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特色《航母》和《将军》

走资派特色《航母》和《将军》

 

 

昨天是《五二O》，对于情人们来讲：大声高呼：《我爱你》。而对于走资派习近平，王沪宁们来讲，喊了多年的“两岸同胞一家亲“、“两岸都是中国人“等的《梦话大话》，是一个极大的《爱疯痴》。

“台独“们，大胆地往前走。先灭国民党。再灭走资派。

“台独“们，要有更大的梦想，实现大陆台湾统一，成为《中国统一独立的大国》。这才可永存史册。台岛太小了。

走资派习近平，王沪宁们不会武统台湾。也不敢武统台湾的。

《将军》篇：

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四十多年提拔了多少《将军》？少将，中将不说。只说《上将》。这样多《将军》，有几个能“打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列表是自1955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获得上将军衔、警衔的人员名单，共274位上将（275人次）。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予55位上將軍銜，之後於1956、1958年再授予兩位，總共57位，又稱開國上將。

1965年6月，軍銜制被取消。

1988年9月，走资派篡权上台，解放军又实行军衔制。9月14日，授予17名上将军衔（其中建国初期的上将1名、中将2名、少将9名、校官5名），此后的上将均由中将晋升。

1989年1月，武警部队实行警衔制，等级设置与军衔类似，以武警中将为最高警衔。1995年12月，武警部队总部升格为正大军区级，相应增设武警上将。

1994年5月，修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取消设而未授的一级上将，上将遂成为解放军最高军衔。大军区级正职改称正大军区职。

2000年后，在任上将数量都未超过正大军区职以上将领总数的2/3，即23－24名，后续每次正大军区职中将晋升上将军衔的名额基本以此为限。

2016年9月，正大军区职改称正战区职。

2021年1月，新的军官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军官军衔按照军种划分种类，在军衔前冠以军种名称。

1988年以来，中央军委共38次授予和晋升218位上将。

如1994年（19人），其中有王瑞林，长期担任邓小平的政治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长期担任邓小平的政治秘书。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十五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纪检委书记。

王瑞林在軍隊長期負責組織人事工作，不少高級將領都出自其門下。據悉，上世紀九十年代擔任軍委副主席的遲浩田、張萬年，都是王的山東同鄉，由其舉薦。王瑞林與鄧小平情同父子。“在40多年的岁月中，他以耿耿忠心，赢得了邓小平的高度信任。”文革期間鄧小平落難江西，在1973年1月即将回京时，專門到进贤县看望下放中的王瑞林。鄧小平之女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父親一向寡言，但內心的感情卻是極其豐富的。「特別是對王瑞林這樣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更是感情很深。這種感情，不同於對自己子女的骨肉親情，但卻又極其相似。」2013年，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前夕，王瑞林還專門到其故鄉四川廣安，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

1988年以来，中央军委共38次授予和晋升218位上将。

被剥夺上将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被取消、剥夺上将军衔者7人，均为中共十八大以后落马，理由都是“违反纪律，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已丧失军人的基本条件”：

徐才厚，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徐才厚开除党籍，7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的处分。

郭伯雄，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郭伯雄开除党籍，2016年7月25日，军事法院一审宣判，认定郭伯雄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剥夺上将军衔。

田修思，2016年7月9日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确认对田修思开除党籍。

王建平，2016年12月29日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确认对王建平开除党籍。

王喜斌，2017年2月24日涉嫌职务犯罪被调查。

张阳，2018年，中央军委决定对张阳开除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张阳开除党籍，追缴涉案财物。

房峰辉，2018年，中央军委决定对房峰辉开除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房峰辉开除党籍，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房峰辉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航母》篇：

读《中国航母必须主动出击 否则重蹈甲午海战覆辙》

文章来源: 联合报 于 2024-05-20

中国有军事专家称，中国航母在未来战争中不能采守势而须主动攻击。 图为5月初完成首次海试的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正进行高速大转弯的动力测试。 （新华社）

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顺利完成第一次海试，部分军事专家称中国航母未来将肩负“区域拒止”（阻绝美军驰援台海）任务，但也有专家称，航母作为最昂贵的攻击性武器，不能被动防守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将重蹈甲午海战战败覆辙。

有专家谈未来战争中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只是在第一、第二岛链间的“海上拒止作战”中“配合”支持其他军兵种作战，所以中国海军搞航母不必对标美国海军云云。

但有人认为，航母做为海军乃至全军最昂贵、攻防能力最全最强的单一兵器，如果航母编队只在拒止作战，在海上用于防御和拒止，把攻击的主动权交给敌人，那等于将航母这样体积巨大的主战兵器给强大且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国海军当靶子打。 以美国海军的攻击力强大和多样，航母这样的大型目标几乎不可能生存的。 战争中有几枚己方导弹被敌拦截、甚至损失几架轰炸机或几艘一般舰艇都不算什么，但如果一两艘航母被击沉那是什么政治影响？

