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10)
文学作品通常都是有血有肉的，而这些血肉正是塑造 人物艺术形象。曹雪芹以不寻常的十年辛苦，写出《红楼梦》中四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人物，个个音容笑貌有别，个性鲜明，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是主子，还是奴仆，都给予了分寸恰当的描写，浓淡相宜，恰到好处，给人一种强烈的艺术美的享受。
作为文学家的端木先生，从自身创作实践中体会应该如何从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他把《红楼梦》作为教科书来阅读和研究，并呼吁今天的文学创作者们应该“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他说：
“我喜欢红楼梦里传写人物的生动手法。还没有说话，就听见那人的声音了。红楼梦里的人物的出场入场，一颦一笑，来踪去脉，口角眉梢，心头话尾，舌尖牙缝，歌哭笑骂，正经，胡调……没有一处不是活灵活现。”
端木先生将《红楼梦》里的“传写人物的生动手法”，加以总结，用他自己的语言给以表述。这里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首先，他认为《红楼梦》描写人物高明的一着是“多态”的写法。如“红楼梦里写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对照的，一个是心胸窄狭，多疑多忌；一个是宽大为怀，深沉狡 猾”。但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不是停留于此，而是在“着力写宝钗黛玉”的同时，“也着力写袭人晴雯”。《红楼梦》的作者懂得“红花”与“绿叶”之间的 关系，他“着力写袭人晴雯”，正是要通过对次要人物的“精彩”描写来突出、烘托主要人物宝钗和黛玉。读者从袭人的言行看到了宝钗，从晴雯的身上看到黛玉。 这是因为：
晴雯和黛玉在本质上是一个。这一个要强、真情、任性、直率、朴素、倾心的性格，套上了丫头身份，便是晴雯，套上了小姐身份，便是黛玉。写一个共同的本质，在不同的阶级教养之下呈露出各种姿态。
反之，袭人和宝钗亦如此。这一切是从人的本质方面而不是从外部的形态来考察和认识的。端木先生说：“这种写法，我以为是写人物最好的方法。”
其次，端木先生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人物另一种成功的手法是“打岔”。如“宝玉未出场之前，先从黛玉母亲的嘴里和贾母的嘴里，说出一个顽劣异常、疯疯傻傻的 惫懒人物”。但是，“等到宝玉真个出场，却是一个转盼多情、情思万种的青年公子。黛玉一见，便大吃一惊”。又如，小说中先写平儿的为人是温柔平和、对人敦厚，不因地位而刻待他人。读者看到平儿，想凤姐为人也可能如此，但实际上，二人相反，凤姐是伶牙利齿、心辣手狠、两面三刀的雌老虎。这种出人意料的“打岔”，给人以深刻的对比印象。端木先生认为，“曹雪芹的过人之处，全在这里”。
第三，端木先生认为《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最高明、最重要的手法是“全在他体会到了那人物心里的最深处。而在最适当的场合把这点儿揪出来给人看”。如小说第6回写贾蓉奉父命到凤姐那里去借屏风这件事，当贾蓉办好后要离开凤姐住处时，书中写道：
这 凤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儿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请蓉大爷回来呢。”贾蓉忙回来，满脸笑容的瞅着凤姐，听凭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吃 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笑道：“罢了，你先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答应个是，抿着嘴儿一笑，方慢慢退去。
这是运用“春秋”笔法来描写人物，文字不多，其意含蓄而深刻。小说作者用心良苦，精心地把这段情节安排在初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这个久经风霜的“生人”面前，把 凤姐与贾蓉婶侄之间的这点儿嗳昧关系，生生“揪出来给人看”。作者巧妙而自然地通过这一描写，暴露出贾府这个“诗礼之家”中乱伦的丑恶内幕。
当然，上述三点并不是《红楼梦》一书中描写人物的全部手法。今天的红学研究者们对《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手法，发掘得更深、更细，概括得更科学。但是，读者看到，早在40年前，端木先生能够细心地从《红楼梦》中总结出上面谈过的三点，已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读来也是深有启发的。
同 《红楼梦》描写人物有关的问题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文学作品要表现主题，完成故事情节的叙述和人物性格的描写，都离不开语言。正如已故的著名作 家老舍先生说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可能想象，晦涩难懂，干枯无味，乃至辞不达意的语言，能够描写出优美动人的故事情节和丰富多姿的人物形象来。这 一点，作为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端木先生，恐怕要比我们一般读者的感验要更深切一些。因而，他在谈到《红楼梦》的语言时说，“在古典小说之林中，《红楼梦》 的语言最好。从每个人物的说话声中，可以分辨出是哪个人物出场了。《红楼梦》是语言艺术的典范”。
端木先生曾说过，“我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吸收了具有东北民间色彩的大众语言，但我是从《红楼梦》中学习了如何运用语言的艺术”。打开端木先生早年的作品，如 《科尔沁旗草原》《鴜鹭树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爷爷为什么喝高梁米粥》等，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他对故乡语言的熟悉，是令人惊奇的。那些沁着乡土芳香的 大众语汇的运用，正是他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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