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万中国妓女是否也骂文革

五百多万中国妓女是否也骂文革

 

 

2024-05-02，国际性工作者联盟（IUSW）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以500多万人居冠，其次为印度的300多万人，第三名则是与台湾邻近、性产业蓬勃发展的泰国。

IUSW发布「按国家与性别划分的性工作者统计数据」指出，全球估计逾5000万名性工作者，4160万是女性、1040万是男性，随着提供性服务的机会跟管道都越来越多，此数字未来还可能增加。

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国、印度、泰国，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排行，第四至第十名依序为美国（100万人）、菲律宾（80万人）、墨西哥（50万人）、德国（40万人）、巴西（25万人）、泰国（25万人）、孟加拉（20万人）、南韩（14.7万人）。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经历了消灭娼妓的惊人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中国又经历了色情业卷土重来的沧桑巨变。中国女性社会面貌的变化可谓跌宕起伏，既然之前提到了东莞扫黄，就不能不提中国女性曾经扬眉吐气的年代。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妇女不当妓女。

 【毛泽东时代娼妓制的消灭与中国妇女的新生】

 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建国后，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

 旧中国的上海滩是名副其实的风月场，1949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封闭全市72家残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头，分别移送法院审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妇女教养所教育改造，从此张灯挂牌的妓院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显着减少。1952年起，人民政府采取突击和经常收容相结合办法，发现一个收容一个，至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余名，基本上消除了娼妓活动 。

 砸碎一个旧世界显得容易和痛快，共产党在这点上和历代农民起义似乎差别并不大，然而，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这个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则完全显示出了的不同和先进之处。

 毛泽东时代娼妓制消灭了，以前从业的女性要生活，要工作，要有出路。并且，旧时的工作遗留给她们的还有那折磨人的病痛，以及心理上的自卑感，这些都需要新社会的建设者去面对。

 在上海妇女教养所，高达95％以上的妓女们都患有性病。为解除她们的痛苦，彻底根治性病，1952年，上海市卫生局在教养所内设立诊疗所，动员本市10个医疗单位，邀请19名专家共同为她们治疗。当时医治性病的主要药物盘尼西林（青霉素），国内还不能生产，全靠进口，价格昂贵。陈毅了解后，立即指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她们的病治好，一要给治病，二治好后要给工作，三参加工作后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经过几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资18万元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恢复了健康。

 为调动教养对象自觉改造的积极性，教养所建立每月两次的家属接待制度。教养所还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和集体生活制度，组织乐队、歌咏队、戏剧队自编自演文娱节目，丰富妇女们的业余和节日生活。

 组织劳动生产，培植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这点是改造的关键。1952年6月，教养所贯彻“粗工易学，工具简单，投资少，容人多，原料、销路可靠”的原则，办起了毛巾、织袜、缝纫、药棉等工场，根据收容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建立相应的工资制度。当她们用自己双手劳动领到的第一次工资时，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3年7月，妇女教养所成立审查处理小组，集中对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2431名妓女进行审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后不再重操旧业，树立劳动观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业。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绍到棉纺织厂工作。由于被收容妓女陆续出所就业，改变了留所人员一度存在的改造遥遥无期的消极情绪，增强努力改造，争取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参加工矿、农场、机关、学校、服务行业等建设。至1958年，全市7000余名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业，各得其所。200多名年老无依，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家可归的送救济机构或养老院供养。由于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经历和强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岗位后大多数人表现积极，有的成为农业战线上的能手，有的成为工业先进生产者和三八红旗手。

 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可谓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造旧世界的一面旗帜。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最后胜利，消灭了千年的娼妓制度。必须强调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清除卖淫现象，靠的不是罚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视作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采取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指导她们从事生产的方针，培训她们劳动技能，免费给她们治病，唤醒她们的自觉，转变其思想，使之成为健康的人，靠劳动吃饭的人。正是因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把妓女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而没有歧视，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胜利。

 【妓女们对工厂劳动的参与中国妇女撑起半边天中的一员】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解放” ，“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