走资派特色中国作为传统国家，许多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将军根植于黄土的中国军事意识深入骨髓，他们仍然是用黄土农民出身的陆军军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理解海洋、理解海军、海军兵器和海战，而这正是中国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最大短板和危险！

当年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比较，北洋水师的舰艇都不比当时日本海军的舰艇差，但双方较量的结果却是一面倒！ 如果用黄土农民的眼光和思维与海洋海盗意识渗入血液的美国海军作战，那中国海军恐怕比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海军败得更惨！

当年北洋水师，坐拥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军舰，却只用于在家门口沿海为运兵船护航，结果被人家在鸭绿江口堵个正着; 鸭绿江口战败后，军舰甚至不敢出港了，把那么多那么好的军舰当移动炮台守港口，你不被全歼谁被全歼呢？

把昂贵的航母编队定位为防守、拒止和配合兵力兵器，这就是典型的黄土地上刨食的小农意识的写照！

中国要想在海上军事斗争立于不败之地，光有先进兵器还远远不够，必须更新军事思维和军事文化。 今后要想在海上跟人斗争，中国人必须吃透海洋，树立海洋军事思维和文化，摆脱根深蒂固的陆地黄土意识、摆脱画地为牢重防守轻进攻的小农陆防思维。 海洋那么辽阔，而且全球大洋是连通的，攻击一方可以非常方便快捷地集结海空兵力和改变攻击方向，防守一方怎么防怎么拒止呢？ 怎么建立稳固的防线呢？

还说，航母做为海军所有兵器中最昂贵攻击力最强最全面的兵器，它在军事上的真正作用在于，一个“海上攻击机机场”，除了可保护己方海上兵力兵器免受敌人攻击，更可跨过重洋到对手家院子边上快速建起移动攻击机机场的能力，可以让对方知道，我随时可以闯进你家炸你！

航母天生就是用于制海和对陆攻击的海上主战兵器，天生就是远洋进攻作战的核心，它生来就是用来进攻的！

还说，“拒止”之战真打起来，防不胜防，“不仅你的贸易通道会被立即卡断，人家从西太的基地出发就能对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各大城市各类经济中心和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持续的常规打击，而你的常规力量却打不着人家的本土目标，持续打下来，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力量会越打越弱，而人家本土生产不受影响，除非最后用核武器制止战争， 否则人家攻我们守这样打下来我们胜算很小“。

[yongbing1993]

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的良种






再说“种”。《农业四十条》中，对于良种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规定：

《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要求在1962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

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欠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我们这儿就深得良种之利。听老年人说，我们这儿过去一直种的是一种叫“小红稻”的稻子，而且只种一季，风调雨顺的年头，好田一亩只能收四百斤。后来国家一方面推广良种，我们这儿换了产量高不少的“二九青”“先锋”等良种，一亩田就多收了不少稻子。又从单季改成了双季，粮食产量比土改的时候翻了近两番！

七十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才逐渐试验成功。但是，要想大面积推广实际应用，还得过些年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些种子才在全国许多合适的地方推广使用。

这四条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这四条，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能逐年稳步增长。八十年代以后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主要就是得益于化肥的大量生产足以在全国大量使用和良种主要是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小麦的大面积推广使用。但这些都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努力！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还是《四十条》里说的：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因地制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科学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是真正的智慧！

可以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就是中国农业的宪法！中国农业就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毛泽东！唯有毛泽东！

关于让中国人民吃饱肚子的话题，再多说几句。

中国人民吃饱肚子还有一个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

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与粮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细想想还真是密切相关！

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小时候，“饿肚子”是确实的，但是，并不是“吃不饱”。这两个概念还真不是一回事。

我们小时候，一年到头几乎都有山芋吃，而且，山芋特多！每餐都是烀一大锅。除非你讨厌山芋，否则，不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那时候又确实容易“饿”。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植物性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般都不超过两三小时。胃一旦空了，人就觉得饿了。我们那时候一年到头，很少有吃荤食的时候。偶尔吃点鱼啊肉的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经历。其实那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许多生产队也养猪，为什么没有猪肉吃呢？当时只是知道肉要钱买，而一般的家庭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么多猪哪儿去了？当然，有一部分是卖到城里去了。可是，当时城里人吃的肉也不多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了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用生猪等农产品换外汇交换工业设备的！

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基本是零。为了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的设备。

