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游记
环球旅游的随记，北美，欧洲
老安游记《畅游祖国好河山》第一篇：魂牵梦绕哈军工
以前都是讲我在国外的经历，从现在开始，讲我在国内的经历，本篇讲“魂牵梦绕哈军工”。
今年是2022年，60年的1962年，我考上了“哈军工”。今天是9月1日，69年前的今天，是“哈军工”成立暨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的日子。我在“哈军工”六年的学习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前途，令我终生难忘，魂牵梦绕。
就让我的自传体系列游记《畅游祖国好河山》，就从这个值得纪念的年分，值得纪念的日子开始吧。1962年，我18岁，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校址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所以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靠北，最靠东的省份。中俄分界的黑龙江，是省内最大的河流。本省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接壤，南部接吉林省，西部接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促湿润，春秋气候多变。下图是黑龙江省在中国的相对位置。
图1. 黑龙江省在中国的相对位置
黑龙江省的省会是哈尔滨市。哈尔滨市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松嫩平原的东南缘，松花江中游的南岸。由于黑龙江省的地图形似天鹅，而哈尔滨市地处其修长颈处，所以被誉为“天鹅项下珍珠城”。
哈尔滨市，是东北北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哈尔滨市是十九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和苏联联系中国和远东地区桥头堡。所以哈尔滨市受到很多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苏友好”，这也是“哈军工”选址建在哈尔滨市的原因之一。
下图是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的相对位置。
图2. 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的相对位置
“哈军工”，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的东北端。后来有人与“哈工大”相混，其实“哈工大”是另一座大学，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的西南端。不过两校偶有往来。下图是“哈军工”和“哈工大”在哈尔滨市的相对位置。
图3. “哈军工”和“哈工大”在哈尔滨市的相对位置
哈军工于1952年开始筹建，1953年初，基建破土动工，1953年9月1日，举行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
“哈军工”属于军队序列，干部和学员都穿军装，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是“大兵团”级，高于“省军区”和“省驻军”级别。“哈军工”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下图是身穿戎装的陈赓大将。
图4. 哈军工的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中国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赓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东征作战。之后赴苏联学习谍报技术，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412事变后，到上海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后赴鄂豫皖任红四方面军师长。
1934年，跟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下华中，华南，西南，直至云南全境，并且支援越南抗法战争。
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朝鲜战争。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位。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下图是1955年国庆节，陈赓（右一）等几位将军，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的游行队伍。
图5. 陈赓大将（右1）等将军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队伍
