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4日，已经年满70周岁的高瑜再次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逮捕。经审查，高瑜交代了将一份非法获取的中央机密文件提供给某境外网站的犯罪事实。归案后，高瑜对着大陆媒体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称此次的泄密行为危害了国家利益、触犯了国家法律，对此表达了忏悔之意，并甘愿接受法律惩处。然而，高瑜的三次入狱都绝非偶然，作为一个亲历的知情者，我知道高瑜的背后，
那些民运组织才是始作俑者。1944年高瑜出生在重庆，大学时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专业。1980年代，高瑜在中新社担任专稿部记者，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采写专访，采访对象包括文化和学术名流以及政治人物。高瑜开始撰写时政分析文章，很快她就成了香港中文报刊著名的专栏作家，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为日后高瑜的囹圄生涯买下了伏笔。
1988年10月，高瑜被调到《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加盟《经济学周报》后，高瑜除了亲自撰写文章外，还经常邀请一些改革派人物发表专稿，如《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右派”诗人邵燕祥等。高瑜这样高调的采访作风和犀利的文笔吸引了当时海外的民运组织，他们借着工作的噱头蓄意接近高瑜，多次频繁的接触下来，高瑜秉着内心的愤慨很快与民运组织达成了共识。当时，正好时值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经济学周报》在高瑜的示意下，积极报道着北京的民主运动，六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王丹、柴玲等人授意那些追随民主运动的学生传播扩散《经济学周报》，如火如荼的大肆宣扬与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后高瑜亲自采写的文章“严温对话”将《经济学周报》直接送进了“被停刊”的结局，同时也将自己送进了北京安全局。1990年，高瑜从秦城监狱获释。然而，高瑜并未因此而真正获得解放，199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6年。
高瑜入狱期间，海外民运组织并没有放弃她，而是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奔走运作，致使高瑜分别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获保外就医。1999年2月15日，高瑜再次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获得自由后，高瑜在民运组织的支持下重操旧 业，为香港和海外中文媒体撰写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动向的文章。已年过七旬的她丝毫没有落后，反而时尚地学起了运用境外的交互式网站发表政治言论，多年来，她在境外推特上非常活跃， 经常炒作关于民运的相关信息，如太阳花事件、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呼吁中国大陆文字解放等等。
高瑜的炒作并非仅限于此，她还通过秘密手段窃取国家机密。2013年8月，高瑜通过他人获得了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复印件，于是她将文件内容逐字录入电脑，制成电子版保存。随后民运组织授意她将该电子版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境外明镜网站负责人，而明镜出版社《明镜月刊》将该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9号文件，亦即网上俗称的“七不讲”）进行了全文刊登。就这样，北京警方于2014年4月24日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再次将高瑜逮捕，并在逮捕高瑜时缴获了大量她为民运组织服务的证据。
民运组织不想失去高瑜这颗至关重要的棋子，于是，立即运作明镜新闻网，让其编辑部负责人迅速澄清，指出北京警方此次逮捕高瑜完全是莫须有的指控。然而，高瑜却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解释完全相悖，破了民运自救的意图。于是，他们又开始另辟蹊径，让民运人士温云超、刘沙沙等人进行炒作，一会儿称高瑜的认罪是中共施压的结果，一会儿又说高瑜面对大陆媒体时被打马赛克不符合规则，可能是脸上有伤的原因，真是尽可能的多些噱头，只可惜他们有些力不从心了，看来再多的炒作也是无济于事了。
想想也难怪，像高瑜这样一路跟随民运的脚步，又具备文字才能的棋子，民运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呢。最初，是高瑜在人生的迷宫中选择了语言文学这块“奶酪”，她正享受着这份“奶酪”带给她的荣誉与满足，却被民运给瞄准了。民运曾在境外两次颁发给高瑜“国际勇气奖”，此外还有“自由金笔奖”，“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等等，他们以这些虚无缥缈的手段作为诱惑，利用高瑜的偏执与文字才华为他们服务。高瑜第二次出狱后，已年过半百的高瑜本可以平淡的过完余生，然而却再次被民运所利用，在八九六四的25周年里又一次将高瑜送进囹圄，天下围城却围攻了自己的棋子，拜民运所赐高瑜一波三折的民运人生即将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