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人和事(2）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上）

                          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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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徐婉丽，她高高的个子，如月亮一般的圆脸盘，漂亮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即使在艺术院校里，她的容貌和气质也应该算相当出类拔萃。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我虽然没有暗恋她，但也禁不住想，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女人的美丽和聪明就是她们的出身，温柔的性情和娇媚的姿容，就是她们的资本。尽管当时毛泽东的阶级论弥漫于整个社会，干什么都讲究出身和成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找老婆，却往往不像人事干部那样头脑僵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的姿容和教养。所以我心想，徐婉丽将来不是高干的妻子，就是个将帅夫人，前途不可限量。

徐婉丽比我们高一班，是戏文系64届的毕业生，早我一年走出校门，应该算我的师姐。不知学校是不是有意惩罚她，还是由于其它什么原因，先我一年把她分到贵州。我这样说，主要是按当时校方的分配原则，出身好表现好的分到一流的大城市和好单位；表现一般的分到一般省份；只有表现差的，才分到比较贫穷落后和比较艰苦的地方，说是去“锻炼锻炼”，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对于徐婉丽的分配，我一直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当然，我那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书生意气十足，天真地认为，一个大学生分到什么地方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是否有事业心。所以，我在这里所谓“惩罚”主要是指，从徐婉丽来看，她在学校里虽然政治上不红，学习不够刻苦，有点贪玩，但似乎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她的家庭出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大学老师。虽算不上革命家庭，但总不是地富反坏右吧。另外，在校期间，记忆中我虽然没和她讲过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看她与同学交谈时那神情笑貌，觉得她为人还随和，没有漂亮女人的那种矜持和傲慢，更不像随便得罪什么人那种角色。还有，印象中，经常见她和另一个叫孙晓薇的同班女同学往外面跑，说是去电影学院听课。在大学里，课后的时间，只要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按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因此，把她分到贵州，有点难以理解。

另外，说对她的惩罚，最明显的是把她和她的男朋友吴光亮，一个分到黑龙江，一个分到贵州，就是说，让他们俩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牛郎和织女。因为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对在校有恋爱关系的同学，在毕业分配时，一般都给予照顾。比如我们班的高林森，在校期间他和表演系常如玉好，确定了恋爱关系，64年常如玉毕业分到银川，65年高林森毕业分配时，为了照顾他和女友的关系，就也分他到银川。这种例子，似乎不少。但为什么对徐婉丽和她的男朋友吴光亮就没照顾呢？后来听说，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于毕业前突击恋爱的人，学校在分配上，就坚决不照顾。而徐婉丽和吴光亮的恋爱，恰恰是犯了这条禁忌。

可是，仔细一想，学校对徐婉丽和吴光亮的分配不仅没照顾，而且还有惩罚的意味。你想，系领导要不是有意拆散他们，为何让他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相距上万里？显然，这是明摆着的事，再傻也看得出来。现在想来，系领导这种做法，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应该说有点缺德。

后来我又考虑，莫非他们两个都有什么违规违纪之处？或者有伤风败俗不检点的地方？当时领导什么都保密，这些我们一般人就不清楚了……

至于对她临毕业开始热恋的吴光亮，我也所知甚少。只知道吴光亮和徐婉丽的确是在毕业前才好得形影不离，至于他们为什么同窗五年，到临毕业前，才互相吸引，双双坠入情网，这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我们局外人只知道，吴光亮是她的同班同学，从外貌来看，吴光亮算得上一表人才，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档服装店里木质做的男模特，可惜他个子应该再高些，这样和徐婉丽走在一起，两个人就更般配了。当然，我这是俗人之见，真正的爱情，那里会讲究这些。还有一点，记得吴光亮曾经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和郭沫若商榷，具体商榷什么内容没印象了。我当时觉得他敢于向权威挑战，勇气可佳；但在黑板报上和郭沫若商榷，就有点可笑，发表在正式报刊杂志上，那才算有本事。

