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过醒透的博客
心头洞明，抱朴守拙，以和为贵，知足常乐
正文
中国人的勇敢尤其体现在饮食方面。这是一个几乎什么都敢吃的民族。灾荒时期吃树皮、野菜乃至观音土自然还可以算作迫不得已(包括长征路上的红军解下牛皮带炖汤喝)，和平的年代，他们也照样热衷于吃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吃蛇(在西方的《圣经》里那是魔鬼的化身)也罢了，在古时岭南一带，还曾将其易名为“茅鳝”，有点附庸风雅或掩耳盗铃的架式。还吃蝎子。我在北京安定门外某餐馆出席酒宴，高潮处便是圆桌中央摆上了满满一大盘炸得黄灿灿的蝎子。那一瞬间我不禁联想：中国人的嘴巴真够“毒”的——才敢于如此“以毒攻毒”？当然，被传为佳话的是吃剧毒的河豚，“拼死吃河豚”这句江南古谚颇像烈士的绝命诗。所以我自小即有这样的印像：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第一是革命者，其次则当数美食家了。
不知西方社会，在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等等之外，是否还产生过美食家的头衔？在中国，美食家几乎是一种传统。虽然它一直近似于“闲职”，却也是颇让人羡慕的。欧洲文明里，美食家一度缺席，正如它所推崇的探险家，对于中国而言，则是近代以后舶来的词汇。但我私下里以为：美食家也算是一种足不出户的探险家——“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只好陶醉于另一种意义的探险，那就是对山珍海味的猎奇。美食家用菜谱来代替地图，用杯盏来代替罗盘，用筷子来代替桨橹，航行在自己的味觉里，同样也领略了无限风光。这种冒险心理在河豚的问题上发挥到极致。河豚相当于中国饮食文化里的“禁果”——一种致命的诱惑，它的鲜美因为神秘与危险而被夸张了。美食家们不仅没有望而却步，反而趋之若鹜。这份勇气，恐怕连渎职的亚当、夏娃都会自叹弗如。
神农氏(即炎帝)堪称史前的美食家。“神农尝百草”，不仅仅为了果腹，也为了辨识植物的种类、滋味、营养价值(包括药用价值)。他大大地丰富了后人的“菜篮子工程”。在我想像中，中国人的祖宗是个挖野菜的，其装束、表情有点类似于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老中医李时珍：穿着草鞋，挎着竹篓，扛着一把小锄头。湖北有座神农架，据说就是他的露天“食堂”。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神农，我们的口福将大打折扣。
甚至春秋时期的老学究孔子，也提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本人在办私塾时，不爱收现金，更乐意接受弟子们孝敬的一束束干肉，以充抵学费。可见食物是最古老的“硬通货”。孔子，在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教师爷呀。他同样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精益求精的美食家，使饮食发展为文化，登上大雅之堂。中国的菜谱(从线装的手抄本到铅字印刷品)若堆砌起来，绝对比四书五经要厚重许多。在美食家眼中，是可以当诗来读的。譬如苏轼讲解烧猪肉(后被命名为“东坡肉”)的秘诀：“多著火，少著水。”多么精炼呀。至于袁枚，既写了《随园诗话》，又写《随园食单》——左右开弓，拿筷子时像耍笔杆一样虔诚，耍笔杆时又像拿筷子一样奔放……当然，诗人的吃相毕竟比较文雅，《随园食单》仅可用来管窥中国人的食物。还有许多奢侈的吃或野蛮的吃，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譬如民间流传的所谓“活吃猴脑”(系将活猴用木枷锁定，敲开头盖骨，以麦管吸其脑汁)，绝对是太残酷了。它反射出人性的黑暗。中国人的饮食里，也有一些反文化的东西，不是没有可批判之处。鲁迅先生说过：“饮食问题，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社会状况以及暴露种种社会痼疾。”
路易斯·辛普森写过一道《美国诗歌》：“不论它是什么，都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诗。/就像鲨鱼，肚里盛只鞋子。/它必须游过茫茫的沙漠，/一路发出近似人声的吼叫。”想起古老的中国，我就仿佛看见一只巨大的胃：除了五谷杂粮，里面还填充着燕窝、鱼翅、熊掌、海参、虎骨等等，甚至还有愚昧年代里的金丹、胞衣、人血馒头呀什么的……这是一只消化能力惊人的胃，整整蠕动了几千年。它的胃酸简直能腐蚀石头抑或金属。中国人的胃口真是太大了，太好了。
自从二十世纪末以来，“环保”在世界范围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课题，中国人那包罗万象的食谱，也是很值得推敲与挑剔的。