1955年，“哈军工”各系已初具规模，设有五个系：一系空军工程系，二系炮兵工程系，三系海军工程系，四系装甲兵工程系，五系工兵工程系。1959年，中央军委决定将学院的培养目标，改为研究设计和制造的军事工程师，实施“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的方针。
1959年，新建导弹工程系（新五系），并且吸收了原空军工程系和海军工程系中的尖端专业。原来附属于导弹工程系的原子科，扩大成原子工程系（新二系）。将空军，海军和炮兵中的雷达和无线电专业集中起来，扩建成电子工程系（新四系）。
1962年8月20日，我入学哈军工。从此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生训练。各地来的新生分配到五个系去训练。我分到三系（海军工程系）。课程是刚入伍的新兵：“立正，稍息，向右看 - 齐！”，“向左，向右，向后 - 转！”，“齐步 - 走！”，“立 - 定！”，“解散！”，等等。
等到星期天，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借来正式海军服，跑到照相馆里去照相，然后寄给家里。由于现役军人的免邮资待遇（贴邮票处盖三角章），把能想到的亲朋好友，都寄了一封信，一来是报喜考上大学，二来是显一显“海军军官”的神气。下面是我当时的照片。
图6. 我在哈军工的第一张照片
多年后，我在叔叔家，舅舅家，同学家，远亲近邻家，都看到过这张“海军军官”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寄出的，尽管有些亲友多年都不来往，但还是照寄不误。
新生训练的最后科目是“野营拉练”，全体新生来到哈尔滨郊区的大赵家。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揹上背包，挎上书包和水壶，腰间还有手榴弹，肩上扛着五六式（步枪），皮带别上五四式（手枪），当然枪里都是空弹壳。
一个星期下来，大家都晒得黑黑的，但是更加壮实了，到此为止，新生训练算是完成了。国庆节之后，大家开始分系了。一般来说，分专业时，会考虑到个人志愿。但是在哈军工，一切都听从组织分配，我的专业志愿报的是无线电，但却被分配到机械制造专业。
从新生入学开始，大家私下里议论最多的是学员中的高干子弟。我前前后后得知了一些，不太全面，但也有一定代表性。下面按照入学年代排列如下：
58级的罗箭（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之子）。59级的刘太行（刘伯承元帅之子），宋勤（宋任穷上将之女）。
60级的毛远新（毛泽东主席之侄），林晓霖（林彪元帅之女），罗东进（罗荣桓元帅之子），邓先群（邓小平之妹），廖恺孙（廖承志之子，廖仲恺之孙），左太北（烈士左权之女），谢飘（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之子），
61级的林用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之子），二系61级的李黎力（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之女），罗裕书（罗瑞卿大将之女），杜美平与杜安平（沈阳军区副政委杜平之女），五系61级的陈丹淮（陈毅元帅之子），陈洪生（贺龙元帅养子），傅平（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之子）。
五系61级的许延滨（许光达大将之子），杨小平（杨勇上将之子），顾绍华（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之女），刘豹（烈士刘伯坚之子），谢名苞（炮兵学院政委谢良少将养子），王思红（黑龙江省委书记王一伦之女），张玲玲（福州军区司令员张天云之女）。
五系62级的贾虹生（副总理贾拓夫之子），钟代辉（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中将之子），李瑞（煤炭部副部长李建平之子），韦扬（新四军烈士韦一平之子），王唯延（交通部长王守道之子），杨俊生（杨成武上将之女），唐东元（唐亮上将之女）。
五系62级的白克明（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裴少峰（河北省委书记裴仰山之子），罗仁（吉林省委书记赵林之子），肖淮乔（南京军区副政委肖望东之女），朱淮北（炮兵司令员朱瑞烈士之女）。
五系63级的俞正声（其父为北平地下党领导人黄敬，原名俞启威，江青前夫），彭小枫（新四军烈士彭雪枫之子）。五系64级的陈知健（陈赓大将之子）。
五系65级的朱和与朱春元（朱德之孙），谢小沁（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之女），彭云（烈士彭咏吾与江姐江竹筠之子）。
陈赓院长去世后，副院长刘居英少将提升为院长，政委是新调来的谢有法中将。新生训练结束时，谢政委给我们作报告，介绍了军工的五个系，称为五兄弟：老大是空军，老二是原子弹，老三是海军，老四是无线电，老五是导弹，将来还有个老六，是计算机。
