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正文
一直以来，有关那场带来大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话题经常见诸于有关书籍和报刊。在这些文章里，常见的话题是浮夸，蛮干，虚报产量迎合上级，亩产上万斤等等；官方的定调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结果等等。这些话不知被重复了多少遍，不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起码人们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上述的观点总是被人挂在嘴上，似乎浮夸，蛮干，天灾人祸，头脑发热成为造成大饥馑的根本原因。为了说服人，有的人还说由于虚报产量，上级就根据虚报的产量来征收，老百姓的口粮全被拉走，致使许多人被饿死云云。
上述说法看似有理，但经不起推敲。浮夸，虚报是一种不良作风，这一点怕没人能否认，问题是，浮夸和虚报不会影响地里的庄稼生长，你说亩产万斤也好，亩产千斤也好，庄稼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不会因为你虚报了它就歉收，也不会因为你瞒报了它就会丰收。说到蛮干，大都限于摔锅炼铁，砍树炼钢等可笑又可恨极端做法，这并不关乎粮食的产量，与肚皮挨饿无关。至于天灾，没有什么证据说明那几年有什么能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自然灾害，没有大涝也没有大旱，其实那几年真的是风调雨顺啊！天灾之说，只不过是某些人文过饰非，掩盖了部分事情真相的措辞而已。所谓人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祸，也没人说清楚，好像浮夸虚报就是人祸的主要特征。所有见诸于报端的文章，要么是拿这个问题攻击某一个或者某一个团体，要么是人云亦云。总之，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人从根本上去探求造成这一灾难的真实原因。
本人有幸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现把本人亲眼所见的事情叙述如下，也许能从中探讨出某些深层次的原因。本人声明，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生活在出现严重饥馑的淮北地区，所叙述的事情也许只是个特例、代表不了全国的情况，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绝无强加或者混淆视听之意。本人认为，造成大饥饿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浮夸，而是一个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引起的，这个细节就是“合理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如果归类，应当归类于不讲科学的蛮干。本人还认为，讲三年自然灾害不符合实情，真正的灾难，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确切地讲，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的二月的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中原灾难的余波所致。
上述说法看似有理，但经不起推敲。浮夸，虚报是一种不良作风，这一点怕没人能否认，问题是，浮夸和虚报不会影响地里的庄稼生长，你说亩产万斤也好，亩产千斤也好，庄稼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不会因为你虚报了它就歉收，也不会因为你瞒报了它就会丰收。说到蛮干，大都限于摔锅炼铁，砍树炼钢等可笑又可恨极端做法，这并不关乎粮食的产量，与肚皮挨饿无关。至于天灾，没有什么证据说明那几年有什么能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自然灾害，没有大涝也没有大旱，其实那几年真的是风调雨顺啊！天灾之说，只不过是某些人文过饰非，掩盖了部分事情真相的措辞而已。所谓人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祸，也没人说清楚，好像浮夸虚报就是人祸的主要特征。所有见诸于报端的文章，要么是拿这个问题攻击某一个或者某一个团体，要么是人云亦云。总之，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人从根本上去探求造成这一灾难的真实原因。
本人有幸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现把本人亲眼所见的事情叙述如下，也许能从中探讨出某些深层次的原因。本人声明，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生活在出现严重饥馑的淮北地区，所叙述的事情也许只是个特例、代表不了全国的情况，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绝无强加或者混淆视听之意。本人认为，造成大饥饿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浮夸，而是一个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引起的，这个细节就是“合理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如果归类，应当归类于不讲科学的蛮干。本人还认为，讲三年自然灾害不符合实情，真正的灾难，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确切地讲，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的二月的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中原灾难的余波所致。
事实很清楚的是人祸。无视百姓生命的人祸。
请问铁森同学，我贴的那么多毛的言行你都没疑问吧？我的资料也包括毛给各小队的信。那我说的“从其言其行可清楚可看出他是高指标浮夸风的始作俑者，中间发现问题时想避谈自己责任做些调整，但最终是不纳忠言坚持错误到底。”你也没有异议了哈？
说到其他人发烧胡话，我没说刘不发烧哈，当时刘邓都有发烧胡说言论。但谁是始作俑者和最后决定者，资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党军队国家最高领导人是谁？谁有最终决策权？
你说到毛最早冷静，好，那我请问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难道是这个？
ZT:
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安徽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放出早稻亩产１１４７１斤的“卫星”。当晚，张恺帆陪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赶去祝贺。张恺帆作诗赞颂：“千人桥上万人瞧，谁放红星出九霄。槐树中心旗杆队，社员风格比天高！”他的赞颂是真诚的。他想：中国之大，奇迹总会有。但到了奇迹不奇，“卫星”满天时，他开始清醒了。８月２２日，安徽在全国第一个宣布已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实际亩产只有３１８斤,,。９月中旬，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１２月２７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到安徽视察。张恺帆负责接待和陪同。
这两位同年入党的老党员，谈得非常投机。彭谈了党内风气不正、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张谈了党风不纯、浮夸成风、许多地方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了边。
老战友忠告“要防右”
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４日，中共安徽省一届三次会议在合肥召开，通过决议：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继续鼓足干劲，为实现比１９５８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２月７日，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严厉指出：叫喊粮食紧张，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省委号召进行“反瞒产斗争”，同时，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
