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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晚明社会与景德镇及克拉克瓷的烧造-----谈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及相关问题
江建新
一、前言
克 拉克瓷是流行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一种外销瓷品种，由于此类青花瓷器有其特有的开光构图形式，装饰风格特征明显，故欧洲瓷学界将这类风格相近的青花 瓷统称之为“克拉克瓷”。日本学界则将此类风格的瓷器称之为“芙蓉手”。我国学界则根据欧洲人叫法，称其为“克拉克瓷”。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外销瓷及其 “克拉克瓷”和与之同时代的“转变期”瓷器日益关注，并对相关的课题展开讨论，而克拉克瓷在整个晚明外销瓷中占有特殊位置，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意 义，2010年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专题研究会，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笔 者受此影响，拟对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二、关于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关 于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我国学者冯先铭先生曾有推断，认为“目前一般认为克拉克瓷是明万历时期的出口瓷器，但亦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少量的克拉克瓷器的可能 性”，冯氏结合有纪年的沉船资料和江西出土的纪年墓资料印证这一结论①。肖发标先生根据葡萄牙定烧中国青花瓷和贸易情况，以及相关纪年墓资料，认为“典型 克拉克瓷的生产有可能早于万历元年，可以说，克拉克瓷器始烧于万历之前的嘉靖、隆庆是没有问题的，也有早到正德的可能。”②。目前认为克拉克瓷烧造于万历 时期这一结论，国内外学界普遍接受，只有个别学者对其始烧与停烧之年提出不同看法。从现有传世与出土的资料来看，万历时期克拉克瓷的烧造有一定规模，而早 于万历的克拉克瓷，则未见有纪年的实物，景德镇窑址亦未有出土，故其烧造于隆庆或更早的结论还仅仅是推论。而判定为终烧康熙时期，也没有确凿的纪年资料支 持，其结论似乎也仅仅是猜测。从景德镇近年出土资料来看，克拉克瓷的烧造在万历时期已 相当兴盛，目前考古发现的几个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其烧造年代均在万历中后期3。如：观音阁瓷窑址，（图1-8）从出土标本来看，纹样有山石小景、城廓山 景、甲虫、石榴、花果、织锦纹、竹枝彩云、锦盆堆等，根据其胎、釉特点和地层关系，得知其烧造于万历时期。珠山御窑厂遗址，（图9-19）曾出土了一些克 拉克瓷标本，品种主要为盘，纹样有花卉，葡萄、花果、折枝花卉等，器物外壁绘疏朗的变形连瓣纹。这类标本青花色料幽蓝鲜亮，器型比观音阁出土克拉克瓷略 大，器壁略厚。由于该标本出土于晚明至清初民窑堆积层中，可视之为当时的民窑产品。根据御厂相关资料判断，明万历36年御厂停止了烧造，因此，这类产品的 烧造上限不早于万历36年4，而该类标本与江西广昌明代崇祯四年（1631年）墓出土青花开光纹盘相似5，由此判断御厂出土克拉克瓷当烧造于明万历36年 以后，崇祯四年以前之遗物。珠山西路窑址（原第二百货公司），（图20-24）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标本，其中青花开光花卉草虫纹盘，器型较大，胎厚，青料 微微泛紫，该器与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南城县明万历十八年墓出土克拉克瓷盘相似6。（图25）而在出土克拉克瓷同一地层中，出土有“已未年惺寰记”铭和“辛 酉年造”“明万历肆□□”铭器等，7检“已末”为嘉靖38年（1559）或万历47年（1619），“辛酉”为天启元年（1621），由于该器青花料色与 嘉靖差别较大，而与万历相近，故推知其克拉克瓷应为万历47年或天启元年烧造。上述考 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均为明万历时期，从现今传世遗物来看，其产品的胎釉，青花料色均与万历器物相近。如大英博物馆藏明青花葡萄牙徽章纹盘，该盘内 壁装饰有典型克拉克瓷开光装饰纹样，盘心绘有传为1570年间葡萄牙驻澳门海军主帅D Joao do Almeide的徽章8，（图26）可见该器当烧制于1570年之后，而从其胎釉、青花色料看与万历风格相近，当为万历早期制品，可视之为有较为准确年代 可考的传世早期克拉克瓷风格的制品。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万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开光花卉纹盘9，江西临川区文管所藏青花开光花蝶纹盘10，（图27）上海博物 馆展出的荷兰倪汉克先生捐赠的青花开光水禽纹盘11，（图28）以及江西广昌县纪年墓出土的青花开光纹盘12，（图29-30）其风格都极为相近，尤其是 盘壁折腰式形制，盘底的圈足矮而细薄作法，均为晚明时期景德镇民窑典型特征。如日本·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刊古染付“天启佳器”铭盘和天启赤绘“天启 年制”铭盘13，（图31-32）其盘圈足和盘壁折腰式作法与克拉克瓷盘相似。综观目前所见出土与传世资料，笔者以为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当在明万历初年，兴盛于万历中后期至天启、崇祯早期，终烧于清顺治初年。三、晚明社会与景德镇及克拉克瓷的烧造。明 代自中期以后，国力已由盛渐衰，由地方藩王入继大统的明世宗（嘉靖）朱厚熜(1507-1566),因“大礼议”之争，使朝廷纷争不息，“自嘉靖中年，帝 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14，善写青词的入阁首辅严嵩，擅权十余年，是明世宗统治最黑暗时期，世宗一心奉道，崇信方术，怠政养 奸，史评“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15。1566年，史称“令主”的明穆宗（隆庆）继位，他虽有“革弊施新”的宏图，但天不假年，穆宗在位仅六年 而逝。1572年，以九岁冲龄继位的明神宗（万历）朱翊钧，初有出色大臣张居正辅政，朝政有复兴气象，但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殁，被追夺 官阶，籍没家财。自此神宗无羁无绊，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且朝臣分党，争斗不休，从此明朝进入了无可挽回的衰败时代。近代史学家孟森先生在论及明代自中叶以后时谓“人民起事虽时有，然旋起旋灭，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万历之末，东事既起，饷不足而加赋无己，民失其乐生之心”16。梁启超先生则极有见地，他谓当时社会是“上流无用，下流无耻”。自 从1616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满州八旗铁骑紧逼山海关，明廷为拒清兵，耗费大量军饷。1628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使得明廷军饷猛增。崇祯 年间辽饷、剿饷、练饷达1500万两，是正常赋税额的三倍17。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朝廷大肆搜刮民财。明·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载：“朝议以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徵，犹海刚峰疏内呼嘉靖为家净，谓家家俱净也”18国库空虚，民间贫瘠，为了应付巨额的开支，崇祯帝将老底都翻出来了，同书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19崇祯时国库荡然，捉禁见肘之窘境由此可见一斑。