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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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串联”经历(2)

(2018-12-07 15:18:00) 下一个

2、乘火车去北京

      外出串联,局机关的“革命群众”都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自由结伴同行,我和谁一道走?在我到局机关领出差费时,遇到本单位的汽车维修工小付,他说他已经约好局机关通讯员小戴,还有打字员小陈,一同去北京。于是,我就和他们一同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其实,局机关汽车维修工小付和通讯员小戴都比我年纪大,他们两个人都已成家,但机关里大家都这么喊他们,我也就随着这么喊。瘦瘦的小付性格要活跃些,也喜欢和人交谈;而小戴则沉默寡言,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巴交。

     打字员小陈还不到20岁,当时在我看来,她是局机关唯一的一个年轻的美女。她名叫陈兴蕾,原是省歌舞团舞蹈队学员,大概学了几年,发现她一条腿有点问题,不太适合继续跳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读初中,年龄已过,就分到局机关来当打字员。

     那时我已经28岁,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从农村四清工作队回到局机关,我注意了一下,局机关都是已婚的成年人,而新分来的女大学毕业生,尚未男朋友的,要么是个子太矮(贵州当地的男男女女普遍个子不高),要么是相貌平平,无法让人心动;而见到小陈的第一眼,她就吸引了我——像所有舞蹈演员一样,她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个子适中,而且一颦一笑都有一种让人心动的魅力。在我被文艺作品塑造的恋爱幻想里,以及在中戏看惯了如云美女以后,觉得小陈倒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当时还认识不到找个女人成家,性格素质比漂亮更重要。

      我们一行4人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心想能和小陈一起出行,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小付、小戴和小陈三个人都是贵阳人,贵阳虽然是个省会城市,但地处西南高原,偏远落后,加上当时人们都很穷,所以,对他(她)们来说,第一次去北京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小付和小陈上车以后都是满脸兴奋,但小戴依然是平日的样子。小陈可能凭着她少女特有的敏感,感觉到我对她有兴趣,就脸带几分羞涩地故意避开我的目光。

      我当时还意识不到这是一个漂亮女孩的正常心态,隐隐觉得自尊心受了一点伤害,也就故意不去看她。少年时期读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书中的两个男主角都有非常强烈的自尊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也好,《牛虻》中的主人公亚瑟(牛虻)也好,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在恋爱上都表现出一种自尊和自重。所以,我虽然家庭条件不好,在政治上有些自卑,但我不仅对自己的外貌和学问有自信,而且也特别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因此,一路上我对小陈也就不再注意。

     当时湘黔线的铁路还没有修,从贵阳开往北京的火车要绕到广西,然后再向北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我在贵阳就听说,“大串联”开始以后,火车上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连上厕所喝水都十分困难。还听说每到一站,一些急于乘火车去北京的人,从车门上不来,就从开着的车窗口爬进来。可能“大串联”的高潮已过,虽然车厢里也是满员,而且通道上也是人,但去车内厕所,还是勉强能够通过。

     火车进入湖南以后,大家发现车厢两端的锅炉都没烧开水,有人就找列车员询问,为什么车上不供给开水?年轻的女列车员满脸疲惫,说你去问列车长。端着搪瓷茶缸的年轻人可能是去北京串联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我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列车员也回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斗私批修……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毛主席语录对话,双方都用毛主席的话为自己的行为贴上正义的标签,后来则发展成“打语录仗”,就是在辩论中,每个人都从毛主席语录里找根据,证明自己所说所做的合理正确。看来,毛泽东思想是个矛盾的体系,谁都可以加以利用。

      由于旅客中不少人都口干想喝水,所以都支持那位端着茶缸要水的年轻人。列车员说,搞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造反,列车上没有煤,没人烧水,我有什么办法?的确,平常旅客车厢都有专门锅炉工负责烧水,没有开水供给旅客,责任不在列车员。

      到了北京,我们四个人按当时规定,找到自己本系统的接到站,凭单位介绍信登记和安排食宿。我们4个人被文化系统接待站安排到文化部办公大楼住宿。实际上,我们是住在楼道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一些棉被和褥子,晚上住宿时,男女用布帘隔开。

      第二天是周五,两个妹妹和妹夫都在上班,我就带小付、小戴和小陈先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然后又带他(她)们到北海公园去逛逛,大家看到北京的造反景象和贵阳也差不多——到处是大标语,还有广播车,高音喇叭要么广播全国各地的造反形势,要么广播毛主席语录歌……

       晚上我对同路来的三个人讲,明天我要去“家里”看看。

 

3、在二妹佩华家

      北京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早晚的天气变得有些寒意。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色恐怖”已经过去,但北京的大街上的气氛和当年大不一样,随处可见的大标语和批斗会的广告,还有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的广播,以及“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所有这些,使人感到北京往日的平静已经被喧嚣所取代。

      菜市口在前门和天桥之间往西的方向,100多年前,那里可能是个空旷的场地,清政府曾经把那里当刑场,谭嗣同等6位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志士,就是在那里被清朝政府杀害。

      北京解放前后,菜市口大街和天桥一带,都是一些土屋平房,是北京市内的贫民区。二妹佩华的丈夫是国营建筑工程队的一个小头头,那时还没有包工头,大家都凭工资收入吃饭,他们夫妻收入不高,自然没有条件租住好房子,只能住这里简陋低矮租金低廉的小平房。 