64年，徐婉丽到了贵州，在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她和吴光亮两个人，虽然相距近万里，但他们仍然藕断丝连，情意缠绵。那时通讯不发达，他们除了书信外，还不断用电报互通声气。两个人在爱情力量的推动下，在等待分配期间，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一个从黑龙江，一个从贵州，双双起程到北京幽会。他们在北京究竟呆多长时间，如何海誓山盟，如何生离死别，外人自然不清楚。只知道贵州人事局发现徐婉丽失踪了，在招待所找不到她了，这自然很让人事局的负责人伤脑筋。等徐婉丽回到贵阳，她听说人事局到处找她，就赶紧登门去找人事局管分配的头头。在那里，她除了挨一顿批以外，还接到分她到远离省会的黔南州歌舞团的通知。黔南州歌舞团所在地叫都匀，离省会贵阳乘火车是四个多小时。

就我所知，从北京或上海艺术院校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通常多留在省会贵阳，然后分到省级各所属文艺单位。仔细想，道理很简单，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终究是我国一流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能来到贵州这个偏僻落后的省份，已经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名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在这里应该说是比较稀少的人才，所以把他们留在省会，自然可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偏偏把徐婉丽分下去呢？事情非常清楚，一个是人事局管分配的领导看了她的档案材料，那些档案材料自然对她的使用不太有利；另一个就是徐婉丽在等待分配期间不假而走，这肯定是犯忌的事。试想，如果一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在贵州突然失踪，人事局好不好交代？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里，各部门的领导都像非常严厉的家长，她的做法自然有些出格，当时最准确的定性叫无组织无纪律，这肯定是无法允许的。据说还给了她一个警告处分，然后把她分到更偏僻更艰苦的都匀。

如果说，徐婉丽在当时能够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读，而且五年大学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应该说是一种幸运的话；那么，从毕业分配开始，她的命运就开始出现了逆转，不幸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的生活。

 

2

  

 在60年代，大学毕业生不像现在这样，自己走出学校大门可以自己选择职业，那时候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律由组织分配，分到什么地方，你就去什么地方，分到什么单位，你就去什么单位。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徐婉丽尽管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起程到都匀去报到。

到了都匀，只见城市比贵阳更小，更土气，到处是陈旧的平房，到处是黄泥土路，只有寥寥几栋楼房矗立在城边的山坡上，那是州政府等少数党政机关的办公所在地。从城东走到城西要不了半个小时，平日路上来往行人稀少，更很少有汽车。只有到了赶场天，街上才人来人往，有些生气。从人们的衣着打扮不难看出，这里的农民也好，市民也好，与其说他们过着古朴的生活，不如说他们过着贫穷的日子。从首都北京来的徐婉丽不知道，头几年的大饥荒，贵州也是重灾区之一，这里饿死的人像安徽和四川一样，成千上万，能活过来的农民，都算是死里逃生得辛存者。

徐婉丽到了这个小城，曾经轰动那里的文艺界：人们从没见过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分到这里，加之这里的男男女女个子都不高，高大漂亮而风度翩翩的徐婉丽，就像遥远的大城市飞来的一只凤凰，落在这个贫穷而又落后的小城，因此她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人们听她说还没对象，于是，有些颇有身份的单身汉开始打她的主意，向她大献殷勤。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不到半年，徐婉丽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人们才知道她说没男朋友，不是真话。原来他在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开始不仅和吴光亮在北京幽会，后来还和一个名叫黎树魁的关系密切。

这位黎树魁是四川音院的63届毕业生，学的专业是吹园号，分在交际处的军乐队。交际处是个什么单位呢？实际上就是专门接待中央首长和高干的高级宾馆，考虑这个高级宾馆经常有送往迎来的任务，于是就搞了一个军乐队的编制。在这种单位工作，平日自然没什么事情可做，每天练练号，其它时间基本是自己支配。