 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化的劳动、参与建立“现代化大工业”根基的一个高潮，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1952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不过60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就有58.2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 。1958-1960年间，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全民所有制的女职工从1957年的328.6万一下子增至1960年的1008.7万，增长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这一时期，不仅女性参与到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中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参与面也大为拓宽。作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新华社一则电讯称：“……许多大型厂矿企业里的女职工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钢女职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女职工已占18%，徐州贾旺煤矿解放前没有一个女工，现在已有1746名女职工分别担任着设计、生产管理、开机车等工作。宁夏银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筑工，现在有了2000多名。‘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

 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制下的充分就业，使中国妇女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经济地位。从女性就业的统计数字看，新中国前30年女性的社会参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女性就业人数只占妇女总数的0.22％。1949年全国只有女职工60余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而1978年为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6％。在农村，妇女出工率达90%以上。山东省城武县西洼农业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员王凤云，过去经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积极参与劳动后，给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对她尊敬起来，婆婆更说“一样劳动、一样吃饭，以后谁也不兴欺负谁”（这点是不是有助于理解现代婆媳关系呢？）。

 【一样的政治权利与一样的社会福利待遇】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 。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就已经卓有成效，中共在各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游击区内，女工农妇代表会、妇抗会、妇救会、妇联会等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国统区也大力发展妇女统一战线。1939年，在延安专门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 ，用于培养妇女干部。1949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从此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妇女组织。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选举法》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我国妇女第一次获得有选举法保障的选举权。1956年全国共有75万6千多个农业合作社，当中70%—80%的社有女正副社长，约有50余万人。在广东省梅县龙坪乡中的一个“红旗”农业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妇女，9个社务委员有7个妇女，6个正副生产小组也全是妇女。

 文革是中国妇女参政的第二个高峰期 。据非正式统计，1968年各地革委会成立后，江苏省各级革委会有20%的妇女。到文革中后期，妇女干部比例达到了顶峰，高达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看都是相当高的。

 中国女性的文化宣传方面，从电影这一方面可以较为清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男女平等的良苦用心。1956年出品的电影《马兰花开》讲述了女主角马兰如何克服重重困难，由一名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推土机手的故事。1975年出品的电影《春苗》反应了女赤脚医生田春苗如何为农村的贫下中农进行医疗服务的故事，春苗的原型是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两名先进人物。1976年出品的电影《青春似火》反映了女工梁东霞在工厂中为开展技术革新而斗争的故事，等等。中国老电影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特意突出女性在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光辉形象。

 那个时期的电影，客观地说，从基本面上讲，电影力图宣扬的，是劳动妇女的积极进取的形象，歌颂的是工人阶级及广大的城乡人民公社的女性社员们的劳动者，是“群众路线”在艺术领域的真切体现，而不是什么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的陈年旧事。

马克思曾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妇女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随着私有制产生，家庭外生产胜过家庭内生产，两性间的分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男子劳动和生产变得重要起来，妇女劳动和生产及社会地位随之下降。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性别对立实质是阶级对立，妇女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男性统治”要加以阶级分析，统治的“男性”是资产阶级的男性，而无产阶级的男性则深受阶级分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感，女性地位低下现象的另一面是广大劳动阶级男性的所受的资本压迫。

 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妇女相关的问题日益严重起来，比如，男女不平等的家庭观念回潮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婚姻日趋市场化、爱情日益成为奢侈品，离婚率明显上升 ，娼妓制的复活与二奶现象的普遍 ，家暴问题突出 ，女性就业难、收入低、职业风险高，不一而足。

 曾经的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娼妓制消灭，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妇女可以自傲地向全世界宣称，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妇女不当妓女。然而历史曾经丰满，现实如此骨感。中国妇女状况的变迁折射的是社会经济的沧桑巨变，理解了这个基础的巨变，才能理解妇女问题解决的钥匙。

[yongbing1993]

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方法






1967年3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外出的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十分明显，这个规定的重点，已经转到了让离校学生回校研究改革教育制度、方针、方法上来。

毛泽东已经打算从“斗”和“批”的阶段进入到“改”的阶段，这是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的思路和实践相吻合的。这个规定还要求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学校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领导机关职能。