但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黄金所有的美元大量的银元都运到台湾去了，共产党手里没有一毛钱外汇。那么，怎么把这些工业设备搞到中国来呢？办法有两个，

一是毛泽东开国后就去了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就包括贷款一亿卢布。中国在苏联买的许多设备就是用这笔贷款买的。

第二个办法就是，以货易货！就是用中国的农产品与东德波兰等国家换工业设备。其中很大的一宗就是生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已可以出口相当多的工业品了，这时，中国才大量减少了生猪等农产品的出口。也就是说，这时中国的肉类鱼类的供应量才突然猛增。再加上这时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开始逐渐增多，所以，从那时起，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才逐渐有了大的变化。荤食多了，人的饱腹感就强了，因为鱼肉这些东西都是大分子结构，不容易消化，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长，于是人就不感到饿了。

——这个问题，我们这地方老年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非常有意思：“原来肚子里没油水呢！一餐不管吃几碗都不经饿！现在肚子里都是油水，就一天到晚都不晓得饿了！”所以，中国人吃饱肚子与中国的工业化密切相关！

而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正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功劳！

所以，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

毛泽东！唯有毛泽东！

前面谈的是新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两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再谈谈别的方面。

新中国刚成立时，文盲占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主宰神州大地后，一方面大力兴办小学中学大学极力普及教育，一方面又大办成人夜校，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再是文盲！

——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做到这一切，在整个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

（与别的国家比较一下吧。印度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能接受教育，文盲，更是比比皆是。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教育的普及率远远不及中国！）

（可笑可悲可叹的是，现在，还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东西胡说毛泽东搞“愚民政策”，有不少糊涂虫也跟在后面人云亦云。）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最合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的中国教育，远远偏离了这一方向，许多国人都天天痛骂，但，谁也无能为力！

还有，旧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课业基本上都是以文科为主。现在网上经常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民国时期中国出了多少大师而新中国则一个没有所以新中国的教育不如民国。真是胡说八道！且不说他们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民国大师究竟是不是大师，就算是吧；也不说他们是不是民国政府在自己国家培养的（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国外读硕读博的）。

且问：他们都是搞什么的？都是搞文史哲搞绘画的。理工的一个没有。解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以文科为主。但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

所以解放后，毛泽东确立的教育方针是以理工科为主大量培养中国建设所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传遍了全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极其巨量的理工科人才！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极其巨大的贡献！

现在大家熟知的袁隆平、黄旭华、孙家栋、马伟明等人，无不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比胡适梁实秋梁簌溟等人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中国可以没有后者但绝不能没有前者！——总之，新中国在教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普及，而是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极其薄弱。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一家医院。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到处都缺医少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每一个公社（乡）建了所医院，每个生产大队都建了医务室。这样，常见的小病都能治好，再也不像过去只要得了病就只有听天由命，命大的就挺过去了，命小的就只有来生再见了！

毛主席去世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一下子增加到65岁！几乎翻了一番！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一下：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染病预防管控治疗的方法，大力推行预防接种，1950年国庆节后不久卫生部就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1955年6月卫生部又发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地遏制了传染病的蔓延，把解放前长期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几种常见传染病有效地管控住并逐渐消灭。

1961年，新中国在全世界率先宣布消灭了流行几千年的天花，比全世界早了近二十年——直到1980年，世卫组织才宣布全球消灭了天花。

肆虐几千年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疫病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有的甚至彻底绝迹。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消灭了危害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血吸虫！解放初，我国13个省1000多万人得了“大肚子病”，痛苦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即开始着手消灭血吸虫。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消灭了血吸虫。是共产党毛主席送走了“瘟神”！

——许多几百几千年都没有人能做成的事，毛泽东都做成了！

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而且，正是毛泽东，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把联合国里的“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科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民族问题得到了全世界最合理的处置！

——这三个方面成就极其巨大内容非常丰富，但因为许多内容尽人皆知，所以不再详谈。（当然，也有不少很少有人知道，比如芯片和巨型机。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yongbing1993]

肥料对于庄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再说“肥”。

肥料对于庄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这儿的老人经常说一句话：“庄稼没有它，全靠肥当家。”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都只有用有机肥。

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机肥才是更合理的，但是，在一直只用有机肥的地方，粮食产量基本就固定了，很难再提高。