一天，黎树魁去人事局招待所看望川音刚分来的同学，在招待所见到了待分配的徐婉丽，被徐婉丽的姿容和风度所迷倒，于是每天都去招待所，找个机会认识了徐婉丽。从此，他每天就到招待所上班，开始是找徐婉丽聊天，慢慢则请她吃饭，对她总是一脸灿烂的笑……而徐婉丽有个缺点，就是对男人的殷勤，往往是来者不拒，一律笑纳。

  说起来，黎树魁应该说是个非常精明的四川人，他嘴巴很会讲，善于察言观色，更善于见风转舵，追求女人自然更具有搞音乐的那种像火一样的热烈激情，徐婉丽哪里经得起如此猛烈的进攻，很快就和他上了床。徐婉丽有了身孕以后，黎树魁觉得自己在情场上已经胜利在望，十拿九稳，心中肯定暗喜不已。估计徐婉丽一定另有想法，因为黎树魁的先天条件有些让人扫兴：矮瘦矮瘦的个子，黑黑的皮肤，小小的眼睛，与徐婉丽站在一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般配。虽然人们常说“郎才女貌”，可是黎树魁毕竟不是她心目中的他，但肚子又怀上他的孩子，不和他结婚，又去和谁结？显然，年纪已经老大不小的徐婉丽，在婚姻问题上，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那么，对于黎树魁来说，找到徐婉丽，和她结为夫妻，自然感到很满意，甚至是很得意。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情场上是胜利者，通过短促突击，速战速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中戏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这不是他的一种运气和福气吗？所以，和徐婉丽结婚后，幸福的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眼镜后面的两只小眼，经常笑得眯成两条缝。至于徐婉丽心里是否感到幸福，别人就不清楚了。

当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阶段已经过去，多数人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精力开始放到老婆孩子身上。文艺团体许多没有演出任务的人员，开始放羊，大家各奔东西。徐婉丽有了身孕以后，和黎树魁办了结婚手续，她对造反也没什么兴趣，在都匀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便来到省城贵阳，长期住在交际处的职工宿舍里。

一次，我去看望他们夫妇，他们住在省政府旁，靠近山脚一栋很简陋的两层楼的宿舍里。这种楼是为单身汉修的，没有厨房，要烧火做饭，只好在楼道里，北京光这种楼叫“筒子楼”。敲门进去，发现只有徐婉丽一个人在家，手里拿着一只香烟，脸色十分难看。一问，才知道她和黎树魁吵架闹矛盾了，看样子，黎树魁似乎动手打了她，因为她脸上太阳穴处还隐隐有点发青。

“怎么了，徐婉丽？这是和谁生气？”

“还能和谁？我真是瞎了眼，找来找去，找到黎树魁这个混蛋！”徐婉丽气愤地说，手里的烟已经忘了抽。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闹？”

“为什么？还不是家庭琐事。”她不愿意谈具体原因，只是说：“没结婚前，他追我，就像孙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结了婚，他的伪装就脱了，本来面貌就露出来了，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整天不管家，往外跑，去干什么？去镇压411，保卫红色政权。你说可笑不可笑。他身上还带一把匕首，去搞武斗，去抓人，就像上海滩上的流氓打手一样。我让他少往外面跑，他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你说气不气人？！”

当然，徐婉丽爱面子，没提黎树魁动手打她的事，直到后来，她才说黎树魁喜欢动手打人。我当时感到不理解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夫妻吵架时，怎么会轻易动手打人？另外，一个已经当了父亲的人，怎么还有兴趣去参加武斗？

不过，黎树魁虽然和徐婉丽吵架动手，但为了和徐婉丽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干校匆匆结束所谓斗批改，进行干部分配时，黎树魁还是不惜放弃留在省城的机会，主动要求调到都匀去。一个搞西洋乐器的大学生，在都匀能干什么呢？组织部门煞费苦心，最后把他安排到一家化肥厂去搞工会工作。在都匀，他们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叫庆大，女孩叫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