此时，毛泽东已经准备建立新的学校领导机构。3月7日这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中小学生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社论说：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毛泽东还想到，光靠口头号召离校学生返回学校复课，是不完全的措施。毛泽东批示：解放军应即进驻学校，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为了更好地落实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中共中央于3月19日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实质，就是说：离开学校的学生不要在全国各地乱跑了，必须立即返回学校，接受解放军的训练。

中央关于学生返校接受军训的指示在全国一传达，在各地串连、造反的学生大部分返回了本校。毛泽东提出，各学生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设想：只要返校的红卫兵组织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就会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各个高校和中学的局势就会稳定下来，然后即可进行下一步的“教育革命”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这些重要指示中，毛泽东专门指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学生组织里面也有坏头头，对这些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毛泽东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红卫兵的，而且话说得很重。

1967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这个中央文件里面所说的改革，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酝酿的“教育革命”。

毛泽东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虽然仍把革命学生列为搞“教育革命”的主力军的第一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加进了“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这表明，对于“教育革命”问题，毛泽东已经有了新的考虑。

至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于1967年10月陆续复课。复课后的学生在以“四个面向”的方针分配后，毛泽东决定“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他打破常规，形成了新的办学思路。

复课后，中央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已经进入毕业时段的大、中专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在“文革”前三四年或“文革”头一年入学的，有的学了一些专业知识，有的一入学就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毛泽东对他们一视同仁，都由国家分配工作。

按毛泽东原来就有的看法：在工人、农民中，在生产第一线，是缺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而知识分子也需要到工人、农民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据此，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对这批学生，实行“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毛泽东的这些想法，通过当时中央批转的文件发表出来。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

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要求：对大、中、小学一切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做出适当安排。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

这份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规定：1966、1967年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不久，1968年的大专毕业生也按此原则进行了分配。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又对1969、1970、1971年毕业的大专生进行分配，分配原则与1966、1967年毕业的大专生相同，并且要求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中国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不是不要办大学了，而是要按照新的思路去办大学。这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正当此时，上海机床厂搞了一个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上海市对此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调查报告正合他的心意，把上海机床厂的这个经验与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专毕业生的原则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办大学的新思路。

于是，他要《人民日报》发表这份调查报告并亲自写了一段话作为编者按。这段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当时考虑，按此“教育革命”方向发展，不但要解决学生问题，还要解决教师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学生，总是需要老师来教的。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1968年9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指出：要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学学校毕业生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9月12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的编者按中又提出了由工农兵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的问题。9月14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一篇文章中公开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毛泽东在他连续作出的这些批示中渗透了一个实质性的思想：我们要使用的，是与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了旧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思想中，前提虽然仍然是改造知识分子，但立足点却是“使用”知识分子。基于“使用”这样一个立足点，高校的教师们又可以讲课了。这样，办大学的教师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文章《我们主张彻底革命》，由此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问题的讨论。

讨论中，这样那样的意见都有，只有驻辽宁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进行革命》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篇文章提出：学校应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为课堂；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和部队复员转业的人员中选送。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上述观点，正合乎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要求各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各高校的临时领导班子、驻各高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注意学习这篇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导向，在此后的有关讨论中，大家的意见逐步集中到一起。又过了一段时间，到1970年的6月，中央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今后恢复办大学的方针。

这个方针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6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把这一方针推向全国。

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确定：今后高校办学的学制为2—3年，课程分为三大块：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同时，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招收学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同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收的办法，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

这个方针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新经验和新意见，最后由中央把这一方针确定下来了。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

从此，全国各地高校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各高校进入了一个由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时期。

这一时期持续了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中国的高等学校恢复办学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断。

[yongbing1993]

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有关论述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毛泽东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我们党早期的五四运动研究者。说参与，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既到京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也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说研究，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五四运动》，作了一次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此外，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多次评价五四运动。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今日广大青年全身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论意义重大。其一，资产阶级革命从理论上讲都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把民主主义革命区分为“新与旧”是毛泽东的首创。可以说，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二，把五四运动作为“新与旧”的分水岭，同样是毛泽东的首创。五四运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说：这次运动青年学生是“带头”，主角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革命舞台，并随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为何区分“新与旧”？为何把五四运动作为“分水岭”？毛泽东分析说：其一，五四运动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其二，这种革命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其三，这种革命在经济上是把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其四，这种革命在文化上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