这时如果再用一点化学肥料，产量就会大幅提高！

我父亲原来就经常与我们谈这个事。他读过几年私塾，1950年后又在部队里待了3年，所以对新东西很容易接受。他是我们这地方第一个用化肥的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奇怪：“那东西又不黑又不臭，管用呶？”但是，后来的长势就明显地比别人的好。收割以后发现，一亩多打了二百多斤！这可太了不起了！要知道，那会儿我们这儿好田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一亩也只能收四百斤！这事我父亲一直津津乐道。可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化肥”两个字绝大多数中国人听都没听过！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力主建小化肥厂。当时，中国已有了一点工业基础，建小化肥厂所需的钢材和能源已都能提供。开始，陈云主张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小化肥厂，产量在七八百吨到两千吨。当然，也不是全国二千二百多个县同时搞，而是分期分批地做。

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发现，已建成的这些小化肥厂技术根本达不到要求。所生产的氮肥，氮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几。陈云后来也只好改变了看法，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小化肥厂不济事。但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建大化肥厂大量生产化肥的条件。主要是技术不行，没有设备。

后来，毛泽东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后，许多西方大国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其中就包括西德。

1974年，中国终于从西德进口了十三套完整的大化肥生产线。然后经过几年的仿制扩建，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化肥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可以向全国敞开供应了！

而且都是高品质的化肥（像尿素的氮含量是46％）！大量化肥的使用，又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yongbing1993]

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改变穷命运





走资派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奋斗，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记了：这其实是某种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

具体来讲，就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消灭私有制》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上创造了一个机会平等的新社会。

然而在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过程中，这段温水煮青蛙过渡的特殊社会时期，这段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独一无二的时期。

自走资派们让少数人先富形成资本象后，工人下岗后，农村私有化包产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后，贪富阶级形成，有了阶级固化之后，就不能再来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了。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样，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并不总能改变命运，即使能改变，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并且未必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奋斗。

在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贫富差距拉大，阶层的再生产，阶级的再固化之后怎样呢？

在“高考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中，最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阶层的流动性，它许诺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阶层出身，获得破格提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现代学者通过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早已发现，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已越来越不如先天性的积累，明清时代的一些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寒门子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为学堂和大学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结果是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导致乡村社会失去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坏。

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性的最重要机制。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学者叶礼庭曾说的，根据自由主义政治的理念，“‘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得到。”

这些年来，美国社会顶层依靠自身长期积累的资本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相对稳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优势。美国社会底层则很难爬出贫困陷阱，只有社会中层的人或许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还稍微多点。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们开始警觉起来，担心这最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无法把一个更好的美国带给下一代。

这种状况发现21世纪初的美国阶级差异比五六十年前还要严重，由于贫富阶层之间在家庭结构、邻里社区关系、学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面都拉开了差距，仅仅“机会平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中上阶层的父母有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对孩子的培育上，而挣扎在贫穷社会和家庭的孩子却得不到，在此情况下，受教育过程与其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倒不如说是服务于阶层固化。

实际上，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教育成了每个人实现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么在眼光、才智等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白领的儿女肯定比清洁工的孩子有更多资源去抓住这个机会。中产阶层尤其有内在动力去这么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而贵族和贫民则常常都觉得教育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正因此，几乎不论在哪个国家，最热衷于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进行投资的，往往就是现代城市中产阶层。如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大大市场化了。其结果，虽然美国北方各州在19世纪末就建立起了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体系，但长久以来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极。

美国历史的发展结果是：接受国家资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体系运转不良，只为那些别无去处的寒门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阶层的家长们则想尽办法让孩子去上教育质量更好的私立学校。这看上去是自由、多样的，但从整体上看则缺乏系统性，教育仿佛成了一个“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消费品。

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钱让孩子脱离这一体系”。在这种社会选择之下，富人们都想着去买到一种穷人无法买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学校和教育消费蓬勃发展，而穷人们则被这一市场机制挡在门外。

这还不仅仅是谁能“花钱买到更好教育”的问题，真正的差异在于教育方式上。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日常对待孩子的言传身教不同，最终将影响到孩子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那些孩子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父母给他们的先天积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还包括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后天影响。《不平等的童年 :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鲁 著，宋爽、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资派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国化。

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阶级的代际继承固化后，通俗地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仅如此，这还通过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产给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样的方式育儿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之后，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不分高贵低贱人人平等之下，这原本不是个“要改变命运“的问题。传统上新中国的父母几乎全都是让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的。

现在回想起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那个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轻松。他们基本上只管孩子穿衣吃饭，也不用每天接送，儿女们四五岁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至于学业，虽然父母都是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经算得重视教育了，但除了学龄前教孩子们认字算术，父母们忙于工作劳动几乎从未辅导过孩子们的功课，高中后更明确说：“你的书我和你爸都已经看不懂了，以后都靠你自觉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那个时代全中国的同学的家长甚至连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试都不知道，对学业的关注也就可想而知了。与现在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学生们在毛泽东时代那时的课余时间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长也并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么。毛泽东时代也没现在这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或活动，学生们从没参加过一天补习班或任何这类兴趣课程，最多是同学间自发组织的互助式兴趣小组。