崇 祯六年底（1633），由贺双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61名农民军将领率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地区。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攻下凤阳，并 烧毁了皇陵宫殿和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至此黄河以南，长江中下游流域已在兵火之中，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明万历至崇祯，国库空虚，内乱外患，明帝国为了推 持社稷不倒，唯有加紧向相对安定而富庶的东部沿海和东南地区搜刮赋税，以充巨额军饷。明 代中后期以后，白银成为帝国的通行货币，而此前白银一直是中国的稀缺物质，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白银需求，帝国只有将眼光投向海外。隆庆元年（1567）， 明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宣布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对外开放，准许该港对东西洋进行贸易。这里成为中国民间商船请引、集中、盘验放行的唯一合法 航点。月港对外贸易口岸的确定，以及随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推动了中国国货的大量外销和舶来品进入国内，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瓷器、茶 叶、丝绸大量出口。景德镇瓷器自然成为帝国换取白银的重要物资，成为当时月港对外输出 的大宗商品，据载“瓷器自饶州来，福建乡人自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近来月港窑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雅”20。景德镇在 这一社会背景下，生产了大量外销瓷，以满足明廷需要。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广志绎》载：“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徧国中以 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21，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及外销是极为兴盛的。从有关的沉船资料和相关文献来看，似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如纪年沉船：1613年“白狮号”（Witee Leeuw）沉船，1615年“班达”（Banda）号沉船,1630年“圣???康卡罗”（San Concalo）号沉船, 1641年“康塞普森”（ Conception）号沉船等22，均发现有大量克拉克瓷。1635年7月3日巴达维亚行政长官写给大员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谓“瓷器的市场已经形成， 特别是那些大中型盘、瓶和壶。在荷兰和法国，对它们的热爱与日俱增。这里记录的是1634年7月抵达的一批瓷器，包括219077件不同类别的器物，此外 还有52个桶和编织篮里背着75件塞有填充物的瓷壶”23。景德镇这个在当时相对安定的江南小镇，在北方战乱不息，内陆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向海外销售产品成为当时生存的唯一途径，从而成为晚明社会里一个硕果仅存的为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成为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瓷器手工业城市。刊 行于明天启七年（1627）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发生在晚明时期景德镇的故事，文中描写道：“话说江西饶 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一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一个窑户一 个做户。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书中还描写了酒店老板、伙计，打铁 匠，本镇大户等，展现出一幅宁静而繁华的广阔城市画面，透露出的一般浓厚的市井气息。书中谓邱乙大住在冷巷里，说明本镇还有热巷（繁华）之处24。这与明 王世懋《二酉委谭》记载的景德镇繁荣景象极为吻合：“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捣之声殷地，火光烛天， 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25由于冯、王二氏主要生活在嘉、万之际，它们所描写的当是晚明时期景德镇的真实写照。根 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景德镇图》来看26，（图33）其时的景德镇为以珠山御窑厂为中心，分布有南北向前、后两街，东西向几十条弄巷的长方形城市格 局。城区“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有七八”27，由于康熙版《景德镇图》距晚明时代不远，故可视之为明后期景德镇城市分布范围。明万 历24年（1596）吴昊十墓志中载有“镇市”、“里村”、“南门”等地名28，（图34）其地点均在景德镇城区内，可见明万历时城市格局已形成了。根据 近年的考古调查发现，明中晚期窑业堆积极为丰厚，其遗物均迭压在上述城区范围内的建筑物之下。2005年因基建，揭露出刘家下弄晚明窑址，其窑业堆积物竟 达几十米厚，规模宏大29。（图35）2007年发掘观音阁窑址时，出土书青花“海不扬波”铭和书青花“天文年造”铭白釉瓷碟30，（图36-37）检 “天文”是日本后奈良天皇的年号之一，相当于嘉靖十一至三十三年（1532-1554年），二件出土标本反映了海外贸易和日本定烧景德镇瓷器情况。近年来 陆续发现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址有观音阁、御厂遗址、珠山西路、十八桥、赛宝坦、花园里、刘家弄、莲社路（原艺术瓷厂）等十余处，印证了晚明时期景德镇外销瓷 及克拉克瓷生产兴旺情况31。（图38-40）而从传世17-18世纪日本、中东、欧洲大量仿景德镇克拉克瓷来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克拉克瓷广阔的外销 市场和深远的影响32.（图41-46）过去陶瓷界一般认为明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社 会动荡，民不聊生，瓷业生产萧条。但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得知：明晚时期中国社会虽风雨飘摇，但景德镇陶瓷生产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更为繁荣，陶瓷工匠们创造 了许多空前绝后的瓷器精品，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谱写了精彩乐章。这一时期不仅烧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外销瓷，也创烧了被西方学者命名为“转变期”的瓷器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transitioual period）33，景德镇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空前活跃，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上述社会环境有关外，还与景德镇当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关。