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之间
放松心情，让思想飞翔！
续上篇：县中的日子（上）- 农村户口
(三) 老师
平河的水涨涨落落。每年春夏之交闹洪水时，县中旁的小河汊也变得宽宽的，苇草被淹得只露出小半截。而到了秋冬枯水的季节，河水退却不少，露出些许几块大点儿的石头，寒鸦蹲在上面发呆。
晚饭后，我爱去河边走走。在那里，常遇到章老师夫妇。章老师是教高三的，并不怎么熟悉，偶然一次，他来给我们班代英语课，那一口讲究的英文发音和举手投足间的风度，让人叹服。传说中，他是本县的大户出身，解放前就读于上海的一间教会大学，在什么运动中被撵回老家，老宅老田自然也没了，他便做了一名教书匠。章老师不脱上海老克勒的气质，总是穿一件墨绿色呢制中山装，熨得平整，衬着斑白的头发。在河畔散步时，他总是和老伴十指相扣，步履缓缓，全不理会身后学生们的指指戳戳。他们会静静地站着，望着远方的暮色中，一站就是很久。
在河边，也会有人展开双臂，高诵“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是教我们语文的魏老师。魏老师生的高大，声音洪亮，有点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据说以前也曾是个风头一时的人物，后来走了背运，流落到本县，夫妻分居两地不能团聚。魏老师自诩是个才子，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他批改回来的作文，大圈大点，旁边密密的批注，末尾大段的批语，有时候我都闹不清魏老师是在评学生的作文，还是写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夫人在省城，是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有人问他与夫人谁的文才更好，他便讲了个笑话，说有个才子，写过这样一首诗：“天下才子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我给舍弟改文章。”从此我们私下里就叫他“我给舍妻改文章”。后来“舍妻”的小说在全国得了个大奖，在省里有面子了，才把他调了过去。
我因为文理分科而纠结的时候，曾经问过魏老师的意见。他摸着下巴上的几根髭须，沉吟着说：“拿文学当爱好，你就有了一生的朋友；拿文学当饭碗，你可能会有无尽的烦恼。”听魏老师讲过无数警句，这是我到今天唯一记得的一句。
散步的人群中，却从来没有见过袁老师的身影。她太忙了。这位师大化学系的毕业生，不知怎么落到个乡镇中学，做了很久的乡村女教师，因为学生统考成绩出色，被县中挖角，全家才搬到了县城，一来就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个干瘦的小老太太，声音嘶哑，口音奇怪，全身上下却充满了热情和能量。高一开学第一天，她给全班训话：“天气这么热，上面打蒲扇，下面灰机灰（飞，指蚊子），读书这么苦，为的是什么？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大家一定要发愤学习，向着全国重点大学，前进！”说着，她单臂举起向前，走下讲台，迈着大步，在教室里行进了一圈。举座热血沸腾，目瞪口呆。
即使在县中，袁老师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她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对学生极是耐心，有问必答；放学后也常常来巡视自习。要是抓到有谁看杂书，就要大声训斥：“你的父母送你到这里来，是让你看这种没有用的书吗？考大学，会考这种东西吗？你考到全年级前十名了吗？”被批评的学生往往想钻地缝。在教室里盘桓久了，她会突然一拍脑袋：“我要回家去做饭了！” 然后一溜小跑离开。她家就住在我们女生院子旁，出来进去，常看见她扇着小煤炉忙活一家子人的饭食，放下锅盖就是搓衣板，家里老老小小五，六口，就见她一个人忙里忙外。孩子睡下后，她又打着手电筒，再到教室里检查晚自习。有一次下晚自习的时后，外面突然下起大雨，老不见停。风雨中突然见她瘦小的身影冲来，腋下夹着几把雨伞：“快拿去，不要淋雨，着凉了影响学习！”
爱学生如亲子者，在我的记忆中，袁老师是唯一的一个。
高二转学离开县中后，我给袁老师写过信，她的回信很简单：“努力学习，等你考上大学再向我报喜！” 等我上了大学，她的回信又是：“祝贺你！努力学习，希望你考上研究生再向我报喜！”我想，以后如果再给她写信，她该说“等你成了中国的居里夫人再向我报喜”了。
老师，对不起，学生平庸，没指望成为大学问家了。只有多年后这一点真诚的思忆，寄给您。
（四）偶像
转学到大城市后，我就读的也是一所省重点高中。那里气氛轻松，书桌下传看着金庸琼瑶，校园里常有吹拉弹唱。传说中的郊县中学，都是追求升学率的魔鬼式训练营，所以刚刚“逃出生天”的我，常被问到县中有什么不同。“是蜡烛吧。”我说。
没完没了的习题，测验和堆积如山的补充教材，是县中的常态。学生们给自己的压力大，学习非常用功，于是蜡烛就成了宝。早晨天不亮，教室里就有人点起蜡烛背课文；晚自习到10点，熄灯后又是烛光点点，人影曈曈；宿舍晚上11点断电，不少人打着手电或者点着蜡烛头看书，时而发生蚊帐被燎着了之类的事故；“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更是伢儿们作文里最多的cliché. 我一直不是太喜欢那种意象，短暂灿烂，落泪自干，还不如一只电灯泡。偶尔要熬夜用功，我宁肯去通宵亮灯的高三教室。半夜之后，那里也总是坐得满满登登。
县中特别强调榜样的力量。校门口的玻璃橱窗里，总是贴着各种竞赛消息和光荣榜。往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名字被大会小会反复提起，谁谁进了中科大（那时眼中的理科最高学府），某某考入少年班，最了不起的是刚出了位全省的文科状元，更是学校的骄傲，众学生的偶像。
