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一叟

時光隧道散記-人終有一日,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只有經時間篩選的記憶,伴隨你走向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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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年華 (之四):我的中學

(2016-05-15 18:47:05) 下一个

我的中學

(我的母校之二)

 

1957年夏,我進入中學,康平路上的上海第五十四中學。

市區西南角原法租界的康平路宛平路一帶,在九十年代前是上海的Long Island,那時康平路還是一條沒有人行道的土路,直到1959年才鋪設瀝青。寧靜街道兩邊高大的樹枝在頭頂相交,樹蔭下的馬路像一條綠色的隧道,極之幽靜,夏日輕風樹影搖弋,蟬聲鳥鳴呼應。學校斜對面的康平路70號是榮毅仁家,隔壁是挪威領事館和捷克領事館。在三樓教室,可以遠眺龍華寶塔,每天有兩架飛機越過塔尖向龍華機場降落。吳興路口還有一家農民,種着兩畝菜田,用土廁的糞水澆菜時,糞肥味飄進我們的教室。

1957是中國歷史上蕭殺的一年,我踏入中學校門時,正是毛澤東假惺惺打開大門,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整風」,學校所有牆壁都帖滿了大字報。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接連而來的就是所謂「反擊右派運動」。這場對中國幾乎所有精英的大掃蕩,與其說是一場整肅,不如說是毛澤東個人的積怨大發作。恰如戴晴所言,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提起來又打下去,打下去又提起來,提起來再打下去,終身樂此不疲,以報1918年他在北大被教授羞辱之恨。

剛開學上了兩課,中文老師應先生不見了,應先生瘦小,矮個子,他下齒在外,上齒在內,下巴向外突出,上海人叫「超下巴」。深度近視鏡后,是一雙慈祥的大眼睛。他只給我上了兩課,講的是《水滸》「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至今記得他風趣的語言:「北宋的提轄是個小官,大約相當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長,不過你們見到一個派出所所長,可不要叫他提轄同志,他聽不懂的。」學生哈哈大笑。僅僅上了兩課就換老師,我們心裡都知道,應先生成了右派。半年後,我在馬路上見到他騎着自行車,迎面而來,一身破衣,大概在農村勞動。他騎過我身邊時,我輕輕叫了一聲:「應先生。」他回頭向我點點頭,「超下巴」的笑容永遠印在我心中,從此再無他的消息。

1959年,中共中央華東局搬到了高安路,接著中共上海市委也遷到康平路,好幾個副書記、副市長就住在我家對面或附近,越來越多高幹子弟進入五十四中學。反右運動之後,據說我們的劉校長犯了右傾錯誤被調走,由華東局宣傳部長兼任校長,令這個中學有了一個全國級別最高的校長。

我初中二年級的班主任盛先生,對我的人格成長起過「特別」的作用。她頭髮花白,像鄰居大媽多過像教師,當時我班級裡不少學生來自低下階層,開口閉口「斥那斥那」(上海粗口),我覺得必須和這些勞動人民子女「打成一片」,以免孤立。很快,我也琅琅上口了,非常得意,「斥那」頻率越來越高,哈哈,我終於融入了社會主流!一次我正盡情「斥那」,盛老師聽到了,她大喝一聲:「怎麼連你都學會說這種下流話了!」這對我是一聲雷鳴閃電,我猛然醒覺,原來在老師眼裡,「我」和那些來自棚戶區的工人、來自大院的幹部子弟是不同的,「我」不可以學那些低俗下流的語言,她不希望我同流合污。盡管我每次填寫表格,在「階級出身」一欄必須填上「資產階級」這個「低賤身份」。盛先生的一聲猛喝,喚醒了我的身份意識,喚醒了我的階級自覺,我沒必要和滿口「斥那」的無產階級打成一片。

政治大起大落對一個初中學生,畢竟還是遙遠的丘陵。經過1959-61年三年大饑荒,毛澤東「退居二線」去思考革命理論,這思考的結果就是在1966年發動了禍國殃民的文革。在劉少奇、周恩來主政的兩年,知識分子听了周的一篇安撫講話,覺得烏雲已經過去,光明就在前面,照毛澤東的說法,叫作「知識分子的尾巴又翹了起來」,當然又到了該打下去的時候。