毛泽东的结论：一是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二是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三是这种新式革命，五四运动后的指导者属于无产阶级了。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从思想准备上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五四运动前与后对比的方式，专门论述了思想准备问题。第一，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第二，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个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式，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第三，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所以，这就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干部准备上说，我们党的早期建党者和领导骨干、党员骨干大多数都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南陈北李”建党为例。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舆论阵地，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准备了大批骨干。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们起到了先锋队作用。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中说，由学生们参加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全国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在充分肯定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先锋队和革命的重要方面军的同时，他强调：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全国青年们，努力啊！毛泽东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国的青年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yongbing1993]

全世界的《青年们，努力啊！》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1]，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战争[3]、甲午中日战争[4]、戊戌维新[5]、义和团运动[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

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

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

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4]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5]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yongbing1993]

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走资派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大学里尤其是著名大学里培养的都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知否《五四》为何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分水岭意义。

《五四纪念》从《五四运动》刚满一周年时己开始：

1919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认为，五四精神应该包括《牺牲精神》、《社会裁判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五四运动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并呼吁青年学生们《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

李大钊在1921年将《五月四日》称为《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认为五四精神由《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等要素组成。

1940年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为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全民族共御外侮的社会环境中，五四话语的关键词是《爱国》，这恰是《五四精神》最为突出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个《五四青年节》题词：“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爱国、团结、劳动》成为对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对《爱国》的表达就是要《立足本职岗位》，《又红又专》，《艰苦奋斗》。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国日报》(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随感录《五四纪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纪念’到了，强调了五四运动的牺牲精神：“五四运动精神如何，乃是为民众而牺牲。到民间去吧，这一条坦道是永能保持这个精神的。”

五四运动：“要争外交，要读书，须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须推倒国内外的压力，要推倒国内外的压力，须以国民的资格，加入国民革命运动。”

“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

《民国日报》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带有鲜明的党性色彩，作者均为国民党人，其言论完全从孙中山学说的立场出发。当天，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二十万人纪念五四”大会，其意“继续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声势之浩大为此前历次学联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所远不及，把纪念五四运动转换为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场景在以后不断重演。

《五四运动的成绩》，向青年发出新的号召：“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没有组织，没有主义，而是情感的结合，尚有如此成绩；今后在本党指导之下，有主义，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敌人奋斗，当然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亲爱的青年们！联合起来，在本党指导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气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驱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常之学业，则遑不计及。什种情形，十余年来，为全国学界之普遍现象”，并在“党务”栏刊登消息《五四运动纪念》。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其间，是北京及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活跃分子。毛泽东曾认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晨报》等研究系主办的报纸上，观点与其他革命人士的区隔并不明显，如陈独秀将五四运动精神归结为“(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李大钊似稍进一步，他把“五四”看作与“五一”一样的节日，“因为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将纪念五四运动逐步纳入青年工作的一环。1924年4月，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强调：“‘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

“‘五四’运动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扩大，没有在运动中起领导的作用。这次运动在一般学生领导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单独反日，没有认清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民众的敌人，甚至有浓厚的亲美倾向)，同时也不能持久。这个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弱点。后来的‘五卅’运动，因为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就纠正了这种弱点了。”

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存在(因为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第二是由于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时代，不能不从民族本身的基础上发扬起民主的科学的精神，新文化基础是不坚固的”，“然而现在是完成的时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国共两党之亲密地合作起来，而且又加上了各党派的合作，共同为救国建国的大事业战斗”。

1939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前夕，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提到“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运动参战运动周，西北青救并已提议‘五四’定为青年节”。

毛泽东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国的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实行起义。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了中国人民使用新斗争方法：罢课、罢工、罢市、街头演讲、群众示威、抵货等等。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则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没有越出带着浓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结社之外，辛亥革命时则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开始创建了政党。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民使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工会、学生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自然，这种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经局部的出现过，但是使这些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在千百万群众亲身的经历中来大规模的成功的使用，则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之，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