同时，对新生进行了院史教育，哈军工只是简称，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代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943部队，曾用过的代号有9042部队和103部队。位于哈尔滨南岗大直街东头的103部队。对于哈尔滨人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
这个部队里的年轻军人，成为哈尔滨姑娘们理想的追求对象，她们还考虑到有各种选择：一个花（少尉）太小，两个花（中尉）正好，三个花（上尉）难找，四个花（大尉）太老。哈军工毕业之后，一般都授予中尉军衔，“正好”，听到之后，觉得很有趣。
1953年9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正式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训词》,《训词》强调：“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 ”。
哈军工建院以来，多位中央首长来视察过，包括朱德（1957.4.24），粟裕（1957.9.11），彭德怀（1958.9.2），邓小平（1958.9.16），周恩来（1959.12.23），贺龙（1960.11.15），罗瑞卿（1960.11.15），陈毅（1963.6.18），刘伯承（1964.7.16），叶剑英（1964.8.）等。
十大元帅中有八位曾经到过哈军工视察。1963年，周恩来与陈毅陪朝鲜领导人崔庸健访问哈尔滨第二中学，因为那是他的母校。刘居英院长知道后，马上去见周恩来，请他来视察哈军工。周恩来笑道：“我太忙，让陈老总代我去吧”，陈毅点点头，事情就定下来了。
1963年6月18日，陈毅元帅在大操场上向全院师生做报告，鼓励学员又红又专，要求学员在学习期间“两不准”：不准结婚，不准谈恋爱。下图是陈毅元帅在体育馆阳台上做报告，我本人就是大操场上黑压压人群中的一个。
图7. 陈毅元帅在哈军工做报告
我的班级是 62-511，“62” 是入学的1962年，“5”是五系，导弹工程系，前一个“1”是第1专业，弹道式导弹总体设计专业，后一个“1”是第1班，我们那年的第1专业只有一个班，没有第2班。每人发给一个“出入证”，进大门和二门时都要出示这个证件。
图8. 我的哈军工出入证
一年级先开的是基础课：数学，物理，化学，俄语等。后来增加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画法几何，机械制图等。二年级开了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工程热力学，金属工艺学，还有第二外语（英语）等等。
数学课历来是哈军工的“霸王课”，总共需要五个学期。我们62级的数学课，由哈军工的“两大才子”，汪浩大尉和戴遗山大尉给讲。第一学期的数学课老师是汪浩，一边在黑板上书写，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边写边讲。我们只要抄写工整的板书就行了。
戴遗山的讲课与汪浩相似，只是右手残疾，用左手书写。他的视力极好，不时指出前排同学抄笔记时出现的错误。1964年，汪浩和戴遗山两人双双晋升为少校。多年后，汪浩被任命为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戴遗山则成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教授。
哈军工的数学课还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微分百题和积分百题。要求我们不能看书，也不查笔记，把题目背着做出来。这样就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以后的专业基础课有相当大的好处，我以后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
理论力学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使用清华的教材。对于后续的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都非常重要。材料力学对于我们搞总体设计专业的人员很重要，老师姓肖，一口浓重的四川腔调，要求我们把一些基本公式，要像市场上买菜的小贩对菜价一样，全都背下来。
三年级开始上专业课：导弹的设计与制造，包括学习真实导弹1059。导弹放置在学院里的一个专门大院里，叫做“教练队”，使用特别的出入证。专业课的讲义和笔记本下课时都不能带走，放在专门保密包里，交保密室保管。规定很严格，违反纪律会受处分。
由前面的图3可以看到，“哈军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的东北端。在同一条大直街的西南端，还有个兄弟院校“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军工”属于军队序列，穿军装。“哈工大”属于地方序列，不穿军装。那时，两校因专业关系偶尔互有往来。
“哈工大”，也有个导弹专业，有时他们的学生会到“哈军工”来上实习课：参观“教练队”里的1059导弹。“哈军工”和“哈工大”，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的两头。借用陈毅的诗《赠缅甸游人》：“我在街之头，君在街之尾，彼此情无限，共享教练队”。