不過這兩年總算是個小陽春,我升了高中。

當時有句話叫「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中課程以數理化為主。這是五十年代教育改革學蘇聯的結果,文革中毛澤東有句名言,在全國學校停課幾年後,他說:「看來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毛澤東竭力反對人文教育,紅色政權只需要修橋舖路的技術員。

五十四中學的數學老師很強,教我們代數的陳授波,因小兒痲痺症落下瘸腿,對我這個數學低能兒十分耐心細緻,還有右派分子左務鈞老師、和藹的戴琬蘭老師、丁良傑老師。

盡管數理化至上,我們學校有徐匯區最老的語文教師薛春蔭、胡午峰兩位老先生。胡先生已屆花甲,他拿鋼筆的姿勢也如執毛筆,說話慢條斯理,像個書塾先生。薛先生和陸定一是交大同班同學,說起這位文化界領袖,薛先生搖頭苦笑說:「當年班裡沒人看得起他,人家現在是領導同志,可能有他的長處吧。」薛先生專門為我們幾個文科學生講授詩詞格律,他說,這個暑假裡你們背出唐詩一百首,就自然會寫古體詩了,不過我懶,D同學修成正果,現在是上海古典文學方面的權威。

中國教育最薄弱的是歷史,陸傳谷先生的歷史課則是高中學生津津樂道的,他上課像講故事一樣,一口上海話,滿教室邊走邊講,全班同學都轉過身來聽他講漢莫拉比、羅馬帝國,張騫征西、貞觀之治,講完一段,他總要加上習慣語:「那講阿對?」(你們說對嗎?) 學生給了他一個親切的綽號「阿對先生」。

我永遠不會忘記名字的老師還有我初三班主任張芳春、高中班主任胡璧瑤,和體育老師方涌泉等等。

到我高二,中國短暫的初春已經結束,政治氣氛驟然詭異,姚文元出來批判周谷城,接着又批判八桿子打不着的德彪西,一般中國人連這位受批者是誰都不知道,到1963年3月毛澤東題寫「向雷鋒同志學習」,中國又一場災禍已經拉開序幕。

學校的團委書記高進異常活躍,他本來是五十四中學的學生,高三團支部書記,因為「積極上進」,留校當了團委書記。中共統治體制的三個支柱:意識形態洗腦、軍警暴力高壓,和遍及全國上下的特務系統,居委會和學校團支部是監視人民最基層的鷹犬。高進給我們上政治課:「你們說紅樓夢和紅岩,哪本是好書?」顯然他不知道「毛主席老人家」喜愛紅樓。這種人物在文革是怎樣的嘴臉和怎樣的下場,不難想像。

文革爆發時,我已在新疆。

五十四中學是上海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1966年「紅八月」,北京「聯動」學生到上海,和五十四中學的幹部子弟「五十四中學紅衛兵團」、「紅衛兵新五十四公社」在徐匯劇場開大會,結成上海「聯動」。這批「根正苗紅」的紅二代,把他們父輩的農民暴動野蠻性發揮到凌厲盡致。8月23日,十幾個初中女紅衛兵到周信芳家,把周信芳九歲的孫女剪「陰陽頭」,當着孩子面,用帶銅扣的軍用皮帶,把周妻和儿媳打得休克,將周家的狗打死,女孩被嚇得精神分裂,這就是五十四中學和淮海中學紅衛兵造的孽。

高中同學M君,文革初是警察,他見到在另一學校,外語女教師被紅衛兵脫到只剩一條內褲,在乳頭上吊兩只小瓶,被勒令在學生的狂歡聲中,跪在地上爬行,主使的就是五十四中學的幹部子女、初中學生,而他作為警察,得到指令袖手旁觀。

這是什麼世道!這就是毛澤東發動的偉大革命!

行動不便的陳授波先生,受不了學生的虐打,跳樓身亡。

抗戰時任國民黨徐匯區委員的胡午峰老先生,他受到的殘忍迫害,我們無法想像,終以七旬高齡,臥軌自盡。

半個世紀過去了,似乎一切都過去了,我的老師們早已退休,現在的教師學生,對這裡曾發生的一切,什麼也不知道。

我閉上眼,就見到盛老師、陸傳谷老師的身影;我閉上眼,就想起陳授波先生、胡午峰先生的音容。

我奢望,什麼時候,能在校園樹立一方記念碑,告訴今天的學生,我們的前輩師長,曾在這裡為我們付出了畢生的辛勞,乃至生命。

                                      (2015年9月28日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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