《纪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国青年伟大光荣历史的一页——在延安“五四”集会上的报告》。社论说：“‘五四运动’的掀起，表现了中国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现了中国青年对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国青年清楚地认识了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才是中国青年真正出路。‘五四’运动是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一个伟大觉醒，它继承了太平天国、黄花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创造了新的群众的组织、新的斗争形式，给予以后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作了新的肯定。

《纪念“五四”》，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大时代的感慨：“从五四到现在，中国已经历过许多的大风暴。这时期内历史内容的丰富，实为中国过去数千年所未有。活在这个伟大时代，并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火炉中，和时代的敌人搏斗，这的确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肯定五四运动具有三点意义：一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上开辟了一条新文化运动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国旧的文化传统，开始介绍欧洲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声”；三是“中国青年有组织地走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凯丰对“五四”的总结与毛泽东一样，朝着建构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是“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的意识支柱——礼教，反对孔子的教条”，是“文学革命的提倡”；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五四运动造就了“最光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纪念“五四”》，特别提到的群众基础：“‘五四’运动，有些人把它缩小为学生运动，忽略了当时各阶层的参加，忽略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这是不对的。‘五四’运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学生只是当时运动的发动者、首倡者，起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一切革命运动，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有力量，‘五四’运动的伟大就在于此。”对新文化运动提出过的“劳工神圣”口号，亦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一口号给中国历史上贱视劳动者的思想一个破天荒的打击”，纪念五四，“发掘光大‘劳工神圣’的思想，知识分子更应进一步与工农结合，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五四’不特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在政治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争取民主政治思想的运动；在思想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反封建思想、反旧孔教、反玄学而推崇科学思想的斗争；在文学方面，它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为今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开了一条发展之路。所以‘五四’运动，除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还是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变点”。

“‘五四’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旧范畴转到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是中国知识青年热心追求先进革命学说和走上群众化的伟大的转变点”，“实在的，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彻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五四’以来，我们看见过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没有决心与工农民众结合到底，后来都弄得一事无成或走投无路”。

艾思奇认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只在思想上准备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形式上的革命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准备，或者说，五四文化运动是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时代，而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五四文化运动”与戊戌时期的文化运动不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旧中国文化思想进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运动”，回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这似乎是他个人坚持的一个提法。一字之去，对一个富有哲学素养、讲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有意为之，其间差异值得人们嚼味。

“‘五四’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的启蒙运动，如今不单‘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着中国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牺牲了若许头颅鲜血，人民受了千辛万苦，所换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来，这的确是自有‘五四’以来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岁了，咱们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

当然也有：“许多在五四时代前进的分子，现在蹩在时代的后面了，像我便是一个”。“这前后三十年间，我也并非在睡觉，却是不够警醒的；也并非不感苦恼，却是找不到出路。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大游行示威





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大游行示威。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美国的黑人领袖。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政府是如何尊重支持弱势群体的《人权》的。在新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贫下中农是自己作主的骨干劳动力，军队中有士兵委员会。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

美国黑人记得毛主席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主席于1968年4月16日公开发表了这份举世闻名的声明：“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惨败通知的新号角……”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里面有毛主席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朴素的真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同样也不会忘记。《上海公报》的“中方声明”，那是毛泽东文化的体现，是毛主席的。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请毛主席为他英文版红宝书签名留念。1963年10月1日罗伯特·威廉和夫人首次访华受到毛主席接见。罗伯特·威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黑人领袖。他有一把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来福枪。奶奶告诉他，当年他爷爷受到白人歧视，内心不服，就买了这把枪来自卫。爷爷后来从政，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主持出版报纸《人民之声》。罗伯特·威廉将这把枪视作传家宝。

他曾亲眼目睹美国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妇女的场景，因而他也勇敢地参与了反抗斗争中。金一南在一次讲话中说过：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被刺身亡，年仅39岁。

1968年4月5日，美国巴尔的摩、芝加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地125个城市爆发了抗议行动。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主席于1968年4月16日公开发表了这份举世闻名的声明。这也是毛主席继1963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之后，第二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毛主席的声明极大鼓舞了罗伯特·威廉他们的正义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毛主席的这份声明，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文、朝鲜文、藏文、蒙文，供少数民族同胞学习。同时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斯瓦西里文、斯洛文利亚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印度尼西亚文、泰米尔文、僧伽罗文，世界语，供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文化影响全世界，一点都不含糊的。

