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年伊始，当各国都在迎接2017年的朝阳时，世界也在全球化背景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表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并提出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回顾刚刚过去的2016年，国际形势可谓风云变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我们应该对哪些新现象格外关注？进而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多位专家学者，通过他们独到的分析，为广大读者拨开迷雾，更深入地把握当今国际形势。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总体来说，当今国际经济形势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最严峻的时期，主要表现如下：一是2015至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持续低迷，尤其是国际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跨境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这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少有的现象。二是从一些主要国家来看，经济增长明显分化，总体复苏缓慢，美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略有好转，但未来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欧盟基本上和预期相近，也没有出现明显回升迹象；日本经济重回通货紧缩态势,物价持续下降拖累经济增长。
在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如英国脱欧对欧盟和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下行压力，其影响已有所显现，随着脱欧进程的推进，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从面临的风险来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人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偏于悲观，他在竞选中的政策宣言和主张具有显著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如宣布美国将退出TPP、对贸易伙伴国“不公正贸易”进行调查和采取所有可能的报复性手段、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采取加征45%关税等。这些政策如果在他就任后得到落实，将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重大冲击，而且这种影响也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全球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让人联想到上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那次也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国际贸易极度萎缩。从数字来看，1929年全球贸易达到700亿美元，危机结束之后1934年全球贸易只有200多亿美元，缩减了三分之二。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是造成危机加重和难以从中摆脱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了8年，世界经济还没有真正摆脱其影响,如果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无法得到优先控制,有可能重新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边缘，这样的风险是存在的。
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全球经济形势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首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如OPEC限产之后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能源价格有所回升，通货紧缩压力有所缓解。大宗商品进入上升阶段进而带来库存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经济增长。如果这种趋势能够保持，依据IMF的预测，2017年的全球市场将比2016年有所改善。包括中国，2016年第四季度对外贸易增长有明显提升。国际市场出现回升的迹象，对我们来说是利好因素。
其次，中国经济在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整体上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这对于提升消费者、投资者信心，对于稳定全球经济增长形势有明显积极影响。
总体来看，主要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但在国际市场出现一些需求回升迹象，关键是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才有可能使得目前的回升苗头保持和延续。对中国来说，需要坚定信心，通过持之以恒的调整和转型，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逐渐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增长态势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未雨绸缪应对贸易摩擦
保持定力推进对外开放
第一，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我们应坚定信心，对已经确定的部署加紧落实和推进，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以这种态势来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二，对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中美之间贸易投资领域的摩擦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会明显增多，我们应未雨绸缪，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好准备。同时，要加强中美间的政策沟通，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今后一段时间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方面。继续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签署协定，为资本层面的中美经济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2017年，我们还应继续着力于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升国际竞争力。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同时要加快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为企业走出去发展国际化经营创造有利环境；还要加快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构建互利共赢区域合作网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政策环境，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第四，在TPP面临夭折、TTIP谈判停滞，以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严重受阻的背景下，我们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努力不能放松。国际上许多人认为在美国将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形势下,未来引领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应当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潮流泛起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利马参加APEC峰会时再次发出加快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倡议，得到了亚太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这恰恰是中国未来引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机遇。
第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加强和深化与沿线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重要平台。如今很多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其中美国方面曾表示未来“一带一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中美之间提供合作的机遇，成为合作的“黏合剂”，这是我们需要抓住的机遇。通过不断推进合作，一方面让各国“一带一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机遇。
总之，当前的国际形势尽管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要立足长远，不仅要采取必要措施，解决当前面临的短期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定力，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范德尚：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断变化中的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2008年开始的华尔街次贷危机、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到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从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到查理周刊凸显出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伦敦骚乱，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胜选引发的美国游行示威、社会撕裂，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满、冲突和对立的世界。由宗教文化和社会分化等因素引发的冲突和对立日趋复杂，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风诡云谲，复杂多变。