     二妹佩华小学没毕业,经男朋友的哥哥介绍,就进了北京客车厂去当一名学徒工。因为我高中三年离家住校,大学五年也是住校,佩华妹如何辍学打工 ,如何进了客车厂当学徒工,又是如何和李庆祥结婚等等,我都不太清楚。

    佩华和李庆祥结婚时年纪很轻,而且很快就已经有了小孩。二妹夫李庆祥在建筑公司是个施工队长,他个子瘦高,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结婚以后,对我们家和我二妹都很不错。

     找到二妹家,敲门以后,二妹佩华开了门,她见到我,马上露出惊喜:“大哥回来了!”二妹面带笑容地说。

     当时的通讯方式主要是写信,有急事打电报。我在贵阳走得匆忙,也没有给两个妹妹写信,所以,佩华见到我突然而至,感到十分意外。

     我告诉她,我是参加 “大串联”顺路回北京探亲,我见二妹夫庆祥不在,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家?二妹说,他正在进行业务培训,准备到湖北去参加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妹问,你知道咱们家被遣返了吗?我告诉她,说你二哥文博已经写信告诉我。

     二妹马上气愤地说,大哥,你说这叫什么事呵?咱家是招谁惹谁了?咱爸解放初期就把他抓起来关押调查,查了一年多,已经查清楚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解放后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大队叫赶大车,他就赶大车;叫他掏粪,他掏粪;什么活脏,什么活苦,什么活累,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人家社员过五一节和国庆节都放假休息,咱爸还要去出义务工,这样夹着尾巴做人还不行?咱妈一个小脚妇女,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在家做家务,也没得罪过谁,怎么说轰走就轰走?!还有凤珍、风琴和文平,她(他)们正在上学读书,也一块轰走?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这不是不让人活了吗?……

      二妹说着就流出眼泪。

      她这些话,自然都是我们家里人心里想说的话,可是我们都不敢说出口,因为在当时这样说,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弄不好会抓起来判刑,甚至掉脑袋!所以,我听她这样讲,赶忙把门推开,看有没有人听到,而且让她小声点,怕隔窗有耳。

     显然,佩华妹没有读过几天书,也就没有经过什么洗脑,加上又心直口快。我很为她担心,就说,这些话可只能关起门来和自家人讲,在厂里千万不能提。如果这些话让组织领导知道,随时都可以把你揪出来批倒批臭,给你带个帽子,开除公职,像文博一样送回老家,监督劳动。

     佩华说,咳,大哥,你放心,谁会那么傻?在厂里咱是干活听吆喝,一个刚出师的学徒工,哪有咱说话的份儿?

     我马上转个话题问,听说北京的红卫兵闹得非常厉害,还打死不少人?

     佩华说,别提了,八九月份,北京城简直变成了活地狱——红卫兵打死的人,每天都用板车从胡同里往外拉,上面该一块破布,死人的胳膊大腿就露在外面,血水从板车上往下滴,看了都让人心惊肉跳!在厂里,那些日子大家在车间里谈的也都是红卫兵抄家打人的事,听说在崇文区有人拿刀要和红卫兵拼命,结果几千红卫兵到那里,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抄家,打人,折腾了一个星期……

      我说,莫非警察不管?

      她说,咳,领着红卫兵抄家打人的就是片警和居委会主任什么的,从毛主席到各级政府,都是支持红卫兵小将的,你没听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给毛主席带红卫兵袖章的是个高干子女叫宋彬彬,毛主席说,应该叫“要武”,认为文质彬彬不好。

      看来,佩华所在的客车厂在市内,厂里的工人绝大多数家也住在市内,所以那些日子工人到车间聚在一起,自然谈的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人的事,佩华讲得这些,都是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佩华还告诉我,这些中学红卫兵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扎着皮带,戴着红袖章,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是“红五类”,他们先是在学校批老师,斗校长,北师大的女校长就是那些干部子弟斗死的。在学校折腾完,又杀向社会,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问,“牛鬼蛇神”都指哪些人?

     佩华说,我也说不清楚,听说就是“地富反坏右”,还有就是资本家、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另外,还有新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佩华说,他们成群结队,杀气腾腾,各个都是凶神恶煞,他们抄家,就把人家的东西给你往院子里砸,看见是么古董字画就没收,说是封资修;抄家还不算,还要打人,用皮带、木棍、皮鞭把人往死里打!谁敢制止?谁要是敢出来说句公道话,他们连说公道话的人一起打……

      佩华说,大哥,你说这些中学生的爹妈都是部队干部和国家干部,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无法无天?而且连一些女红卫兵也变得没一点人性!在厂里大家谈起了,都弄不明白。

      我说,可能只有“红五类”红卫兵才敢这么干,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要文明一些。

      佩华说,那会儿北京的红卫兵运动,闹得人心惶惶,大家上班不谈别的,讲得都是红卫兵的事情。

     看来,天真幼稚的二妹进了工厂以后,几年时间,已经对社会情况十分了解了。听了她这些绘声绘色的介绍,我对北京掀起的红卫兵运动有了一些比较生动具体的印象。

     我在二妹家吃了午饭,就回到文化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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