会后，他带省水利厅副厅长周俊，到含山、和县农村调查。看到农村已经饿死了人，他忧心如焚，赶回合肥，要求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老战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他说：“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老张，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
２月下旬，省里到巢县调粮。张恺帆说存粮很少，巢县几十万人民还要吃饭，不能再调。来人说，农民是“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意为白天吃青菜，晚上整好吃的,,。张恺帆怒不可遏，“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群众无粮可藏！我建议省委派人来查！”
放粮救人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庐山会议召开。
３日，彭德怀开始发言。同日，张恺帆一行前往安徽无为，行前严令不准提前通知，以防做假。一路揭公共食堂的锅盖查看，哪里有粮食！全是白水清汤里漂浮着几片菜叶！夜宿巢县，遇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和杨杰。陆、杨告诉张恺帆：“无为情况比巢县还要严重！”当日夜，曾在无为蹲点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打电话给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某，说：“张副省长明天要到你们那里去，你要注意，不要把自己放在被动的地位，要争取主动。”
４日，张恺帆一行进入无为。无为是安徽沿江富庶县份之一，但眼前情景却令张恺帆怵目惊心！农村公共食堂基本断粮停炊，农民在挨饿；路上行人大都面有菜色，走路不稳，拄着拐棍；孩子们更饿得不成人形；因为劳力锐减，许多田块尚未插秧。很多群众认识张恺帆，纷纷诉说：“我们现在还不如以前的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发二两原粮，发到我们手里才好。如果发到公共食堂，层层克扣，我们连一点也见不到了。”“把自留地还给我们吧，我们种点瓜菜，也好度命。”有的甚至下跪哭诉：“张省长，救命！”
抵达县城，找第一书记姚某来汇报。姚早有准备，说：“去年收粮１３亿斤，准备征购齐７亿斤。”张恺帆问：“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人饿得浮肿？”姚答：“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姚还说全县浮肿１万余人,,实际是２０多万人,,。当夜，县粮食局局长向张恺帆反映，姚书记叫弄了两本账，一本真账收７亿斤，另一本假账收１３亿斤。
当晚，在合肥的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给张恺帆打电话，说无为粮食多，要求调走几千万斤。张恺帆说了真实情况，请求不要调粮。对方说：“要顾全大局嘛！”张只好同意调２００万斤，并命令装船。这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从庐江来，他看了一路，见面便说：“老张，想不到无为情况这样严重！”桂林栖听说调粮的事，坚决反对，说：“装船了也得卸下来！”张恺帆已深知反映情况不易，对桂林栖说：“我们一同把无为情况向曾政委反映吧。”呼“曾政委”是因为曾希圣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张和桂都在曾希圣领导下工作。
当晚，张恺帆严厉批评了县委第一书记姚某：“你说只有万把人浮肿，完全是一派谎言！芜湖地委通知每个浮肿病人发１斤红糖，你报了２０万人。”姚无言以对。张恺帆命令：“从明天起，每人每天不得少于１斤原粮，全部直接发到群众手中！公共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也归还群众。告诉你，你不发粮，我就不走了！”
与张闻天同曲同工
７月７日，张恺帆在无为县县、区、公社、大队、小队五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直言无忌。７月２１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作了著名的长篇发言。两个发言，同曲同工。张恺帆讲话的现场记录，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了“张恺帆案件专案组”的重要材料。
在全国省级干部中，他是庐山之外挺身而出的第一人。
在庐山的曾希圣打电话要省委书记处通知张恺帆赶快回合肥，不要再调查了。书记处没有通知。
７月２４日，张恺帆返回合肥。在此前一日，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列席庐山会议的一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赶回合肥，组织发动了对张恺帆的批判。
８月４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派专人急送庐山。
毛泽东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８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委的报告上写了长篇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批斗张恺帆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千人到上万人。９月１９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比中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要重得多：第一，不再称“同志”，第二，不保留任何职务，而且决定：“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等职务，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对陆学斌“决定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时责令其彻底交代”。
１２月１２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人民检察院提请“依法批准逮捕张恺帆”。检察院同日复文同意。
张恺帆被囚禁２０７天，什么问题也找不出来，只好放他回淮北与家人团聚。他这时才知道亲友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有６人惨死。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自１月３０日起，与会的安徽省地、市、县委负责人，揭发了安徽省委、首先是曾希圣的错误，并在大会结束后延长两天揭发问题。７月２０日，经中央监委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了工资。
刘少奇头脑也很热: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 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 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 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 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 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 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 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国确实在钢铁产量上，用十五年的时间，在七十年代初超过了英国。见薄一波的书)(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1958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头脑都发热。不同的是毛在1958年8月已开始冷静，刘仍然发热。
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 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 页)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 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 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毛给各小队的信证明毛已冷静并已采取补救措施。飘萍千里，你能找到刘的文章或讲话证明刘比毛更早冷静吗？
所以国民党统治了38年的数据你是从那里得来的？被饿死的三亿人又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三亿人相当于当时的三个美国。根据现在中国官方的统计：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只有少数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弱病残发生轻微浮肿之外，并无一例因饥饿而导致的死亡，那么zhifei文中所说的饿死了几十万的数据又是那里得来的？请你告诉大家。