高一下临近期末，学校让大家考虑高二的文理分科。我开始并没犹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共识吧，每届近400人，文科班只有一个。可是这天，有位冯老师来找我，和善地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下一年的文科班班主任，希望能吸引一些文理科都强的好学生进文科班，而那位文科状元就是他刚带出来的。“你想想看，理科竞争多么激烈，我们学校这么多年也还没有出过一个理科状元。不如学文科，做尖子，争状元，好大学随便挑！” 我一听，受宠若惊啊，忙回家跟父母商量，爸妈表示不同意，我又汇报给冯老师。
没想到那个周末，冯老师竟然顶着炎炎烈日，坐长途车辗转找到我家，一定要跟我父母谈谈。我老爸杀鸡炒菜，与冯老师推杯换盏，但就是不松口：“冯老师啊，你是经过反右和文革的。你知道，那笔就是杀人的刀啊，能害人也害己。我这孩子不懂收敛锋芒，还是让她吃技术饭算了!” 冯老师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失望地离开。多年以后，我有时候还会埋怨老爸当年的固执。不过是对是错，谁又能说得清呢？
我当时佩服的“偶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同宿舍的宁比我高一届，年龄倒比我们小一岁，冰雪聪明，是个神童般的人物，每次考试都在年级名列前茅。宁的父母都是国营大矿的工程师，家境不错，自己又聪明，走路说话都像个骄傲又稚气的小公主，有些招人白眼，宿舍里的小萍却很崇拜她，总是帮她买饭提开水，像个跟班。宁虽然骄傲，却常常向小萍打听，“你们班的杨，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啊？” 原来神童也有自己的敬畏。
杨是高二农村班的，传说中的“学霸”，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学校门口的橱窗里，总有挂着他名字的大红喜报，全国数，理，化竞赛，他好像样样拿奖。我是见过杨的，但是总记不清他的模样，就记得黑黑瘦瘦小小的一个人，穿着灰扑扑的衣裳。我参加过一个辅导数学竞赛的课外小组，杨也在里面，每次做什么练习，他几乎总是第一个答完,话却非常少。他学习特别用功，也是出了名的，学期中间从来不回家。听说他家在离县城特别远的一个村子，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我有几次心血来潮，跑到高三的通宵教室里看书时，都碰见杨披了件绿色的旧军大衣，在那里熬夜。时值隆冬，寒气逼人，只见杨掏出一只硕大的搪瓷碗，从暖瓶里倒了些热水，然后捧着热气腾腾的大海碗，边嘬热水边看书。
那情景，长久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五）后记
我是在一个雨夜离开平河的。列车哐当哐当地晃悠着，驶过河上的铁路桥，河中一点渔火和路边稀疏的灯光，转眼就被甩到远远的身后。离开后，没有再回去过。
后来，有很多人陆陆续续也离开了平河。我们那个三线大厂，终于拿到了国家批文，整体搬迁到一个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只把一片废墟和曾经的工业文明记忆，留给荒草复生的山沟。
县中也不断有大批的毕业生，跳出了农门，离开了家乡。宁高二结束就参加了高考，15岁就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第二年，杨不负众望，以地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顶尖学府，可惜比省状元还是差了几分；小萍也考上了师专，后来回到县里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生活有它自己的轨迹，就像平河的水，曲曲折折，涨涨落落。
几年前偶然地，我联系上一位在美国的县中校友，兴奋地向他打听了不少人的现状。当年的榜样和偶像们大都发展得不错，名校博士，学者领导。宁嫁了个富商，自己的女儿也快出落成个小公主了。
“杨呢？他怎么样？”
“杨不行。他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大研究所。可不知怎么回事，信了个没人听说过的‘邪教’，被抓起来判了刑。毁了。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惊愕。一个我从来不可能想象的结果。我无法理解，一个学理工科的尖子，怎么会去信仰一个什么‘邪教’；更无法想象，栽了那样一个大跟头，失去了从小苦读奋斗来的所有，他从哪里能再找到一个支点，重新站起？
……
昨夜梦中，我又回到了平河。依稀中我站在挂着大铁钟的古树旁，却摸不到树上的绳子。我望向暮色中那一排排古老的房子，突然似乎见到了烛光由窗里透出，刹那间又乌云遮月，只见荒芜了的空壳，让无言的过去萦绕着它耸立的墙垣。
啊，我那遥远的平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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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段话，是讲给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而这些道理，也许所有的学校都该教给自己的学生。
(上面这一段，原来写在文后，想想还是挪出来，作为感想更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