毛泽东时代的家长自然也望子成龙，但他们好像仅限于抱有这种期望，并没有明确周密的规划每天去做什么来让孩子成凤成龙。有时和朋友聊起，都有人开玩笑说：“真想穿越回那个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时代早已不同，当年的做法也不见得适用于现在——恐怕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样的“放养”绝对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看看如今公共讨论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弥漫的焦虑情绪，不难想见，如今城市中产阶层的年轻父母，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

甚至不论他们喜欢与否，因为学校老师也会要求家长必须花精力去指导孩子的学习，注意按规划好的方案系统性地共同深入参与其中，以至于出现“爸妈重新和孩子学奥数”的情景。周围不少朋友因为工作繁忙，被老师认为不够积极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长其实和孩子一样苦不堪言，因为协作培养很花时间——特别多的时间。社会学家西奥多·卡普罗发现，在1924年，只有60%的美国父亲每天花超过1小时的时间陪伴孩子，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83%。

在中国，这一比例或许更高得多——绝大部分家长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当年多花数倍的时间来辅导孩子的学业。前些年《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37.1%的受访家长每天都会陪孩子写作业，44.2%的受访家长平均一次陪伴时间在30分钟～1小时。84.0%的受访家长会因陪孩子写作业而头疼，63.0%的受访家长认为陪孩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必要时进行辅导。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国内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觉中追随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模式，但中国式的“协作培养”和美国毕竟还不大一样。

同样是家长系统深入参与到孩子教育中，同样是“发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国中产家长对能力的培养并不单单偏重智力层面，也没有受到学校方面那么强大的压力，他们更多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例如带他们到处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或指导他们进行条理分明的活动，过一种严格时间控制的生活。

此外，这种美式协作培养还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讲道理的方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甚至被鼓励对成年人提出质疑，用拉鲁的话说，“他们常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会领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们的孩子更具自信，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对抗更少。

最后，无论他们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于像中国家长那样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更不会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说孩子“怎么那么笨，都怀疑是不是我们亲生的”这种话。

没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国更常见的景象是：父母深度卷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这里的“教育”往往仅指智力教育，而且阶层性也不像美国那么明显，因为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对家长几乎提出同样的要求——全部检查孩子的作业，辅导孩子纠错，有时夫妻俩不得不分工负责孩子各科目的功课。

为了应对这些任务，一位朋友甚至下载了一堆APP，自己不会就上网查，然后再讲给孩子听，有时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装懂了。最糟的结果是：由于父母辅导、检查了孩子所有作业，老师往往无法掌握学生的真实情况，因为家长都事先批改过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父母的“协作培养”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培养重点仅偏重功课，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导孩子自行解决问题，更别提鼓励他们质问成年人，开展平等对话了。

但至少在一个地方是毫无疑问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种课内外活动，以至于连和家人的互动机会都减少了，更不用说和其他亲戚们之间的交往了。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闲暇时光都被制度化了。

由于城市孩子普遍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过的是“没有玩伴的童年”：我们那时还有很多放学后的闲暇时光，可以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地游戏，但现在的孩子“档期”都太满，就算要凑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长们帮忙约定好时段之后才能进行。家长们都过深地卷入了孩子的活动，那不再被认为是“孩子们之间玩的事，家长不用管”，而是牵扯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辈人相比，如今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没有多少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依凭，年轻的家长们既不想让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经受痛苦的旧式教育方式，与此同时在望子成龙、主动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面却又比上一辈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是一直在孩子头顶上盘旋的“直升飞机父母”。有些父母的焦虑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学生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让人心里不堪重负的是，人们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时又怀有对孩子矛盾的双重愧疚——既愧疚于自己可能不够关切，又愧疚于这样的关切使孩子丧失了一个能尽兴去玩的快乐童年。

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明理而宽容的家长，但“实在是太难了”，每次控制不住自己对孩子发飙，而这“其实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妈妈，这个打击简直是巨大的”。这到最后造成了一种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长也没了自由。

在把中国社会的状况与美国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出许多明显的差异。中国城市中产夫妇虽然也深深参与孩子的教育，但却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式“协作培养”模式；至于那种“成就自然成长”模式，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过去的传统教育方法，又或者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城乡差异，这恐怕得归结为中国城市各阶层之间比美国更平等，而社会差异更多体现在城乡差别或沿海/内地差异这样的空间结构上。

确切地说，我所接触的中国父母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光，让他们“快乐成长”，但即便如此，他们很少会真的放任孩子们去玩，也并不觉得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是无足轻重的。