根据地方文献显示：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崇祯十五年（1642），八十余年间，景德镇地区都是安定的。崇祯十五年之后，景德镇地区才开始动荡不安，清顺治十六年（1659）以后，又恢复平静。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祥异·兵燹”载：嘉靖庚子（1540）五月二十六日，水灾后米贵，乐（乐平）人在镇者劫掠，六月二日、三日复侵湖田镇，民挌杀甚惨人流言镇惧祸且不测。嘉靖乙卯（1555）秋倭徒五十余人自淳安奔徽州……倭将由浮下鄱湖，民惊窜……崇祯十五年岁饥，比乡洪溪洞聚有饥民数百截船抢米，渐至村落掠赀财，声言攻县，饶守道差夏守备捕之……率十五都乡兵会集捣巢，斩首百余级，生擒数十人始息。顺治二年，五月丁酉九江溃兵掠城，贼从鄱阳来，知县徐有佑率民兵御于三龙败绩，遂入城焚杀甚惨，邑民被戳及赴水死者数千人。顺治三年正月，巡抚江西都御史孙之獬将委官至县署印北乡三十余人夜趋县，焚县治土兵之祸自此始。顺治四年十月甲戌土兵破城，知县李秀龙遁往景德镇。顺治五年二月，江西金声桓王德仁兵起，遣潘永禧取道浮梁攻徽州土兵应之，是时人人持刀揭矛，野无耕夫四境尽芜。顺治五年九月戊寅祁防邵游击自北乡下，破景德，十二月甲寅池镇十从善自西乡来破景镇，俱掳去子女数千。顺治六年正月，固山额真谭大将军复江省郡县悉安，浮尚未靖，土兵四出抄掠城乡，道路绝无人迹。顺治十六年七月，海上有警，土兵复起八月癸己破城。34这是县志记载的兵祸情况，而县志记载的人口变动情况，可印证这一历史。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食货志·户口”记载：明万历癸卯（1603）户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口十万一百九十二，男子成丁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一，丁妇女大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口。天启癸亥（1623年）丁口如癸卯数崇祯癸酉（1633年）丁口如前数国朝顺治九年（1652）知县娄维嵩编审其文详请题准除逃亡人丁九千七百一丁伤亡妇女一千八百五十六口，实在人丁二万二百一十丁妇女二万五十七百三十三口丁酉（1657）知县王虞吉编审如壬辰（1652）届数。35由 此可见，明万历三十一年浮梁人口十余万，至天启三年，崇祯六年人口数如前，但清顺治九年娄氏编审浮梁人口时则锐减至五万左右，说明清顺治间景德镇地区确实 由于兵祸连连，人口大量死伤或逃亡，这与前揭县志“祥异·兵燹”记载吻合。由此可知，从崇祯十五年至顺治六年由于景德镇地区连年兵祸，已不能进行正常的陶 瓷生产，克拉克瓷在此期间也就基本停烧了。而与此同时，大明帝国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左右，三条主要航海线路（美洲-马尼拉-中国、欧洲-果阿-马六甲-中 国、日本-东南亚-中国）被突发事件阻碍，海外贸易几乎中断了。综上，景德镇在明隆庆 至崇祯时期，由于明廷开放了海外贸易，急需巨额兵饷和白银，由此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外销，克拉克瓷正是为了迎合空前活跃的外销瓷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崇祯十五 年以后由于景德镇地区兵祸连年不断，社会动荡，包括外销瓷在内的克拉克瓷因此而一度中断了烧造。清顺治晚期外销瓷虽有所恢复，但克拉克瓷似再也未烧造。四、克拉克瓷的装饰风格特征与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克拉克瓷作为景德镇最早形成的一种规模化的外销瓷品种，具有鲜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销瓷，在国内发现极少，几乎不为中国百姓使用。这类风格特异的外销瓷，延续烧造时间较长，产量也较大，这在景德镇烧造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 传世与出土的克拉克瓷来看，常见品种有碗、盘、杯、瓶、小罐、军持等，其中盘最为常见。盘的纹饰一般在器物内壁的口沿部分饰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开光，大开 光内多饰以花草、虫蝶、杂宝等；小开光内饰以缨络、缀珠、万字、绵纹、几何纹等。盘心圆圈内饰有石山树木、池塘禽鸟、水榭亭阁、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这 种布局饱满，分层构图的独具特色的装饰形式，视之为克拉克瓷典型风格。如荷兰倪汉克捐 给上海博物馆的一件明万历青花开光水禽纹盘36，该盘心作八瓣开光装饰，每瓣间隔分别以鱼鳞和锦地万字锦为饰，开光内绘莲池水禽、坡岸花草小景，图中莲花 盛开，水草摇曳茂盛，岸边两只水鸭亲昵嘻戏，白鹅则引项啄食，空中鸳鸯列队飞翔，构图丰富生动。盘内壁八莲瓣形开光，中间以小开光绘缀珠锦纹分隔，大开光 四隔内绘花卉纹，另四隔绘杂宝纹。外壁饰八个莲瓣形开光，内绘小圈形。又，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南城县明万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开光花卉纹盘37，其装饰风格 与上述器物颇为相似，盘心八瓣连弧开光内绘庭院莲池小景，盘壁开光绘杂宝、花果纹。两器整体风格相近，构图繁密，描绘也较为细腻。这种装饰风格是明初以来 所未见的，然而却与元代青花繁密的构图形式颇为相似。从纹饰布局看，克拉克瓷盘的花 纹，有三层：一层以盘心为主体纹样，所绘为水禽莲池、庭院小景；二层内壁为次主体纹饰，所绘开光连瓣形；三层为口沿，边饰涂以青料一圈。而元青花盘亦为三 层纹饰构成，如土尔其托普卡珀博物馆藏元青花云头杂宝纹菱口盘38，盘心饰杂宝纹，内壁饰海水花纹，口沿海浪纹。这种元青花盘常见的多层饱满的构图形式， 元至明洪武以后一直不见，直到晚明时期的克拉克瓷中才得以再现。克拉克瓷这种多层、繁缛茂密，开光分隔构图形式，当取源元青花的伊斯兰陶瓷风格。（图 46-50）那么，同为销往欧亚大陆的瓷器，克拉克瓷取材元青花上的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构图形式，也许是出于这种有共同指向的外销需要而产生的。克 拉克瓷盘外壁饰一周开光花纹与元青花盘外壁绘八大码纹有相似之感，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青花瓷中典型风格。克拉克瓷所绘杂宝纹，在盘内壁开光中最为常见，有 蕉叶、火焰、枫叶、卷轴书画等。杂宝首见于元青花，明以后开始流行。如上述青花水禽纹盘（倪汉克赠），在八出莲瓣形开光内，绘蕉叶、万字纹吉祥意味的杂宝 纹。每瓣又以珠纹垂饰物的小开光分隔，这种分隔开光内饰杂宝的装饰最初见于元青花，而克拉克瓷所绘的这类花纹与元青花的装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变形莲 瓣，亦即后世称为“八大码”的装饰纹样，以及莲瓣内加绘杂宝的图案，是中国佛教题材的壁画或中国传统建筑的藻井纹能找到的原始构图，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常 见，它是佛教绘画中重要的绘画元素。(图51-58)因此，克拉克瓷这类纹饰受元青花中佛教绘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克 拉克瓷盘心所绘主体纹饰，如莲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园小景、麒麟瑞兽、花卉虫蝶等，这类纹饰是中国绘画中常见题材。如江西广丰县文管所藏明万历青 花开光花果人物盘39，盘心开光内绘一庭院小景，内有一带官帽者悠闲坐于榻上，回目张望，似有所思。其构图和绘画形式与明万历时期的版画颇为相似40。 （图59-60）综上可知，克拉克瓷的装饰纹样，有源于传统的中国画题材，有取材元青花莲瓣杂宝（八大码）纹样，有汲取伊斯兰陶瓷繁缛茂密构图形式，是东西文化溶汇交融的产物。克 拉克瓷这种有创新意味的装饰形式出现决非偶然，虽然原因有多种，但我以为，它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史的转变分不开的。