《上海公报》里的内容，中国人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今天，必须重申，1972年毛主席与尼克松握手，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不改初心。中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站在一起的初心，在毛主席那里不可能改变。不拿原则做交易的毛主席，也才会得到像尼克松这样的美国政治家的毕恭毕敬。

美国国家价值观只认实力交朋友。美国政治家只会在强者面前谈友谊。第一位来新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比较懂毛主席是一位怎样的强者，他也比较明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之实力强在哪里？

尼克松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怎么会不了解毛主席指挥的抗美援朝呢？尼克松和他的班子怎么会不懂毛主席在支援美国黑人反抗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世界级能量呢？尼克松总统在毛主席面前得毕恭毕敬，不是作秀，而是自然的。

《上海公报》里中方的声明，历史证明那是想不通也得想得通的，因为在世界范围那是说得通的，历史已经也将继续证明那是行得通的。

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会忘记《上海公报》里的这一段，那是体现毛泽东文化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中国的走资派也许忘记了，这里不妨再复习一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2]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3]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根据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个声明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
[2]三K党，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一八六六年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成为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3]肯尼迪，当时任美国总统。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大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土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旺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请毛主席为他英文版红宝书签名留念。

[yongbing1993]

严密封锁下的《延安》如何生存







延安时期毛泽东杜绝浪费故事三则

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封锁，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缺食无衣、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多种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困难，还从困难走向了胜利。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筑牢了革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立党立国的精神支柱。倡导节约和杜绝浪费，则是艰苦奋斗的具体表现形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带头节约，杜绝浪费，为全社会形成节约和杜绝浪费的风气，起到了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郭永祥在杨家岭毛泽东住所门前执勤站岗。毛泽东在窑洞里思考问题，不停地来回踱步。那时，延安所有生活物资奇缺，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不例外，用的是一盏普通的煤油灯。

毛泽东将油灯燃着的灯芯压得很小，一闪一闪地发出一点微小的光亮。由于灯光太暗，视线不好，毛泽东思考问题过于专注，有时会碰到椅子或者其他器物。郭永祥在门外看到了，就悄悄走进屋内，把灯芯挑长，顿时油灯火苗蹿了上来，屋内亮堂堂的。郭永祥转身要走，被毛泽东叫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多大了？”

郭永祥赶快回答：“20岁了。”

毛泽东问：“识字不？”

郭永祥答：“识的不多，在队伍里学的，200多。”

毛泽东说：“年龄还小啊，要加紧学习，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你们的才智。”

毛泽东说着，顺手拿起一支毛笔，在纸上写下“节约”二字。用手指着“节约”二字问郭永祥：“认识这两个字吗？”

郭永祥赶快回答：“认识，节约。”

毛泽东说：“给我说一下这两个字的意思？”

郭永祥得意地说：“节约就是能节省就节省，不浪费。”

毛泽东对郭永祥点点头道：“你学习得不错，对字面意思能理解。”

郭永祥听到毛泽东表扬自己了，赶忙说：“我学得不够好，还要学认更多的字。”

毛泽东眉头皱了一下：“我们学习要同实际结合起来，同工作结合起来，同党的事业结合起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你能结合咱们的现状，谈谈对节约一词的认识吗？”

郭永祥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看着郭永祥：“比如节约一词，我们党一再号召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可有些同志就是理解不了，还存在浪费现象，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就拿这煤油灯来说吧，特别需要节约。”

郭永祥迷惑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严肃认真地说：“目前咱们陕甘宁边区很困难，没有工业，所有工业品要到国统区去购买，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咱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更是难上加难。就拿这煤油灯里点的煤油来说，要到国统区出高价购买，通过人工穿过封锁线运到延安来，这要付出多少资金、人力呀。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不顺利的话，还会有人牺牲，我们党付出的就更多了。少用一点灯油，就是节省人力物力资金。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节约，避免浪费，把有限的资源集聚起来，用在抗日事业上，抗日事业就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金基础，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就会早日完成。”