对此的一个明证是：现在的城市学龄儿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里几乎没有不上课的。不久前有新闻报道，浙江海宁一所小学三年级某班想在星期天组织一次秋游，让孩子们放松下，结果，全班40多个孩子只有4个能参加，剩下的都说要上兴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社会现象中，不同家庭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说，就是有钱人家的家长刚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国却未必如此，有时候，家境不错的孩子，但父母却文化程度不高或忙于工作，结果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门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养他们成才。如果这样说来，她所说的那种典型美国中产家庭的“协作培养”模式，在中国还只是一种被逐渐接受的新理念，不过已经在教育观念的市场上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当然，一个社会上的教育模式不会只有两种，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只是归纳成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书中并没有去评价哪一种模式更好，虽然她讲到家长协作培养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也被培养得更有条理，但也指出他们无法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自主掌控自己的时光，时常空下来就感到“无聊”。

这其实是生活过度制度化才会造成的结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来却又不知道干什么，但一个习惯了自由支配自己时光的农民或游牧人，却不会有这种“无聊”感。也就是说，父母的关注，对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有时过多的关照与约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视更糟。

她的重点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种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这种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长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并忧虑这会以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过早地限定了他们未来的成败。

这一点也还是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因为她这其实是假定了孩子从小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显然可以举出无数反例来——比如乔布斯的养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对他差不多是放养的，但这并未阻止他成才。“协作培养模式”虽然也强调了父母先天的社会资本积累对孩子的影响，但无疑更偏重后天，这潜在地也贬低了天赋在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这里只讨论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显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学校教育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一个好老师就能影响学生一生。因此，只要教育体系在招生时没有按阶层分配，那么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少年时养成的品质也可能比智力层面的更为重要，而某些品质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发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协作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孩子能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但至少在中国，这一模式过强的关注也可能对孩子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过早榨干潜力、缺乏自由发展自学能力和孩子对学习的焦虑感乃至厌学情绪。但不可否认，从整体相关性来说，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洞察，认为不同的家教可以让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只不过不一定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对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一点恐怕在于：在一个价值日渐多元化、因而阶层和群体不断分化的社会中，教育体系如何确保基本的公平性，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开放而均等的机会。

美国的状况也表明，教育过度市场化会有损于这种公平性，法国、德国等欧洲公立教育体系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如果能消除职业歧视，既不让赢家通吃，也不让输家落下，不同群体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家长们也就无须那么恐惧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吧。

[yongbing1993]

走资派旧式教育下人性丑陋泛滥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完全恢复了旧式教育的模式，共产党的那种延安“抗大”式的试验性的办学思路完全被抛弃了，原本是旨在抗议旧式教育中只为培养尖端人才的现象的“交白卷”行为成了笑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式教育尝试的“反动”。如果说，电影《决裂》是新式的“抗大”式教育对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控的旧式教育话语权的决裂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复辟了旧式教育政策就是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决裂。也就是说，电影中所全盘批判的，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全盘肯定的。这就是文革中两种教育理念的较量!

四十多年过去了，忽然间，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复辟旧式教育虽然给了文革中少数被专政的人通过上大学而获得个人成功的机遇，但随着这一政策的持续，唯升学率、唯分数主义的旧教育观却为现实社会制造了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人一定是当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他们倒是为自己谋得了许多加官进爵和出国、发财的机会，至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有没有哪怕一丝的承担的意识就很难说了。不过毕竟，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教育转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二种社会制度转型时期即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一切免费的社会福利, 又搭上了私有化少数人先富的大蓬车以及那些依靠转型期一批推行的旧式教育制度初期的受益者做榜样，则人们难免不会激发起一种巨大的社会人士去追求的"中国梦"，也就是说全社会所有的想改变命运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进大学的身上。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及伴随之而来的“扩招”则成了大势所趋，再也阻挡不了了。

然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推行旧式教育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低端人口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给极力为孩子谋出路的低端人口中的家长们带来无尽之负担与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换来的是甜美的报偿的话，家长们还是想得通的。可随着经济危机的逼近，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每年成倍增长的毕业生数量、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与应届毕业生择业的心理预期之间的剪刀差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极大的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就如电影《决裂》所隐喻的一样，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后不断形成的旧式教育体制让大量的应届的毕业生成了只能应付考试的“马尾巴的功能”———他们的所学既与社会的需要脱节，他们的心态又与社会的环境脱节。除了愤怒，他们和他们将要面临的社会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想要挖掘其深层次上的原因，还在于“决裂”这两个字。曾经有一位中国的老板说，其实，就业的机会很多，有的行业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专业对口的人，而许多职业是现在大学生不愿意屈就的。为什么许多的工作机会很多的大学生不愿意干呢？这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