从中国历史角度上看，隆、万之际，是中 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折点定为该时期。朱维铮《走向中世纪》，把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中国学术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该时期，近现代许多学者把万历时期作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中国美术史也在这一时期发 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其绘画者群体和过去的不同。画家身份不同，有许多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如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绘画功能不同，审美观念不 同。其题材和形式丰富多样，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而作为具有美术功能的陶瓷装饰，也深受其影响，陶瓷工匠们汲取当时美术领域变化因素，在装饰 题材上大胆创新，将中国绘画新内容直接移植到陶瓷装饰中，出现了所谓“转变期”陶瓷。而克拉克瓷的典型风格产生，也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五、小结本 文根据相关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和相关出土纪年资料，探索了景德镇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的造烧年代，认为大约兴烧于明万历初年，万历中晚期至天启、崇祯早期较为 盛行，清顺治基本停烧。明晚期景德镇外销瓷窑场规模宏大，外销瓷生产空前活跃，这与晚明时期国库空虚，朝廷急需征集兵饷平定战乱有关，这一时期景德镇地区 相对安定，是当时一个为明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烧造的。克拉克瓷仅仅是晚明空前兴旺的外销瓷生产中一个品种而已，占 外销瓷生产份额不大。由于该产品有其特殊的装饰风格，其销售对象有一定的指向性，是为适应欧洲大陆市场及审美需要而烧制的。克拉克瓷装饰的构图形式受到伊 斯兰陶瓷影响，其纹饰包涵有中国佛教和中国绘画题材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绘画题材相结合的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 是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贸易实物见证。克拉克瓷的典型风格产生，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艺术史的转变分不开，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注释1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页101-104。②肖发标<克拉克瓷诌议>、《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页62-65.3江建新<景德镇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萄贸易中的外销瓷》，2010年，页36-43.4刘新园<景德镇瓷窑遗址的调查与中国陶瓷史上的几个相关问题>、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1992年，页27-28.5孙敬民<江西广昌发现明代崇祯纪年墓>，《江西文物》，1900年第4期，页69-70。6《江西藏瓷·明代下》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年版，页201。7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1992年，页146-147。8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古代贸易瓷特展》，1994年，版图17。9同6，页201。10同6，页202.11上海博物馆《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200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版图2。12姚澄清等<试谈广昌纪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盘>，《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页86-89，图版捌。13日本·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陶瓷大系44，1972年版，页87-88。14《明史?袁炜传》，中华书局排印本，页5118.15《明史?世宗本纪》，中华书局排印本，页251.16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331。17郭日华<舶来的白银与大明帝国的灭亡>、《紫禁城》2011年2期，页57-61。18明·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3。19同18，页3.20冯先铭《中国陶瓷文献集释》引明《安平志》卷四物类志，手抄本，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21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3。22莫拉?瑞纳尔迪（MAURA RINALDL）<克拉克瓷器的历史分期>，《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页83-85。23维亚勒<东印度公司1634-1661年中国与日本瓷器贸易档案>、《亚洲艺术》1992，3，页25。24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708-737。25明?王世懋《二酉委谭》，《记录汇编》卷第二百六。26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景德镇图》卷一。27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卷之五??食货志?户口。28 《中国历代景德镇瓷器?明卷》，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页341.29江建新<景德镇窑业遗存的考察与研究>，《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三辑，台北，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6年，页120-122.3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图42、46。31同3.32日?出光美术馆《陶瓷の东西交流》，1984年，版图3-19.331955年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詹尼斯（Soamme jenyns）在《明清之际转变期瓷器：1620-1683》一文概定转变期。34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之二“祥异·兵燹”。35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卷之五上“食货·户口”。36上海博物馆藏《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页35。37同6，页201。38朱裕平《元代青花》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95。39同6，页205.40张国标《徽派版画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1996年，明翻刻本《北西厢记》插图，页118.