我查阅了清代满汉全席的菜单，发现其中有龙肝(多用娃娃鱼或穿山甲替代)、凤髓(多用孔雀或飞龙替代)、象披(即象鼻，亦可用犀牛鼻、犴鼻替代)、枭炙(烤猫头鹰)、狮乳(雌狮的乳房)、豹胎、猩唇、猴脑、虎眼、驼峰、鲨鱼翅及唇，熊胆及掌、仙鹤……甚至还有天鹅肉。涉及到许多目前已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我从字面上闻到了一股血腥气。不无汗颜：我那好吃的祖先们哟，是否无意识地加重了这种生态危机？对美食孜孜不倦地追求，无形中造成了他们的过失。都是欲望惹的祸。而贪吃的恶果，在目前已越来越显现了。
全中国，究竟还剩下多少头野生的老虎、豹子、大象、熊？还剩下多少扬子鳄、娃娃鱼？
合拢祖传的食谱，我以赎罪的心情，向这些濒危动物表示忏悔——包括写下此篇文章。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出台，规范了中国人的食欲。有些东西是吃不得的，那无形中等于在蚕食自己的未来，蚕食这惟一的地球。受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禁果”。亚当、夏娃就是因为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唉，人类的原罪总是与吃有关。我把一些物种的灭亡，视为人类犯下的另一种原罪。
我们的环保意识，应该首先从每天的餐桌上开始。刀叉必须是合法的，必须是负责任的 。
朋友邹静之去湘西时，曾遇见店家悄悄推销娃娃鱼，问他是否想吃？他断然拒绝。他并不是付不起那高价，而是觉得“自己早已在思想上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原话如此)假如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觉悟，饮食文化的负作用将减少为零。邹静之写过一篇叫《吃的劣迹》的随笔。吃濒危动物，自然属于劣迹了。但愿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劣迹能彻底根除。
可惜我近日去南方某省山区出差，还是听说当地的有钱人以穿山甲炖汤招待贵宾，一旦被执法部门发现，则谎称穿山甲是在爬过公路时被车辆撞死的。以违禁的食物来抬高身价及宴席的档次，这绝对是中国人的虚荣心在作怪。那天夜里，我梦见一只血淋淋的穿山甲。这无疑是一个噩梦。
中国人有吃狗肉的。在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此风尤甚。这似乎并没有什么错，因为狗并不属于濒危的珍稀动物。欧美人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恨不得要求以戒除此习来作为韩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先决条件。欧美人不吃狗肉，并非有什么法律约束，而纯粹是感情上的：他们一直认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似乎显得心太软甚至有点迂腐了。但我想，人类的心灵若是能更温柔、更善良一些，难道不是件好事吗？在欧美，严令禁止虐待动物，否则要承受高额罚款。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都在自觉地遵守。是的，人类该到了良心发现的时候。
文章来源：网络 作者：洪烛
文章来源：网络 作者：洪烛
最低級階段应该是感觉期，包括各种欲望，不只是食欲，各个民族沉浸的感官有差异，不光是中国。弗洛伊德自己恐怕就没过这个期。这时候people 把感觉当“我” ---I feel therefore I am
其次是思維期；people 把thinking 当“我”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最後是真我期。 ---I am therefore I am
首先这标题看着就很头疼，中国这么大，天南海北，八大菜系，大家吃的东西全不一样，您到底说的是哪儿的中国人？如果是一老外还忍了，大概他们接触的广东人/香港人比较多，看到广东人吃野味吃的多就以为中国人都这样，但作者想必是个很清楚内情的大陆人，再用这种大而无当的标的就很费解了，绝大部分北方人的食材范围在我看来比WASP宽不了多少，南方人略宽一些但除了广东外，大部分地方无非就是靠山的人吃山货多些，靠海的人吃海味多些而已。
其次举的例子也有趣，吃蛇也碍您什么事了？哦，想必作者自己信教觉得蛇邪恶？可是您觉得邪恶自个儿不吃就完了，还就要别人不许吃某些东西，这霸道劲离邪教不远了吧。蝎子的例子也类似，您觉得这玩意儿怪异吃不下口那就不吃好了，对着十三亿中国人说个什么劲呢？
再次，连见面打个招呼也管上了，还非要跟饥荒连在一块儿，真是不能忍啊。各种烹调技艺发明也是因为饥荒？那是不是学烹调都得去索马里难民营走一趟？在您心目中中国就这么不堪从古到今几千年年年饥荒？
说白了吧，这就叫标准的逆向民族主义，一看跟洋人不一样就觉得肯定是自己不好，坏的东西固然不好，好的东西也要说成不好，还美其名曰反省。偏偏眼界还特窄，英国人不会做菜，就觉得“外国人”全都不爱美食，然后就忙不迭地开始反省中国人烹调手法丰富是因为饥荒，拜托，英国人不会做菜即使在西方都经常有人嘲笑的好吧，那闻名世界的法餐意餐也是因为饥荒喽？他们烹调就只有烤么？