四十多年前，被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改革开放后的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为追求个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资本家、官员、技术专家。显然，社会对后者的吸纳程度毕竟是有限的。

本来，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应该可以向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会有着多元化的自我期许。但由于中国的社会各种的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相互决裂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过程，于是乎，教育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的角色———要么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要么为培养尖端人才制造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该是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思考教育是培养学生们结合实际社会需要的新式教育, 还是盲目地培养些学非所用如学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旧式教育的时候了。

电影《决裂》于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后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代表作。电影的主要内容是1958年抗大出身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到松山办抗大式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期间，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办学方针与严重脱离生产实践的学究式资产阶级办学理念做坚决斗争的故事。

不但大学这样，小学也如此，又红又专的办学理念贯彻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小学一二年级，上半天文化课，另外半天是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文革时期，综合大学也有办，主要培养以理论学习为研究课题的专业人才。

文革中大部分是专业院校，如农学院、林学院、医学院、畜牧学院、工学院。按照教育要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农学院下放到了农村，林学院被赶到了林区，工学院则办到了工厂。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取消，改由工厂、农村、部队基层单位推荐，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要紧密结合地方的生产实践。

如农业大学在南方山区道路崎岖，主要牲畜是牛、猪，那么主要专业课程应该是如何养牛、养猪，而不是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在办学理念上，反对高楼大厦，强调勤俭持家。

然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华丽的大转身。小学、中学自不待言，大学的变化更大。专业院校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兴其径，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 如林学院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天晓得这样的学生跑到生产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至于“红”的培养方向，更是被金钱、权力所异化，“宁在宝马中哭泣、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当代年轻人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如今的大学生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做人的道德价值底线，也谈不上为什么理想而坚守；长期在生存压力下，极易为物质利益所诱惑而随波逐流。为名为利不管黑道白道先富为道。例如在当官发财的当下，区区一个政府机关的处长职位，可以引来50多个教授激烈竞争。今天的高校， 论文压倒一切，一个学美术的艺术类教师为职称可以去炮制在化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假文凭假论文等等什么都有。只要有名称都可以造出假来, 还可以以假乱真。

文革有很多令人不爽的人和事，也给少数人带来痛苦。然而，文革中有许多好的人和事, 有许多的精华。尤其在教育理念上有很多方面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旧式教育下的许多学生连韭菜与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文革当时的新式教育体制下，学会了割麦、插秧、打谷、车水。因为中小学又红又专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学生参加工作后，很多学生经常多次地深入山区、林区的林场、农户、林业站调查。

有的学生因为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的缘故，多次被有关部门领导邀请作为专家参加一些林业方针政策制定前的研讨。不止一次在参加国家部委召开的专家研讨会时，仍有一位林业专家悲哀地说：不超过10年，等新中国培养的老一代林业专家都退休时，这样的会议就无法举行了。因为，目前高校新进的师资基本全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林业调查规划实践经验、对林区基本情况不了解的学术研究型教师。

今天我们怎样来看泛教育质量，怎样来衡量泛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各种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有人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 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有人所要求的统一标准，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你不同意他这个标准吗? 那就是不讲质量，那就是把他认定的坏学生当成了好学生。

当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就要说你“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无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之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让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重新称王称霸。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怎样危言耸听，终究是唬不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凤那样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为革命勤奋学习，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向党和人民交了红卷。他们的质量，无产阶级满意，贫下中农赞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质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龙国正说得很明确：“咱们共大培养的人材，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又要有学问，还会生产劳动，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观点。

李金凤在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但能够识破而且敢于顶住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草”，这说明她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她能够培育出优良的稻种，能够发现生产队稻田的虫害，并组织同学和社员一起把它及时扑灭，这难道不算学问，不算文化?

有人诬蔑我们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这真是奇谈怪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又红又专。其实，任何阶级看待教育质量的好坏，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说李金凤是好学生，首先是因为她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而曹仲和他们把李金凤当坏学生，甚至开大会批她，首先也是因为她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斗。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那些“罪状”。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历来重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那些极力维护“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尝是热心智育，他们的真心本意，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而已。