江建新
一、前言
克 拉克瓷是流行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一种外销瓷品种，由于此类青花瓷器有其特有的开光构图形式，装饰风格特征明显，故欧洲瓷学界将这类风格相近的青花 瓷统称之为“克拉克瓷”。日本学界则将此类风格的瓷器称之为“芙蓉手”。我国学界则根据欧洲人叫法，称其为“克拉克瓷”。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外销瓷及其 “克拉克瓷”和与之同时代的“转变期”瓷器日益关注，并对相关的课题展开讨论，而克拉克瓷在整个晚明外销瓷中占有特殊位置，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意 义，2010年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专题研究会，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笔 者受此影响，拟对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二、关于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关 于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我国学者冯先铭先生曾有推断，认为“目前一般认为克拉克瓷是明万历时期的出口瓷器，但亦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少量的克拉克瓷器的可能 性”，冯氏结合有纪年的沉船资料和江西出土的纪年墓资料印证这一结论①。肖发标先生根据葡萄牙定烧中国青花瓷和贸易情况，以及相关纪年墓资料，认为“典型 克拉克瓷的生产有可能早于万历元年，可以说，克拉克瓷器始烧于万历之前的嘉靖、隆庆是没有问题的，也有早到正德的可能。”②。目前认为克拉克瓷烧造于万历 时期这一结论，国内外学界普遍接受，只有个别学者对其始烧与停烧之年提出不同看法。从现有传世与出土的资料来看，万历时期克拉克瓷的烧造有一定规模，而早 于万历的克拉克瓷，则未见有纪年的实物，景德镇窑址亦未有出土，故其烧造于隆庆或更早的结论还仅仅是推论。而判定为终烧康熙时期，也没有确凿的纪年资料支 持，其结论似乎也仅仅是猜测。从景德镇近年出土资料来看，克拉克瓷的烧造在万历时期已 相当兴盛，目前考古发现的几个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其烧造年代均在万历中后期3。如：观音阁瓷窑址，（图1-8）从出土标本来看，纹样有山石小景、城廓山 景、甲虫、石榴、花果、织锦纹、竹枝彩云、锦盆堆等，根据其胎、釉特点和地层关系，得知其烧造于万历时期。珠山御窑厂遗址，（图9-19）曾出土了一些克 拉克瓷标本，品种主要为盘，纹样有花卉，葡萄、花果、折枝花卉等，器物外壁绘疏朗的变形连瓣纹。这类标本青花色料幽蓝鲜亮，器型比观音阁出土克拉克瓷略 大，器壁略厚。由于该标本出土于晚明至清初民窑堆积层中，可视之为当时的民窑产品。根据御厂相关资料判断，明万历36年御厂停止了烧造，因此，这类产品的 烧造上限不早于万历36年4，而该类标本与江西广昌明代崇祯四年（1631年）墓出土青花开光纹盘相似5，由此判断御厂出土克拉克瓷当烧造于明万历36年 以后，崇祯四年以前之遗物。珠山西路窑址（原第二百货公司），（图20-24）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标本，其中青花开光花卉草虫纹盘，器型较大，胎厚，青料 微微泛紫，该器与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南城县明万历十八年墓出土克拉克瓷盘相似6。（图25）而在出土克拉克瓷同一地层中，出土有“已未年惺寰记”铭和“辛 酉年造”“明万历肆□□”铭器等，7检“已末”为嘉靖38年（1559）或万历47年（1619），“辛酉”为天启元年（1621），由于该器青花料色与 嘉靖差别较大，而与万历相近，故推知其克拉克瓷应为万历47年或天启元年烧造。上述考 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均为明万历时期，从现今传世遗物来看，其产品的胎釉，青花料色均与万历器物相近。如大英博物馆藏明青花葡萄牙徽章纹盘，该盘内 壁装饰有典型克拉克瓷开光装饰纹样，盘心绘有传为1570年间葡萄牙驻澳门海军主帅D Joao do Almeide的徽章8，（图26）可见该器当烧制于1570年之后，而从其胎釉、青花色料看与万历风格相近，当为万历早期制品，可视之为有较为准确年代 可考的传世早期克拉克瓷风格的制品。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万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开光花卉纹盘9，江西临川区文管所藏青花开光花蝶纹盘10，（图27）上海博物 馆展出的荷兰倪汉克先生捐赠的青花开光水禽纹盘11，（图28）以及江西广昌县纪年墓出土的青花开光纹盘12，（图29-30）其风格都极为相近，尤其是 盘壁折腰式形制，盘底的圈足矮而细薄作法，均为晚明时期景德镇民窑典型特征。如日本·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刊古染付“天启佳器”铭盘和天启赤绘“天启 年制”铭盘13，（图31-32）其盘圈足和盘壁折腰式作法与克拉克瓷盘相似。综观目前所见出土与传世资料，笔者以为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当在明万历初年，兴盛于万历中后期至天启、崇祯早期，终烧于清顺治初年。三、晚明社会与景德镇及克拉克瓷的烧造。明 代自中期以后，国力已由盛渐衰，由地方藩王入继大统的明世宗（嘉靖）朱厚熜(1507-1566),因“大礼议”之争，使朝廷纷争不息，“自嘉靖中年，帝 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14，善写青词的入阁首辅严嵩，擅权十余年，是明世宗统治最黑暗时期，世宗一心奉道，崇信方术，怠政养 奸，史评“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15。1566年，史称“令主”的明穆宗（隆庆）继位，他虽有“革弊施新”的宏图，但天不假年，穆宗在位仅六年 而逝。1572年，以九岁冲龄继位的明神宗（万历）朱翊钧，初有出色大臣张居正辅政，朝政有复兴气象，但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殁，被追夺 官阶，籍没家财。自此神宗无羁无绊，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且朝臣分党，争斗不休，从此明朝进入了无可挽回的衰败时代。近代史学家孟森先生在论及明代自中叶以后时谓“人民起事虽时有，然旋起旋灭，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万历之末，东事既起，饷不足而加赋无己，民失其乐生之心”16。梁启超先生则极有见地，他谓当时社会是“上流无用，下流无耻”。自 从1616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满州八旗铁骑紧逼山海关，明廷为拒清兵，耗费大量军饷。1628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使得明廷军饷猛增。崇祯 年间辽饷、剿饷、练饷达1500万两，是正常赋税额的三倍17。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朝廷大肆搜刮民财。明·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载：“朝议以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徵，犹海刚峰疏内呼嘉靖为家净，谓家家俱净也”18国库空虚，民间贫瘠，为了应付巨额的开支，崇祯帝将老底都翻出来了，同书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19崇祯时国库荡然，捉禁见肘之窘境由此可见一斑。崇 祯六年底（1633），由贺双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61名农民军将领率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地区。