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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钱穆先生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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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钱穆先生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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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8 作者:艾次举  

源于自然环境差异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在这个前提下,世界文化可以分为两类,即游牧商业文化和农业文化。

钱穆从这个角度看待文化。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从源头上看,人类文化有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这三种类型可以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

他指出,游牧商业文化“向前发展”,农耕文化“足够安静”,前者演变为西方文化,后者沉淀为中国传统。“三种类型和两种类型”只是说,这通常是合理的,但经过仔细审查,问题出来了。游牧和农耕是两种工业形式,商业是一种贸易形式,可以将两种工业结合起来。因此,游牧民族有“游牧商业”文化,农耕民族也有“农耕商业”文化,这是应该说的。

从产业形态和地理形态来看,文化类型可分为海洋文化、河流文化和草原文化。它也可以分为大陆文化、岛屿文化和森林文化。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待文化,但不能把文化视为某个角度的限制。在钱穆先生看来,我们不能说在这方面有局限性,但有必要提醒我们。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不是单一的农耕文化,而是农耕、游牧和航海的混合文化。在近代到来之前,汉民族冒险进入关东、西口、南亚,分别展示了这三种文化形态的结构和功能。

钱穆认为,游牧商人比其他人更看重财富,他们贪得无厌。因此,他们通过“前进”而“永远富裕和强大”,而农民因为他们的“安静的脚”——正常的生产、定量的生产和较少的刺激而“永远满足”。

这种说法只能在东西方文化的常规比较中加以解释,并能做出经验性的判断,但很难进行理性的观察和人性的透视;可以得出模糊的结论,但很难获得真实的逻辑结果,这是一种文化体验,而不是真正的知识。

因此,当他继续说“西方经常使用国家权力来保护和促进外国企业,而东方经常使用政府法令来遏制国内商业力量的过度繁荣”时,他仍然提供了文化经验,而不是确切的论据。例如,汉唐时期不是没有考虑过“利用国家权力保护和促进对外贸易”吗?你从未取得过像样的商业成果吗?南宋时期也有海洋开发,与其说是政治和军事,不如说是商业。

国外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还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的表现。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显然不同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现代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如果对政权不利或有威胁,有时政府必然会采取“以政令遏制国内商业势力的过度繁荣”的措施。

虽然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钱穆先生并不在乎。文化自信驱使他说:游牧商业文化从内部缺陷开始,所以它需要寻求外部,所以它是流动的和进取的,而农耕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它是安静的和保守的。

在文化发展模式上,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是外向型的,“先积少成多,然后慢慢向外扩散”,而内向型的“中国文化往往由大到大,先受大形势的支配,然后逐渐向内丰富”,外向型的文化看世界,看到世界的对立,内向型的文化看世界,使人和世界始终处于一个统一的氛围中。反对派使人们不安,他们不得不“仍然自由,为独立而战”,他们总是渴望征服,所以他们充满侵略性;和平容易团结。“自由和争取独立”是“侵略性的”,而君主专制是“容易和平”?这样,真的有点不可靠吗?

学说的文化差异

钱穆认为游牧民族的所有活动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同时,人们认为所有的农业国家都是以家庭为导向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因此,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家庭主义。

家庭主义以孝为文化核心,个人主义以自我意识为文化表征。个人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认识为权利,以自我延伸为生活的真理。”

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也尊重个体,但并不注重自我,而是以“天人合一”为其避难所。钱穆指出,尽管儒家思想中有“利己主义”,但它巧妙地调和了人与我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人只把生活和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总的来说,整合的根源是自然和天堂;小字,是自己的自我。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天人合一”。家族主义把小我变成大我,而“大我的证明”在“孝”中完成。

孝是“中国人对世界和生命的义务观念”的表达和实现,是基于人性的自然选择。在这一选择中,自我将自由融入到无尽的义务中,强调绝对的义务淹没了自由,从而实现了“自由与义务”的绝对统一。

这种团结是家庭主义的基础。当自由消失、义务上升时,作为“孝”的主体,人们的意识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状态,这种状态被彻底客观化了,“小我”被放到了“大集团”中,“小我”在“大集团”中为人所知,在价值权衡中自我定位。