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变革正在对当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阶层分化带来深刻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由工业化大机器生产进入深度融合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智能化生产时代。传统行业在科技变革的影响下或走向衰落或被迫转型升级，依托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发型企业开始出现。科技的变革同时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汽车制造产业的工人在上个世纪随着美国制造业外迁开始失去工作。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致力于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解决产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但现实是，融合了智能、信息和自动化技术的智能机器人永久地取代了美国产业工人的岗位。
从根本上讲，全球化和科技变革是推动当今世界变化的两大根本性力量。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贫富差距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全球化一方面使得全球投资设厂的财富所有者因更大投资回报而变得越来越富有，另一方面使得因制造业外迁而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陷入贫困。科技变革在造就少数因专利技术、商业模式创新而一夜暴富的技术新贵的同时，科技创新和新的商业模式使得传统产业工人、传统商业领域的服务人员永久地失去了工作。根据瑞信研究院2016年11月22日公布《全球财富报告》，最惊人的发现在于，全球财富金字塔底层的35亿成年人人均拥有的财富不到1万美元，他们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球总财富的2.4%，而3300万的百万富翁，仅占全球成年人口的0.7%，却拥有全球45.6%的财富，这意味着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
英国在脱欧公投之后开始了全球化和科技变革时代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深入反思。令人遗憾的是，英国脱殴公投后的反思和教训并没有为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所汲取。从占领华尔街、英国伦敦骚乱，到英国脱殴公投，全球化和科技变革时代失落者曾多次通过示威和数人头的民主政治表达要求变革的诉求。特朗普的胜出正是因为他“听到了其他人没有听到声音”，变革的诉求在美利坚土地上再次唱响。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
解析各国乱象 把握战略机遇
从国际形势来看，2016年是金融危机以来积累的矛盾进一步酝酿变化并加速发展的一年，国际上显得非常“不平静”，例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菲律宾“非传统”领导人当选、韩国政局乱象、巴西总统弹劾等。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冲突，各国内政外交上的矛盾加速发展、矛盾继续发酵，因此总体来说2016年是“意外”较多的一年。
造成上述这些现象， 直接原因就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而深层的原因则是源于冷战后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安全架构，也没有形成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金融危机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模式不当的结果，金融危机后旧的经济模式被打破，新模式没有建立。与此同时，冷战后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新兴国家实力整体上升，出现了较大的力量转换。可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国际乱象是经济的分化引发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矛盾的产物。
在这种乱象之下，各国的处境千差万别。一些 “日子不好过”的国家更容易表现出矛盾和分化。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后冷战”秩序这种不稳定的过渡性秩序，逐渐呈现出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很大的转化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一方面要变中求稳，另一方面要稳中谋进。目前国际形势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变”，因此我们需要在“变”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战略定力，也就是说，自己必须先稳住。当下我们国内在进行经济上的结构性改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在强化思想政治、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努力，都是在国际大变局中稳定国家的系列举措，这种在变中求稳的态度不仅难能可贵，而且也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同时，在稳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谋进”。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而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是在国际大变局中捕捉。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多主动性举措的。比如对外战略层面搞好新型的大国关系，地区层面搞好周边外交、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层面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国际秩序的重塑、国际规则的重塑方面积极引领，等等。在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安全框架的重塑、大国关系框架的构建、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等方面，中国都采取了非常进取的做法，这是稳中谋进的表现。
变动不居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战略风险在增加，战略机遇也在增加，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平台上博弈，因此，我们在稳定国内形势的基础上，要在国际上积极布局，如更多地参加联合国层面的活动，推进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的建设，等等。未来五到十年，国际大变局中依然有很多新问题需要处理，在这样一个高风险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更应抓住机会更好地展示自己、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引领能力，并使所有这些努力最终服务于我们的“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
陈庆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国际形势多变 挑战与机遇并存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至今其后续影响还不断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各领域显现，投射到国际形势上，也使国际形势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政治上，多国出现变局，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政治动荡。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大众政治则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一些“另类”的政治人物竞相上台执政。经济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战、金融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安全方面，地缘政治竞争出现加剧的倾向，如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竞争加剧，亚太地区如东海、南海问题、半岛问题升温乃至印巴关系紧张等。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也日渐突出，恐怖主义愈演愈烈，“伊斯兰国”尽管遭受沉重打击，但其威胁外溢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一些外籍圣战分子回流本国并发动恐袭的威胁加大；同时，一些新型安全挑战，如流行病、异常天气现象频发等，都为国际形势带来新的安全挑战。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看到挑战与机遇共存。不论是面对各国政局的动荡，民粹主义的蔓延，还是贸易保护主义乃至经济下滑，我们都应看到，挑战袭来的同时也往往孕育着巨大的机遇。穷则思变，这将成为各国推动深化改革的宝贵契机，也是各个国家加强国际合作、管控危机的机遇。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从各个方面深化改革，提升综合国力；其次，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把握自己的战略方向，不要因一时一事而自乱了阵脚；再次，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拓展与他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化解外部挑战，推动国际关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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