导弹工程系的设立，是钱学森先生建议的。1955年11月23日，归国不久的钱学森由陈赓陪同到哈军工参观。陈赓问：“我们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外国人能干，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不久，哈军工设立了导弹工程系。
钱学森，1911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临安，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的第33代孙。钱学森是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在中国“两弹一星”的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1935年，钱学森以美国庚子退款赴美进修。1936年，他师从美国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1945年，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调查德国的火箭科技。1955年，以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军飞行员进行交换而回到中国。
钱学森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是美国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长期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钱学森的名著《星际航行概论》，在我们系里流传甚广，我的案头就有一本。这是我多年来离不开的技术参考书。下图是钱学森的名著《星际航行概论》。
图9. 钱学森的名著《星际航行概论》
空气动力学是导弹工程系的专业基础课，老师是空军系的黄序大尉。他教的课，概念明确，条理清晰，循循善诱，深入浅出。黄序也晋升为少校，后来调走了，当时不知去了哪里。1981年我到四川绵阳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才知道，他是那里的司令。
我们一年级时候的学员队队长是孟家福大尉，山西人，吃饭离不开老陈醋。他曾经参加过淮海战役，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孟苏宁，小儿子叫孟皖平。显而易见，两个儿子的名字，都与他在江苏和安徽的战斗经历有关。
五系的系主任是戴其萼上校，后来晋升为大校。此人在中央有人，五系的1059导弹，就是他通过上面的关系搞到的。因此他很傲慢，甚至对院长刘居英都瞧不起。由于五系的高干子弟多，他想通过他们与中央搭上关系，这让工农子弟很不爽，文革期间对他进行过批斗。
五系的系政委是王坚大校，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孟良固战斗。电影《红日》里的团政委陈坚，原型就是他。王政委个头不高，但嗓门很大，很有煽动力。讲到学习期间暂时不要谈恋爱，说道：“自古美人爱英雄，英雄不怕没人爱”。文革开始后，因为这句话受过批判。
五系的501教研室是我们专业老师的办公室。教研室主任张寿宝和副主任周曼殊两个人，都是导弹设计方面的专家。毕业分配后，我离开七机部，与专业课老师再无交集。
新生训练之后是分系分班，同班同学之间重新认识，我们班的沙基昌是上海人，1962年的全国数学竞赛第一名。第一学期，全年级新生在一起上数学大课。他是班长，每次上课时他领头喊：“报告教员同志，全班到齐，请您讲课！”。他是学习尖子，被提拔到61级去了。
贾虹生是北京人，高干子弟，副总理贾拓夫的儿子。思想很成熟表现很优秀，学习也较好。但由于其父犯过错误，所以他的入党时间很晚。然而他不气馁不急躁，仍然是班里最好的学员之一。后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火线入党”。
汤能益是湖南人，小个子，大眼睛，学习中等，但办事果断。有句口头禅“紧跟党支部”，很受队长指导员的赏识。在我们班里第一个入党，当上党小组长。但是由于太严格太古板，有些同学不喜欢，背地里叫他“汤鲁晓夫”，在中苏对立的时代，这可不是个好绰号。
钟维洋是上海人，小个子，白白净净，学习很好，字也写得好。高中念重点的上海中学，在一个很时髦的“古丽亚班”里学习，是学苏联的。但是有点清高，自认为了不起，所以有些脱离群众，在政治学习时，常常“被帮助”。
我一年级的课程是中等，尤其是数学。我在高中只学过代数几何和三角，但是上海的学生连高等数学都学完了。这实际上是地区的差异，我念高中的齐齐哈尔市，虽然是黑龙江省第二大城，但是在全国，只能算是个中等城市，教育水平是有限的。
从二年级开始，我的各科成绩都追上来了，成了班里的前几名，三年级时被选上当班长。哈军工的班长，不仅是行政上的干部，还必须是学习上的“尖子”。我的班长职务，一直当到毕业，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时了。
哈军工对学员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一切以保证学员的学习为第一要务。陈赓院长曾经说：学员是吃饭的，教员是做饭的，行政干部是端盘子的，这几句话成了哈军工的经典。陈毅元帅视察后，又发布了“两不准”命令，以保证培养出高质量人才，但也出现了“副作用”。