这样,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意味着“认识父母和孩子在一条连续的线上”,实际上是将“小我”融入“大群体”的生活中。一旦融合,“小我”就会消失,自心就会转化为“孝”,由“自入心”向“大群”境界“成全心”、“成全心”和“赞天地之修”,一个个向上、向外循环扩展。

支撑父母和孩子的必须是“孝顺”。从本质上来说,“孝”和“孝”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的表达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国人性”的坐标轴上,孝是一种基于时间的人道主义指向,而孝是a/きだよ/inter-temporal人道主义的横向指向。孝顺是为了你的父亲和祖父母,而是为了你的兄弟。一般来说,“中国人性”的核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所以“孝是人性的核心”。

因此,钱穆主张“中国文化都是建立在家庭观念上的,家庭观念首先是人性观念”,主张“有一个由人民的孝道所推动的家庭,有一个由家庭所推动的民族传统,有一个由民族传统所推动的历史文化崇拜。”

中国传统家庭主义始于父子关系,而西方个人主义始于男女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钱穆称中国文化为“孝”。他称西方文化为“爱”文化,认为“孝”能使家庭义务中的“小我”变成“大我”,获得永恒感;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个人主义的爱是可以分开和结合的。因此,他认为寻求“大我”完成的家庭主义伦理比寻求“小我”实现的个人主义伦理具有更深更广的文化价值。这种讨论也能给我们丰富的文化体验,但仍不足以形成真正令人信服的知识表达。

文化的信仰目的地

钱穆认为朴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而是与西方文化相比。

在中国历史上,西方纯粹的宗教信仰尚未形成。中国人在当今世界追求宗教。有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在当今世界总能得到某种宗教上的安慰。只有当现在的文化退化时,他们才会追求宗教。

钱穆将其归因于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政治目的论的文化目标,并肯定了儒家以君臣子的政治伦理作为其人生信条,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功能。他说,我们不妨称儒学为宗教,它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宗教,是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宗教,侧重于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西方宗教诞生了,而中国宗教加入了世贸组织。西方宗教不期待政治,而中国宗教把政治当作自己的生命。

显然,他的宗教观注重的是内在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外在的仪式规范。

钱的宗教是儒学,因为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意味着“总有一种宗教精神”。不管有没有上帝,不管有没有教堂或宗教仪式。因为儒家的政治伦理表现出一种“入世后的宗教精神”,它将“小我”与宇宙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大集团”精神,从而使儒家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宗教。他说上帝没有意志,即人民的意志,上帝没有态度,即人民的态度。

人和上帝是一体的,这在西方宗教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西方的宗教信仰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而以大群体为基础的儒家则主张“人性本善”,因为“个人的自我可以有原罪,而大群体的整体可以没有原罪。”

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大群宗教”,而西方的宗教是“个人的自我宗教”。儒家因为坚信“人性本善”,认为执着于自我认同可以与群体性联系起来,所以采取了“为他人而求”的方法,这种方法“注重人的心灵的自我启蒙以自悟”,而西方宗教则因为持有原罪理论,使人放弃自我认同,一切都是“基于上帝的意志”。因此,西方宗教必须有天堂和世界的对立,必须有牧师和祭司

因此,钱穆把西方宗教称为“上帝宗教”,把中国宗教称为“人心宗教”或“良知宗教”。虽然中国人不需要教堂,但在他们心中仍然有一个神圣的地方,那就是家庭。"中国人在家庭中培养良知。"。所谓“良心”,就是“孝顺”。“内圣外王”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固有的实践方式。所有这些都根植于孝道,一旦这种心建立起来,一大群人的心就会连接起来。“孝”还赋予了传承家庭的生物行为以积极的文化意义,使人在繁衍中不朽。因此,中国宗教也可以称为“孝”宗教。

儒家的“大群体”精神不仅具有整合现实生活的功能,还具有融合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功能。钱穆指出,当外国宗教传入中国时,儒家思想可以接受它们并加以传播,而西方宗教则坚持一个神,意见不一。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经常发生,“流血和屠杀”,持续了几千年,“但不能被诱饵阻止”。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大群体教学”优于西方的“自我教学”,这当然取决于他自己的宗教观,显然是不“科学”的。