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攻下凤阳，并 烧毁了皇陵宫殿和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至此黄河以南，长江中下游流域已在兵火之中，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明万历至崇祯，国库空虚，内乱外患，明帝国为了推 持社稷不倒，唯有加紧向相对安定而富庶的东部沿海和东南地区搜刮赋税，以充巨额军饷。明 代中后期以后，白银成为帝国的通行货币，而此前白银一直是中国的稀缺物质，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白银需求，帝国只有将眼光投向海外。隆庆元年（1567）， 明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宣布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对外开放，准许该港对东西洋进行贸易。这里成为中国民间商船请引、集中、盘验放行的唯一合法 航点。月港对外贸易口岸的确定，以及随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推动了中国国货的大量外销和舶来品进入国内，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瓷器、茶 叶、丝绸大量出口。景德镇瓷器自然成为帝国换取白银的重要物资，成为当时月港对外输出 的大宗商品，据载“瓷器自饶州来，福建乡人自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近来月港窑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雅”20。景德镇在 这一社会背景下，生产了大量外销瓷，以满足明廷需要。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广志绎》载：“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徧国中以 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21，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及外销是极为兴盛的。从有关的沉船资料和相关文献来看，似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如纪年沉船：1613年“白狮号”（Witee Leeuw）沉船，1615年“班达”（Banda）号沉船,1630年“圣???康卡罗”（San Concalo）号沉船, 1641年“康塞普森”（ Conception）号沉船等22，均发现有大量克拉克瓷。1635年7月3日巴达维亚行政长官写给大员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谓“瓷器的市场已经形成， 特别是那些大中型盘、瓶和壶。在荷兰和法国，对它们的热爱与日俱增。这里记录的是1634年7月抵达的一批瓷器，包括219077件不同类别的器物，此外 还有52个桶和编织篮里背着75件塞有填充物的瓷壶”23。景德镇这个在当时相对安定的江南小镇，在北方战乱不息，内陆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向海外销售产品成为当时生存的唯一途径，从而成为晚明社会里一个硕果仅存的为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成为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瓷器手工业城市。刊 行于明天启七年（1627）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发生在晚明时期景德镇的故事，文中描写道：“话说江西饶 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一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一个窑户一 个做户。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书中还描写了酒店老板、伙计，打铁 匠，本镇大户等，展现出一幅宁静而繁华的广阔城市画面，透露出的一般浓厚的市井气息。书中谓邱乙大住在冷巷里，说明本镇还有热巷（繁华）之处24。这与明 王世懋《二酉委谭》记载的景德镇繁荣景象极为吻合：“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捣之声殷地，火光烛天， 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25由于冯、王二氏主要生活在嘉、万之际，它们所描写的当是晚明时期景德镇的真实写照。根 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景德镇图》来看26，（图33）其时的景德镇为以珠山御窑厂为中心，分布有南北向前、后两街，东西向几十条弄巷的长方形城市格 局。城区“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有七八”27，由于康熙版《景德镇图》距晚明时代不远，故可视之为明后期景德镇城市分布范围。明万 历24年（1596）吴昊十墓志中载有“镇市”、“里村”、“南门”等地名28，（图34）其地点均在景德镇城区内，可见明万历时城市格局已形成了。根据 近年的考古调查发现，明中晚期窑业堆积极为丰厚，其遗物均迭压在上述城区范围内的建筑物之下。2005年因基建，揭露出刘家下弄晚明窑址，其窑业堆积物竟 达几十米厚，规模宏大29。（图35）2007年发掘观音阁窑址时，出土书青花“海不扬波”铭和书青花“天文年造”铭白釉瓷碟30，（图36-37）检 “天文”是日本后奈良天皇的年号之一，相当于嘉靖十一至三十三年（1532-1554年），二件出土标本反映了海外贸易和日本定烧景德镇瓷器情况。近年来 陆续发现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址有观音阁、御厂遗址、珠山西路、十八桥、赛宝坦、花园里、刘家弄、莲社路（原艺术瓷厂）等十余处，印证了晚明时期景德镇外销瓷 及克拉克瓷生产兴旺情况31。（图38-40）而从传世17-18世纪日本、中东、欧洲大量仿景德镇克拉克瓷来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克拉克瓷广阔的外销 市场和深远的影响32.（图41-46）过去陶瓷界一般认为明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社 会动荡，民不聊生，瓷业生产萧条。但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得知：明晚时期中国社会虽风雨飘摇，但景德镇陶瓷生产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更为繁荣，陶瓷工匠们创造 了许多空前绝后的瓷器精品，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谱写了精彩乐章。这一时期不仅烧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外销瓷，也创烧了被西方学者命名为“转变期”的瓷器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transitioual period）33，景德镇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空前活跃，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上述社会环境有关外，还与景德镇当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关。根据地方文献显示：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崇祯十五年（1642），八十余年间，景德镇地区都是安定的。