郭永祥一听，不由自主地吐了一下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毛泽东和蔼地说：“再说这煤油灯。读书写字的时候拨亮一点，思考问题的时候拨暗一点，就是依据实际工作需要节约的一种方式。”

郭永祥赶快给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您用这盏油灯拨亮了我的心灯。”

毛泽东看着郭永祥满意地点点头，郭永祥赶忙过去把煤油灯再次拨暗，悄悄走出窑洞，站在了自己的哨位上。

1941年春，国民党在宜川、洛川一带集结重兵，大有闪击延安之势。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调八路军主力部队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一方面加强边区南线防务，防止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延安；另一方面在时刻保持战斗准备情况下，以南泥湾为中心，实行屯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军需自给。

三五九旅初到南泥湾，生活极为艰苦。没有房子住，就搭草棚子；没有粮食，官兵一起到50公里以外的供应站扛粮食；没有菜吃，大家上山寻野菜、采蘑菇。面对这种状况，三五九旅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开展大生产运动。

首先要解决的是缺少农具的问题，王震旅长就亲自领导干部战士用废铁和弹片打制。就这样，上至旅首长，下至每个战士，全部投入到开荒生产中来。到1943年，开荒种地达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蔬菜折粮0.3万石（3斤菜折1斤粮），共1.5万石，还喂养猪4200头、牛820头、羊7800只。

此外，三五九旅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其中，大光纺织厂年生产棉布9000多尺，生产毛毡千余条，毛巾2000余打；制鞋厂年生产单鞋2500余双，棉鞋1200余双；化工厂年产肥皂10余万块；被服厂年产单衣2.5万套，棉衣1.2万套；榨油厂年产食油2万余斤。还开办了木工厂、皮革厂、陶瓷厂等。

驻地的草棚都建成了窑洞，指战员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产品除供部队所需外，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南泥湾也成为“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发、张闻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其间，毛泽东到田间、营房、伙房看了部队生产、训练、生活情况，向干部战士热情问好。

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九龙泉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视察，听取了王震的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王震向毛泽东一行汇报说：“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毛泽东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为了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送行，三五九旅用自产的粮食作物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们选了两只自养的鸡，在山里采来香草，熬出带香味的水。用带草香味的水煮熟了两只鸡，在木炭火上烤好，做出了两只烧鸡。两只烧鸡颜色金黄，香味扑鼻，成为餐桌上最醒目的一道菜。

毛泽东看着烧鸡问王震：“战士们能吃上烧鸡吗？”王震回答：“战士们一周可以吃上两次猪肉，每次人均四两。一个月可以吃上一次鸡肉和羊肉，人均半斤。过年过节，猪肉、羊肉、鸡肉管饱。”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就好。只有战士们能吃上肉，我才有资格吃这烧鸡。”在当时食物奇缺年代，毛泽东和朱德也难得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很快两只烧鸡只剩下骨架。用餐完毕，毛泽东问餐厅工作人员：“这鸡骨怎么办？”餐厅工作人员回答：“只能扔掉了。”

毛泽东一听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餐厅工作人员看着毛泽东眨巴眨巴眼睛，不知所措。毛泽东用手拉开上衣口袋，餐厅工作人员赶忙把两副鸡骨架装了进去。毛泽东走出餐厅，随行人员马上给毛泽东照了一张照片，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传说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将鸡骨架熬了两次鸡汤。

后来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三五九旅用南泥湾山里的香草制作而成的烧鸡，毛泽东吃了赞不绝口，连剩下的鸡骨架都装在口袋里带走了。人们就给这种烧鸡起了个美名，叫“口袋烧鸡”。

陈德发，陕甘宁边区时期安塞县四区马家沟村村长，1943年、1944年连续两年被边区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参加了边区召开的两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延安召开，表彰大会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广场。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底下放着长条形木凳，木凳上铺着木板。会议有一项议程，各县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敬献锦旗，安塞县推举陈德发向毛主席献锦旗。安塞县给毛主席献的是一面长方形红旗，上方穿一根长长的木棍，四边挂有黄颜色的穗子，中间绣着“敬爱的人民领袖”几个字。