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由于受旧传统观念禁锢，对于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专爱挑剔，这正象鲁迅说过的那样：尽管现代的玻璃镜要比古代的铜镜好，但他们总是顽固地认为：“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这样的人，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和工农群众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四十多年前的电影《决裂》，总是使人思考着当前中国教育产业化资本化后的种种丑陋。电影文艺创作和现实斗争的结合是紧密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反映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究竟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不是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校内的课堂上! 教授们又开始大声地讲着《马尾巴的功能》, 学生们也认真地又或是装着认真地听着非洲斑马的马尾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而类似于《马尾巴的功能》一样的东东在各式各样的学校里还多着呢。怪不得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很多都是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的。同时为了抢钱大量地盲目地招生后造成学生毕业后即失业之外, 还出现了许多买卖文凭造假学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所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专门为农民子弟建起来的农业大学里，学生的管理是采取“社来社去”的培养方式即从当地的农民中招生，毕业后再返回到农村去。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的一个老师是由葛存壮饰演的教授。 某一天的某一教室里教授正一本正经地在对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马尾巴的功能”。这时，一个老农民来请这位教授给牛治急性病，却被轰走了。教授认为他的“教学大纲”要比农民的实际困难重要得多。

建国后，围绕着教育方针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刘邓为主的认为教育规范化、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尖端人才是当务之急，而另一方以毛泽东为主的则坚持教育的目的是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而主张在教育的问题上应当继承延安“抗大”的办学精神，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争论背后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层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针之争不免演变成了政治路线之争。

[yongbing1993]

走资派特色砖家叫兽无家国情怀






经过四十多年走资派邓小平们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即中国特色社会里的走资派特色砖家叫兽们，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即走资派特色砖家叫兽们，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他们哪还有心思虑及几千万工人下岗后是如何艰难度日的，他们哪里还顾忌到农民失去土地资源后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哪里还管得上环境资源是如何被严重毁坏的，他们哪里还管你穷苦百姓年收入够不够富人官员宴席上半瓶酒、一道菜的。

在权贵富人的意识里，甭管我如何如何，反正有人为我叫好，反正有人为我吹号，反正有人为我歌功，反正有人为我效劳和撑腰，你大多数处于贫困之中的民众算得了什么？谁让你没有日天告府、搅海翻江的本领捞取钱财呢？看看如今电视上的经济栏目和娱乐栏目里，有几个工人农民士兵在谈自己的低待遇、高劳作、薄收入？能招摇于荧屏的大多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先富者和那些学有所成精英们。

这些人相互依存、琴瑟和鸣，有钱的为有知识、有话语权的分享残羹；有话语权的为有钱的呼吁政策庇护，吹响企业家美名。到头来苦了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既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就如生活在非洲原始从林中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该吃草的偷偷吃草，该吃肉的大胆吃肉；该被吃的惊恐被吃，该吃弱的肆意吃弱。这就是丛林法则，这就是公平竞争，这就是有唱戏的、有喝彩的、有敲边鼓的、有呐喊鼓掌的社会现实。你若为此不纳，那就也变出一个强者看看？

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有了道德伦理思想文化的人类，从来就没有脱离开过洪荒时代的兽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人类有了太多的被称为知识精英的人，他们把自己所依附的强势阶层的种种掠夺行为美其名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民主人权。用这些美丽的谎言扰乱平民百姓的视听，其目的无怪乎就是把你卖了或者吃了，还要吧咂着满是油腻的嘴巴、鼓囊着满是钞票的口袋哄骗你说：这是帮你消灾，这是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是引领你步入天堂。

中国有一句贯穿古今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话绝非茫无所指。看看助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次农民大起义，有几个是读书人发起的，有几个是由读书人领导的？有几个草莽英雄身后不是跟着一大群生活落魄顺风而倒的知识分子？再看看历朝历代那些大奸佞、大恶人周围，有几个没有几个穷酸秀才在为他们出谋划策鼓掌叫好？这些知识分子唯独忘了自己作害的人中大多就是原本和自己一样的底层受压迫者，或者能真正为国为民有所担负的国之栋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怀着科学救国抱负的海外留学生，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至今鼓舞着海内外华夏儿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非常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之初，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全权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12月18日，周恩来同志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给那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并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留学生回国热潮。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他在信中以激情的语言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的行动，却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和刁难，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府。1951年9月，21名中国留美学生乘船返国，当船抵达檀香山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强迫学理工和医学的吴铱、刘安华等9位留学生乘小船返美，不准其回国。以后，几经波折，他们才于10月再次离开美国，于11月回到祖国。

秉持报国信念的钱学森亦是归心似箭。1950年8月，当他准备启程回国时，却突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

1955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得知钱学森急切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消息后，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归国的无理限制。在王炳南的大力推动下，8月5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被允许离开美国。同年10月，钱学森回国。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到20世纪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他们当中，包括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程开甲……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程开甲说，我不回国，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对这些怀有赤诚大爱的知识分子来说，祖国是他们生命中永不平复的烙印，报效国家是他们不可更改的人生命运。”

“家国情怀是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血脉之中的文化传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是海外学子奋发图强的精神归依。”

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给那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并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留学生回国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