崇祯十五年之后，景德镇地区才开始动荡不安，清顺治十六年（1659）以后，又恢复平静。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祥异·兵燹”载：嘉靖庚子（1540）五月二十六日，水灾后米贵，乐（乐平）人在镇者劫掠，六月二日、三日复侵湖田镇，民挌杀甚惨人流言镇惧祸且不测。嘉靖乙卯（1555）秋倭徒五十余人自淳安奔徽州……倭将由浮下鄱湖，民惊窜……崇祯十五年岁饥，比乡洪溪洞聚有饥民数百截船抢米，渐至村落掠赀财，声言攻县，饶守道差夏守备捕之……率十五都乡兵会集捣巢，斩首百余级，生擒数十人始息。顺治二年，五月丁酉九江溃兵掠城，贼从鄱阳来，知县徐有佑率民兵御于三龙败绩，遂入城焚杀甚惨，邑民被戳及赴水死者数千人。顺治三年正月，巡抚江西都御史孙之獬将委官至县署印北乡三十余人夜趋县，焚县治土兵之祸自此始。顺治四年十月甲戌土兵破城，知县李秀龙遁往景德镇。顺治五年二月，江西金声桓王德仁兵起，遣潘永禧取道浮梁攻徽州土兵应之，是时人人持刀揭矛，野无耕夫四境尽芜。顺治五年九月戊寅祁防邵游击自北乡下，破景德，十二月甲寅池镇十从善自西乡来破景镇，俱掳去子女数千。顺治六年正月，固山额真谭大将军复江省郡县悉安，浮尚未靖，土兵四出抄掠城乡，道路绝无人迹。顺治十六年七月，海上有警，土兵复起八月癸己破城。34这是县志记载的兵祸情况，而县志记载的人口变动情况，可印证这一历史。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食货志·户口”记载：明万历癸卯（1603）户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口十万一百九十二，男子成丁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一，丁妇女大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口。天启癸亥（1623年）丁口如癸卯数崇祯癸酉（1633年）丁口如前数国朝顺治九年（1652）知县娄维嵩编审其文详请题准除逃亡人丁九千七百一丁伤亡妇女一千八百五十六口，实在人丁二万二百一十丁妇女二万五十七百三十三口丁酉（1657）知县王虞吉编审如壬辰（1652）届数。35由 此可见，明万历三十一年浮梁人口十余万，至天启三年，崇祯六年人口数如前，但清顺治九年娄氏编审浮梁人口时则锐减至五万左右，说明清顺治间景德镇地区确实 由于兵祸连连，人口大量死伤或逃亡，这与前揭县志“祥异·兵燹”记载吻合。由此可知，从崇祯十五年至顺治六年由于景德镇地区连年兵祸，已不能进行正常的陶 瓷生产，克拉克瓷在此期间也就基本停烧了。而与此同时，大明帝国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左右，三条主要航海线路（美洲-马尼拉-中国、欧洲-果阿-马六甲-中 国、日本-东南亚-中国）被突发事件阻碍，海外贸易几乎中断了。综上，景德镇在明隆庆 至崇祯时期，由于明廷开放了海外贸易，急需巨额兵饷和白银，由此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外销，克拉克瓷正是为了迎合空前活跃的外销瓷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崇祯十五 年以后由于景德镇地区兵祸连年不断，社会动荡，包括外销瓷在内的克拉克瓷因此而一度中断了烧造。清顺治晚期外销瓷虽有所恢复，但克拉克瓷似再也未烧造。四、克拉克瓷的装饰风格特征与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克拉克瓷作为景德镇最早形成的一种规模化的外销瓷品种，具有鲜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销瓷，在国内发现极少，几乎不为中国百姓使用。这类风格特异的外销瓷，延续烧造时间较长，产量也较大，这在景德镇烧造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 传世与出土的克拉克瓷来看，常见品种有碗、盘、杯、瓶、小罐、军持等，其中盘最为常见。盘的纹饰一般在器物内壁的口沿部分饰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开光，大开 光内多饰以花草、虫蝶、杂宝等；小开光内饰以缨络、缀珠、万字、绵纹、几何纹等。盘心圆圈内饰有石山树木、池塘禽鸟、水榭亭阁、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这 种布局饱满，分层构图的独具特色的装饰形式，视之为克拉克瓷典型风格。如荷兰倪汉克捐 给上海博物馆的一件明万历青花开光水禽纹盘36，该盘心作八瓣开光装饰，每瓣间隔分别以鱼鳞和锦地万字锦为饰，开光内绘莲池水禽、坡岸花草小景，图中莲花 盛开，水草摇曳茂盛，岸边两只水鸭亲昵嘻戏，白鹅则引项啄食，空中鸳鸯列队飞翔，构图丰富生动。盘内壁八莲瓣形开光，中间以小开光绘缀珠锦纹分隔，大开光 四隔内绘花卉纹，另四隔绘杂宝纹。外壁饰八个莲瓣形开光，内绘小圈形。又，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南城县明万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开光花卉纹盘37，其装饰风格 与上述器物颇为相似，盘心八瓣连弧开光内绘庭院莲池小景，盘壁开光绘杂宝、花果纹。两器整体风格相近，构图繁密，描绘也较为细腻。这种装饰风格是明初以来 所未见的，然而却与元代青花繁密的构图形式颇为相似。从纹饰布局看，克拉克瓷盘的花 纹，有三层：一层以盘心为主体纹样，所绘为水禽莲池、庭院小景；二层内壁为次主体纹饰，所绘开光连瓣形；三层为口沿，边饰涂以青料一圈。而元青花盘亦为三 层纹饰构成，如土尔其托普卡珀博物馆藏元青花云头杂宝纹菱口盘38，盘心饰杂宝纹，内壁饰海水花纹，口沿海浪纹。这种元青花盘常见的多层饱满的构图形式， 元至明洪武以后一直不见，直到晚明时期的克拉克瓷中才得以再现。克拉克瓷这种多层、繁缛茂密，开光分隔构图形式，当取源元青花的伊斯兰陶瓷风格。（图 46-50）那么，同为销往欧亚大陆的瓷器，克拉克瓷取材元青花上的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构图形式，也许是出于这种有共同指向的外销需要而产生的。克 拉克瓷盘外壁饰一周开光花纹与元青花盘外壁绘八大码纹有相似之感，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青花瓷中典型风格。克拉克瓷所绘杂宝纹，在盘内壁开光中最为常见，有 蕉叶、火焰、枫叶、卷轴书画等。杂宝首见于元青花，明以后开始流行。如上述青花水禽纹盘（倪汉克赠），在八出莲瓣形开光内，绘蕉叶、万字纹吉祥意味的杂宝 纹。每瓣又以珠纹垂饰物的小开光分隔，这种分隔开光内饰杂宝的装饰最初见于元青花，而克拉克瓷所绘的这类花纹与元青花的装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变形莲 瓣，亦即后世称为“八大码”的装饰纹样，以及莲瓣内加绘杂宝的图案，是中国佛教题材的壁画或中国传统建筑的藻井纹能找到的原始构图，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常 见，它是佛教绘画中重要的绘画元素。(图51-58)因此，克拉克瓷这类纹饰受元青花中佛教绘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克 拉克瓷盘心所绘主体纹饰，如莲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园小景、麒麟瑞兽、花卉虫蝶等，这类纹饰是中国绘画中常见题材。如江西广丰县文管所藏明万历青 花开光花果人物盘39，盘心开光内绘一庭院小景，内有一带官帽者悠闲坐于榻上，回目张望，似有所思。其构图和绘画形式与明万历时期的版画颇为相似40。 （图59-60）综上可知，克拉克瓷的装饰纹样，有源于传统的中国画题材，有取材元青花莲瓣杂宝（八大码）纹样，有汲取伊斯兰陶瓷繁缛茂密构图形式，是东西文化溶汇交融的产物。克 拉克瓷这种有创新意味的装饰形式出现决非偶然，虽然原因有多种，但我以为，它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史的转变分不开的。从中国历史角度上看，隆、万之际，是中 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折点定为该时期。