刘文秀是辽宁省大连市人，是我的好朋友之一。1963年暑假回来后，他带了一个大旅行袋，装满了大连的特产苹果，与全班分享，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但是高中时期就有了女朋友，受不了“两不准”的压力，得了“癔症”，三年级之后就退学了，下图是我们的合影。
图10. 我（左）与刘文秀（右）的合影
俞承花是湖北省武汉市人，男生叫个女生名。他的学习很好，尤其是机械制图，图画得与正规的工程师一样，被制图老师大加赞扬。但是，他有潜在的“癔症”，他自己也知道。在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下，一年级结束时退学了。
徐福泉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人，是个被寄养在穷人家里的孩子。有一天，他的亲生哥哥来找他，对他的刺激很大，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成分不好。结果，在一次物理大课考试时，犯了精神分裂症，只好把他送到马家沟的精神疗养院去治疗。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有所好转，又把他接回来了。经过了军工的几次变革：取消军衔，转业退伍，毕业分配，他都挺过来了，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市的743厂当技术员。后来听说，它的精神病又犯病了，最后自杀了。
1963年9月1日，是哈军工的院庆十周年，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全院师生员工都发了一套军礼服，是大盖帽带肩章的套装。军人服务社里的照相馆，总是排的满满的，有的是个人留影，有的是几个人合影，还有各种名目的集体合影。
下图是我的个人留影，再下图是我们宿舍里同学在院庆十周年的集体合影。
图11. 我在院庆十周年的留影
图12. 我们宿舍里同学在院庆十周年的集体合影
其实，每个宿舍只有四张上下床，最多只能住八个人，房中间的写字台，也只有八个抽屉八个小柜。不知为什么照片上出现了九个人？可能是某人曾经住过一段时间后搬走，照相的时候又跑回来，但我不记得是谁了，后排最左边的人是我。
1963年9月1日，哈军工院庆十周年的上午，全院师生员工在大操场集合，接受中央军委各总部，省市领导和院首长的检阅。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发表讲话，纪念大会整整开了一个上午。晚饭期间，各单位都举行院庆大会餐，全院师生员工开怀畅饮。
我们系的系主任和系政委，到各学员餐桌祝酒，我本人不会喝酒，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被同学扶回了宿舍，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这是我第一次醉酒，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醉酒。连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在军人俱乐部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也给漏掉了。
下图是62-511班全体学员与队首长在院庆十周年的合影。前排左数第四人是我们队的队长孟家福大尉，第五人是指导员，名字忘了。第三排左数第三人是我。我们班的一部分同学在二年级的时候，分出去到62-521班，是飞航式导弹总体设计专业。
图13. 62-511班全体学员与队首长在院庆十周年的合影
哈军工对学员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一切都以保证学员的学习时间为第一要务。1962年，当我们入学时，就有一个全院的学习标兵，五系59级的张凤英。她几年的寒暑假都不回家，成绩一直全年级第一，学院号召全体学员向她学习。
哈军工在61级以前，不参加全国统考，学员由各地方保送，所以学习基础差异很大。尤其是参加过1958年大跃进的同学，来到哈军工后学习跟不上。于是就把这些差生留级。我们班就分配来五六个，还让我们学习好的同学与他们搞“一帮一，一对红”。
我的“一帮一”对象是韦扬，新四军烈士韦一平的儿子，虽然各科成绩都不太好，但英语课成绩好。我帮他学习各科，他帮我学习英语，实际上是互相帮助，真正成了“一对红”，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在1978年“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还专门去拜访过他。
还有一个同学叫王兴仁，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思想很成熟，不久被选为班里的党小组长。毕业前还参加主持全班的毕业分配，对我的毕业分配特别关心，也成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分配工作之后，虽然再无联系，但是几十年后，我还记得他。
下图是我的同学韦扬，再下图是我的同学王兴仁。
图14. 我的同学韦扬
图15. 我的同学王兴仁