最后，给作者提两个建议，您要真想提建议值，第一别扯什么“欧美人不吃所以不要”，或者“欧美人觉得邪恶所以不要”，欧美不是人类的模板一板一眼都得跟着学，您这样说纯粹是给自己树敌；第二把目标定的明确一点，比如提倡环保不捕杀野生动物，关键是什么？吃什么不是重点，不要吃野生的才是根本。这样说会不会更好些？
以會吃為榮；無所不吃、無處不吃、無時不吃、只知道貪圖舌尖上的享受，用口腔發出的豪言壯語代表毫無作為的行動，是＂口腔期＂初級生物的最大特色。
第二第三階段的生物不是不會吃，他們只是不會把吃當做生存的唯一任務而已。
狗是人类的朋友，牛不是？说到底是上帝造人没造好。从数量来说，西人食肉腥膻超越中国人。
中国饮食文化发达之根源 (2006-09-19 00:20:54) 下一个
一日与一位高中的数学老师交谈，他是一个越南裔，张著一张中国人的脸，还有一个中文名字。我们谈了一会中文和越南语的相同与不同。据他的考证，越南语中越是抽象，越是进步的词汇，中文的成分就越大。但是在语系划分上，越南语和中文却分属不同语系。这是因为在划分语言的归属时，注重的是语言中的最基本生活用词，比如，太阳，月亮，天，地，水和树木等词汇的发音和写法。而正是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词的发音和写法上，中文和越南语是完全不同的。
人类社会的文明的最基本面之一就是同一个生活圈中的人之间的打招呼。在人与人见面时打招呼的方式上，可以看出社会文化价值的不同。比如在美国，美国人见面时打招呼，很多时候都是说一句 "你好吗？" (How are you?)，年轻点的也有说 "近况怎样？" (What's up?) 这样的问句，其实并不指望被问候的另一方作出特别的回答，有时候你还没有回答完，对方早已经走出三米外的距离了。同样是见面打招呼，咱们中国人的问候方式却很与众不同，不管你来自何省何市，中国人见面时总是问上一句 "(您)吃了吗？"
笔者当年才到美国时还闹过笑话。那时看见美国人打招呼时还保留咱中国人的那一套，只是在将 "吃了吗？" 这句话翻译成英文时觉得有点别扭，后来还跟中国同学们探讨过，最后达成 "共识"，见面就说 "Have you eat?" 或者更简单点 "Eat?" 但是在这样问候别人时，总发现对方感觉问得有点唐突，常常是丝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也有的时候，跟人见面已是下文三点半了，还问别人吃了吗？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同学朝金笔直视过来，回答了一句 "What?" 意思是 "还没吃，你要请我吃饭是不是？" 金笔腿软，一时间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请美国人吃饭吗？兜里还没钱哪!
打那以后，金笔见了美国人就再也不问 "吃了吗？" 哪有老美没吃过的道理啊？!原来咱们中国人早晨一醒来就是弄吃的 (是广义上的 "弄吃的"，还包括做工等)，这弄吃的一弄就是一整天，一直弄到最后一顿吃过了，那就又到该睡觉的时候了。所以中国人见面问一声 "吃了吗？" 这其中带有关怀和讨好对方的含义。如果没有吃过，那就是天大的问题啊。在大学期间，笔者曾经听来自北方的同学说起，解放前北方一些贫困地区的地主富农们每顿饭吃完后，总是用袖口擦抹油光光的嘴，最后这袖子口被抹得崽亮崽亮的，显示他们的富足。
见面问候一句 "吃了吗？" 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种可能是从 "三年困难时期" 开始的。那时候全国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在挨饿，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下的人们见了面，很自然的就会问一句 "吃了吗？" 但是这个推断很可能是错的，因为金笔也经常和台湾人打招呼，台湾的年轻人见了面是不问 "吃了吗？" 但是年纪大的台湾人，特别是那些四九年以后到台湾的 "外省人" 见了面还是会自然而然的问一句 "吃了吗？" 因此这个习惯应该是更早就养成了的。或许是在满清或更早，在穷书生们见面时要做 "八大楫" 年代里，平民百姓见面时就会问上一句 "吃了吗？"
问一声 "吃了吗？" 正是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多 "闹饥荒" 的年代。"吃了吗？" 是和生命一样重要的问题。饥饿中的中国人，于是开始遍尝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野草野菜，树根杂果，以及各种动物昆虫。甚至还包括动物的内脏等 (西方人很少有吃内脏的习惯)。在遍尝所有植物动物的同时，于是也发明了煮，蒸，烤，炒，熏，煨，炖等煮饭菜技术。在调味上也发明了甜，酸，苦，辣，麻等调料。总之，就是将原本很难吃的东西的弄得可以咽下去就行了。而越是贫穷的地方，所发明的可以吃的食物的品类也就越丰富。
原来是饿出来的。所以外人就说了，"中国人，什么都吃!" 这是贬也是褒。中国近代革命家孙中山曾自豪地说："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吃吧，不管怎么说，这饮食文化也算是老祖宗们留给我们的一份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