文化的精神表达

钱穆在谈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时,曾提出“三个转变”的理论。他经常说:“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人道的,人道是艺术的。”

他把这三个转变作为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语境,特别是把艺术作为中国精神的表达,强调中国人从艺术的角度看待世界,形成艺术的世界观、艺术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就人生观而言,他指出,中国人没有充分发展他们的现实和理想,因为现实发展的最终形式是科学,理想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宗教,而中国文化既没有孕育纯科学,也没有产生纯宗教。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人生观介于现实和理想之间,是一种“中性”的人生观。

他说:我们有希伯来人的通史,但还没有发展成他们的宗教;我们对希腊艺术有普遍的欣赏,但它还没有发展成他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似乎介于希腊和希伯来之间。中国人的理想从历史出发,回归历史,发展为“历史崇拜”,而中国人的现实则趋向于艺术。“历史崇拜”就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孝”字。如果说“孝”一词概括了中国人的理想,那么“和”一词也可以表达中国人的现实,因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源就在于“和”。

“和谐”的最高表现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目的地,也是一个精神家园。它以山水和花鸟的形式,表达了中国人心中的桃花之源,维系着中国人精神的乐园,从人的性情角度认识宇宙的伟大,使中国文化走上了“善用物性,善用健康”的艺术之路,而不是“走上科学之路”。

科学源于人与自然的对抗,也源于其作为自然立法者的主体性。从文化的地理背景来看,欧洲的地形是破碎的,如锯齿状的牙齿,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对抗非常明显。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西方人的征服欲望和主体性被提升,所以西方人的内心世界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

为了实现内心世界的统一,西方人必须从外部思想中寻求一个“绝对概念”,而科学精神根植于这种“寻求超现实的、抽象的、普遍的、绝对的概念”的心理定势之中。“例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理性的哲学观、罗马的法律观、耶稣教导的上帝观,以及现代科学界的秩序和机器观,都可以说是有着相同的根源和共同的根源,都根植于一种超现实的、广义的、抽象的、逻辑的和理性的和谐要求。

中国的地形是完整而统一的,这赋予了它的人民以“和谐”的性质。在这种自然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精神,因为中国人注重“和谐”,只利用人的智慧和聪明才智来帮助自然,而拒绝取而代之。中国人并非不知道机械的便利,但机械是一种基于人的聪明才智的服务,它扼杀了自然的兴趣,损害了物质财产,反过来又损害了人的自我本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常常赞美心灵手巧,却轻视机器之心。历史上,虽然中国人“不断地发现科学思想和机械创造”,但由于这种“和谐”的文化传统和“不丧偶而不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机械生产”受到压制,机械工业走向了“精致艺术和智能玩具”。

在“对立”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是两个,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的;在“和谐”中,主客体不分,心物合一,所以“在中国人眼中,没有纯粹的客观世界”,“中国科学人才的表达”与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人往往不对事物进行客观的“外部分析”,而是以一种非常艺术化的方式“直接把物质自然带入其中”,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人才具有一种“和谐”的艺术精神。相应地,西方人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基于“对立”的科学精神。西方人看待生活,就像他们看待自然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纯粹客观的。他们把人当作外部材料,他们被精心制作和详细分析。钱穆认为这失去了艺术自然的丰富的自然趣味。

因此,中西文化各有利弊,中国文化在生活情趣上可以尽力而为,但其缺点在于缺乏科学思维;然而,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由于过度理性,导致了无休止的对立,失去了生命的真谛。因此,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在生活中的不足,而西方人的科学精神可以弥补中国文化在科学思想上的不足。他们相遇并相互吸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这就是钱穆所设想的世界文化的未来图景。

总之,钱穆将中西文化差异归结为静与动、内向与外向、大群体与自我、和谐与对立的差异。他注意到自然观和人生观的统一,把科学精神归结为面对自然的生活态度,并认识到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然而,他同时认为,科学精神不能在个人主义下按照人性得到合理的应用和发展。这一观点,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无疑触及了西方文化症结的核心。他指出,政治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从传宗接代的活动中建立起一种永恒感,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然而,总的来说,他的论点的不足和他的思维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接近《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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