根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记载，“庐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
从以上资料来看，中央最早从59年春天，最晚到59年冬天已经知道农村的困难情况了。那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我看到的是59年出口了415.75万吨粮食，而60年还出口了272.04万吨粮食。对外援助数额更是在58年基础上逐步提高，61年还有个阶跃。
杨尚昆日记：
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
点评：毛在赫鲁晓夫前的面子保住了，但千万中国人，中国农民饿死了
1950-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 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中国历年粮食进出口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
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合计进口小麦
1950 122.58 6.69
1951 197.11
1952 152.88 0.01
1953 182.62 1.46 1.36
1954 171.1 3 2.68
1955 223.34 18.22 2.16
1956 265.12 14.92 2.26
1957 209.26 16.68 4.99
1958 288.34 22.35 14.83
1959 415.75 0.2
1960 272.04 6.63 3.87
1961 135.5 580.97 388.1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P368，P384
由于1958年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大折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实际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在武昌会议上由毛泽东决定公布为7500亿斤。（人民出版社《彭德怀自述》，第265页）
——虚报47％。高估产导致高征购，把很多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也征掉了，以至于1959年就进入困难时期，春季即发生“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毛泽东：《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1959年4月27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龙德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第167页）
——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说了算的，都不是刘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
——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
——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
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董边、谭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
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毛）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话说刘少奇》，第112页，）。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5页）。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回顾》，第702页）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在徐水听了关于粮食产量的汇报后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相信“亩产万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第一次提出粮食已经多得找不到出路，需要少种。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讲话的消息发布后，掀起了更大的浮夸浪潮。徐水向全国宣布将放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在1958年8月17日开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回顾》，第741-742页）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同上）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穷过渡”。
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李春峰：《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博采》2006理论版第二期）。
——又一次提出“穷过渡”思想。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并赞扬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观点，说是“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回顾》，第774页）
——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严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亩中稻亩产60437斤。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
——15年赶上英国，变为3年后不到1个半月，又变成了2年。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说：粮食“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同上书，第389页）“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同上书，第394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从1958年起，粮食可以连年翻番，每年增加100％，两年后只因粮食找不到出路，才只好“放低步调”。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曾加写过一段话，提出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用于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等于一亿二千万海克托），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其所以能够只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粮棉等类作物，是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千斤棉之类。”（《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文稿》第7册，第575－576页）
——毛泽东将“亩产万斤粮”作为能够实行耕作三三制的根据之一。
就在毛泽东主持的这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鲜为人知的文件，就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居然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至10000斤。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写了两个批语，作了12处修改，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如果197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0斤，按18亿亩耕地计算，总产就是180000亿斤，而1972年实际产量只有4810亿斤，不到《纲要》指标的3％。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刘少奇>>回忆怀念，
