为首的连窝端了。


所以,毛的路线斗争,即道路斗争,随着毛的逝去而逝去了。难道今天还有什么路线斗争一说吗?难道还有什么主义之争吗?如果有,那也是权力之争的借口和延续。就一个国家而言,只有独裁专制与民主法制之争;而民主制度国家的政权是靠自由竞争,而不是靠枪杆子斗争得来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只有战争与和平之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二战后,还有冷战,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告终。再后来,地区小霸与世界大霸之争的局部战争或冷战还不时上演。


但是21世纪的世界尽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世界进步潮流绝没有退缩,所有已经走上民主宪政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退回到独裁专制体制上来。相反,那些垮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纷纷走上民主法治之路,包括正在打虎反腐改革的中国,也正为长治久安的民主宪政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


精神绿洲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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