献锦旗开始，首先由延安县吴满有和安塞县陈德发分别向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献锦旗。吴满有稳稳走上主席台给朱总司令献上了锦旗。陈德发精神抖擞，迈着正步走上主席台给毛主席献锦旗，没想到脚上用力过大，踩在木板上有弹性，快到毛主席身边了，木板的弹性把陈德发弹了起来，身子一斜，险些摔倒。坐在主席台凳子上的毛泽东赶快站起，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扶住了即将跌倒的陈德发。陈德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扶陈德发站好，左手接过锦旗举起右手向陈德发敬了一个礼。陈德发急忙说：“毛主席，我还没给您行礼呢。”毛泽东笑着说：“本来就该我先给你行礼。你是劳模嘛，生产出了粮食，为支援抗日战争出了大力。”陈德发非常激动，赶忙双脚并拢向毛主席鞠了一躬。

会后，毛泽东请吴满有、申长林、陈德发、王德彪4个劳模去杨家岭家里做客。毛泽东家里陈设很简单，在地上放个小炕桌，四周摆放了5个小方凳，毛泽东坐在小炕桌旁同劳模谈话。陈德发认为自己给毛主席献锦旗出了“丑”，既紧张又拘谨。

毛泽东看着陈德发说：“小陈，别紧张，随便点。你们村生产情况怎么样？”陈德发拘谨地回答：“我们村11户40来口人。前年（1941年）我当村长后响应大生产运动号召打粮100来石，去年（1942年）打粮140来石，今年（1943年）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打粮220来石。”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小陈，你看群众公粮任务重不重？”陈德发说：“说实话，不轻松。要完成公粮任务，从早到晚要苦干哩。”毛泽东点点头，说：“群众愿意吗？”陈德发说：“愿意。咱们为了打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前方的将士流血牺牲，后方的老百姓多吃点苦多流点汗，是应该的。”毛泽东又问：“群众余粮能吃多长时间？”陈德发说：“人均余粮1.5石，1石是300斤，1.5石是450斤，足够一年半的口粮。加上瓜菜，够吃两年，可以说实现了耕一余二（耕种一年余两年的口粮）。遇上灾年，吃稀点，挖些野菜填补，够3年的口粮。”毛泽东又满意地点点头道：“我们收公粮首先要保证群众利益，保证群众不受饥饿。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都是人民的，一切要为人民利益着想，决不能让广大劳动人民吃亏。”

说话间，饭端上来了。黄米干饭，4个菜。4个菜分别是炒土豆丝、炒萝卜片、猪肉炖粉条、酸菜烩豆腐。厨师说：“毛主席招待你们劳模，特意让做了几个好菜。”4个劳模看着饭桌上的饭菜，感觉毛主席的伙食标准太低了，都有点过意不去。毛泽东乐呵呵地看着劳模们说：“快吃吧，我今天沾你们的光，享口福了。”

陈德发端起碗，用勺子往碗里盛米饭，一不小心，把几颗米粒掉在饭桌上。陈德发怕别人说自己毛手毛脚，赶快把米粒往桌下扒拉。毛泽东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陈德发的手，劳模们都停止了吃饭，看着毛主席。毛泽东细心地把桌上的米粒一颗一颗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咀嚼着。

其他劳模都不敢吭声，吴满有说：“毛主席，就您的饭，我们几个劳模都管得起。掉在桌上的几颗米粒，您就别吃了，寒酸我们是吧？”毛泽东抬起头来，扫视了一圈劳模，嘻嘻一笑道：“怎么，看我这吃相难看啊？”申长林、陈德发、王德彪赶快说：“不难看。”毛泽东认真地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群众生产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呀，我们不能浪费一粒。我说你们劳模，今后不光在群众中要当生产粮食的模范，还要带头当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粮食的模范。发挥出你们的示范作用，带领和引导群众形成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好风气。”

吴满有说：“今天亲眼见您爱惜粮食不浪费，回去我就给群众讲，在毛主席家吃饭毛主席把掉在桌上的米粒都捡起来吃了的故事，让大家向您学习，节约粮食爱惜粮食，杜绝浪费粮食。”

陈德发跟着说：“对，我们给群众讲毛主席捡米粒吃的故事，教育群众形成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这就对了。给你们劳模称号，合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