1957年9、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回顾》，第680页）
——也就是说，要在1962年达到总产13459亿斤，年增幅超过28％。而62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200亿斤，不到要求产量的24％。1976年产量5726亿斤，不到62年要求产量的43％。
1958年6月25日，谭震林在农业协作会议总结中说，“毛泽东要求做到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回顾》，第688页）
——这证明毛泽东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确有其事。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坚持要长期反右倾，是后来一些地方大放“亩产万斤”、“亩产十几万斤”高产卫星的原因所在。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还要冒得厉害。”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4月8日，毛泽东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回顾》，第644、641页）
——这些话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动员搞冒进浮夸，也证明所谓“大跃进”，就是“大冒进”，“大跃进”本身就是左倾冒进错误。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开始，“不能不说毛主席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贯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使得被批评者（都是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回顾》，第654－655页）
——此后，其他领导人除在适当时机设法弥补大跃进损失外，只要谈及大跃进，基本上只能说毛泽东说过或想说的话，包括被毛泽东批评的话也是这样，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主张A，大家只能说A；明天主张B，马上批评别人说A，却不提A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说B；后天又主张A，马上批评别人说B，却不提B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重新说A。
这个为毛遮羞的毛给各小队的信已经被贴烂了。毛经常有一些处于策略迂回或者政治斗争需要，而自己前后矛盾，高深莫测的话。要看清其真实的想法要听其言（一段较长时期的言论），观其行。从其言其行可清楚可看出他是高指标浮夸风的始作俑者，中间发现问题时想避谈自己责任做些调整，但最终是不纳忠言坚持错误到底。
上资料：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6000亿斤”。“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21页）
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还要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回顾》，第524页）
——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实际上，从1949-1976年，粮食最高产量是1976年的5726亿斤，从未超过10632.8亿斤的54％。这个“四五八”，即1967年粮食10632.8亿斤，就成为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浮夸高指标。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言，说《纲要》（草案）是“给农村生产和农业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毛泽东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回顾》，第526－527页）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个浮夸高指标，就这样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以为做到1962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1962年实际产量3200亿斤，只占53％），1967年生产粮食1万亿斤（1967年实际产量4356亿斤，只占44％）是可能的，并“把那些坚持以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回顾》，第529、530页）
“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刘少奇）感到这么做（按《农业十七条》做）不行，于是就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回顾》，第531页）
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回顾》，第536页）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规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回顾》，第557页）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回顾》，第539、540页）
世界上也没有：你执政期间饿死了三亿人，我就可以饿死四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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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和猪八戒比美自己也美不到哪里去。
你的所谓几十万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所谓2-3亿从哪里来？就凭你嘴上吹啊。。
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历史上战乱时期人口下降是非常大的，如曹操所说“白骨露于野”，每个战乱时期的人口大幅下降网上都有，就不贴了。而战乱时期与和平时期完全没有可比性。清朝结束就蒋统治了吗？笑话。民国时代下降有蒋、日本人也有毛的功劳。从民国元年的人口4.4亿到建国前的5.5亿增加约一亿，38年取中值5亿，2亿-3亿取中值2.5亿非正常死亡，按照38年计算每年死亡率为1.3%左右。而在和平时期，在据说那么先进的公社体制下，在报纸说公社保证中国不象旧社会那样再饿死人的宣传下，那三年的每年非正常死亡率高达1.5%（取低值的3000万，人口取60年值6.6亿）。你的资料成功证明了那三年饥荒比战乱时期还严重得多，谢谢。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於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產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產实际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问题就得由生產队、生產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產、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隻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產田) 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於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裡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產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產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於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裡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9页 党内通信
“虽然59-61年饿死了几十万人”
你以为是1948年围长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