朱维铮《走向中世纪》，把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中国学术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该时期，近现代许多学者把万历时期作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中国美术史也在这一时期发 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其绘画者群体和过去的不同。画家身份不同，有许多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如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绘画功能不同，审美观念不 同。其题材和形式丰富多样，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而作为具有美术功能的陶瓷装饰，也深受其影响，陶瓷工匠们汲取当时美术领域变化因素，在装饰 题材上大胆创新，将中国绘画新内容直接移植到陶瓷装饰中，出现了所谓“转变期”陶瓷。而克拉克瓷的典型风格产生，也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五、小结本 文根据相关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和相关出土纪年资料，探索了景德镇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的造烧年代，认为大约兴烧于明万历初年，万历中晚期至天启、崇祯早期较为 盛行，清顺治基本停烧。明晚期景德镇外销瓷窑场规模宏大，外销瓷生产空前活跃，这与晚明时期国库空虚，朝廷急需征集兵饷平定战乱有关，这一时期景德镇地区 相对安定，是当时一个为明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烧造的。克拉克瓷仅仅是晚明空前兴旺的外销瓷生产中一个品种而已，占 外销瓷生产份额不大。由于该产品有其特殊的装饰风格，其销售对象有一定的指向性，是为适应欧洲大陆市场及审美需要而烧制的。克拉克瓷装饰的构图形式受到伊 斯兰陶瓷影响，其纹饰包涵有中国佛教和中国绘画题材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绘画题材相结合的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 是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贸易实物见证。克拉克瓷的典型风格产生，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艺术史的转变分不开，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注释1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页101-104。②肖发标<克拉克瓷诌议>、《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页62-65.3江建新<景德镇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萄贸易中的外销瓷》，2010年，页36-43.4刘新园<景德镇瓷窑遗址的调查与中国陶瓷史上的几个相关问题>、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1992年，页27-28.5孙敬民<江西广昌发现明代崇祯纪年墓>，《江西文物》，1900年第4期，页69-70。6《江西藏瓷·明代下》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年版，页201。7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1992年，页146-147。8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古代贸易瓷特展》，1994年，版图17。9同6，页201。10同6，页202.11上海博物馆《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200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版图2。12姚澄清等<试谈广昌纪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盘>，《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页86-89，图版捌。13日本·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陶瓷大系44，1972年版，页87-88。14《明史?袁炜传》，中华书局排印本，页5118.15《明史?世宗本纪》，中华书局排印本，页251.16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331。17郭日华<舶来的白银与大明帝国的灭亡>、《紫禁城》2011年2期，页57-61。18明·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3。19同18，页3.20冯先铭《中国陶瓷文献集释》引明《安平志》卷四物类志，手抄本，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21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3。22莫拉?瑞纳尔迪（MAURA RINALDL）<克拉克瓷器的历史分期>，《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页83-85。23维亚勒<东印度公司1634-1661年中国与日本瓷器贸易档案>、《亚洲艺术》1992，3，页25。24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708-737。25明?王世懋《二酉委谭》，《记录汇编》卷第二百六。26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景德镇图》卷一。27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卷之五??食货志?户口。28 《中国历代景德镇瓷器?明卷》，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页341.29江建新<景德镇窑业遗存的考察与研究>，《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三辑，台北，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6年，页120-122.3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图42、46。31同3.32日?出光美术馆《陶瓷の东西交流》，1984年，版图3-19.331955年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詹尼斯（Soamme jenyns）在《明清之际转变期瓷器：1620-1683》一文概定转变期。34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之二“祥异·兵燹”。35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卷之五上“食货·户口”。36上海博物馆藏《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页35。37同6，页201。38朱裕平《元代青花》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95。39同6，页205.40张国标《徽派版画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1996年，明翻刻本《北西厢记》插图，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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