1964年寒假，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回北京时，见到毛主席，谈到哈军工的情况，当时出现叛变投敌分子陈东平案件，陈东平是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儿子，他给海外的敌特组织写信，要求投奔“自由世界”。毛主席说，这是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要到工农中去接受再教育。
开学后，毛远新把毛主席的话向院领导做了汇报。院党委马上发一个文件，号召全体师生员工认真学习。同时院党委做出决定，从今年秋天开始，哈军工全体师生员工，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10月，第一批2884人，到阿城和拜泉两县参加社教运动。1965年8月18日，第二批，首先有5743人，不久又增加了1111人，到巴彦和海伦两县参加社教运动。所以，第二批社教人员总共有6854人。我们班参加的是第二批社教运动。
1965年8月20日，我们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搞社教。从哈尔滨坐火车，来到巴彦县兴隆镇，再坐大马车到分配的大队和小队去参加社教工作。
我被分配到长胜大队第五小队工作组。我们工作组有六人，三个地方干部，三个哈军工的。组长郑万全是地方干部，副组长欧阳明是哈军工的行政人员，我和同班的阎战生是组员，还有两个地方职员焦玉兰和赵广波。
在社教运动中，我们工作队成员，白天与社员群众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政治学习，念报纸，学文件。实行“三同”，“四清”和“五不吃”。阎战生的嗓子好，有时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另外我们还经常到各家去，进行访贫问苦和忆苦思甜等活动。
社教运动的前期叫“四清运动”，专门清查“四不清”的农村干部，谁多吃多占谁贪污腐化，都统计出贪污的金额。工作大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材料员，来统计这些金额。我代表五队去汇报工作，如果报出的金额数量不大，他就很不高兴。
工作队的大队长姓徐，是个地方干部，对于农村工作非常熟悉，很有魄力。副大队长姓周，是哈军工的行政干部，军衔不知道，因为我们到来之前，把帽徽和领章都摘下来了，周副大队长有点军人脾气，讲究军队的派系关系和战友的哥们义气。
我们五队的副组长欧阳明，文化不高，但能与社员“打成一片”，甚至与农民拍屁股抠腚沟，我很看不惯，觉得这种行为对军人的形象影响不好。就在一次去大队部开会的时候，向周副大队长讲了，希望他管一管，免得影响军人的形象。
但是我太天真了，实话一说就闹翻了天。他是欧阳明的老上级，在一起多年，不允许别人说他不好。他认为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还认为我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等等。虽然没有大会批判，但是很多工作队员都知道了。
从此以后，我的思想压力大极了，工作情绪也受到影响。有些同学能够“火线入党”，我却不能“火线转正”（当时我是预备党员）。就这样社教结束后，我带着思想包袱回到了学院，虽然还是班长，但也不做什么事了。
这之后不久，军队取消军衔制，再后，哈军工集体转业，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我所参加的“八八团”又被打成“保皇派”。一桩接一桩的不如意，使我从社教后到毕业前这段时间，思想一直都很压抑。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以前可能是太过顺利了。
1966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实行十年的军衔制，“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在取消军衔改为红帽徽红领章之后，大家又开始合影照相。下面几张图是当时拍摄的照片，第一张是我与好朋友秦鸿兴，第二张是我与社教伙伴阎战生，第三张前排中间的是我。
图16. 我（右）与好朋友秦鸿兴（左）合影留念
图17. 我（左）与社教伙伴阎战生（右）合影留念
图18. 我（前排中）与同班部分同学合影留念
我们班于1966年3月12日又拍了一张全班合影。前排中间是队长徐祖鸿，他的左边是指导员郝其中，他的右边是副队长黄显仁，第三排右数第二人是我。
图19. 62-511班全体学员与队首长在取消军衔后的合影
不久，哈军工集体转业，由军队序列转为地方序列。军工从上到下都想不通，国防科委派工作组来对领导干部进行“整风”。最后想不通也得通，上边的命令必须服从。干部叫转业，学员叫退伍。全班的退伍军人证明书，都是由我填写的，下面两图是我的退伍军人证明书。
图20. 我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封面与封里）
图21. 我的退伍军人证明书（正里）
在退伍之前我还拍了一张照片，下图是带着红帽徽红领章的纪念照。
图22. 我在退伍之前的纪念照
集体转业之后，学院的名称改为《哈尔滨工程学院》，教师和员工的工资进行了调整。学员的供给制取消了，改为申请助学金，食堂供应的伙食也改为买饭票。学员都可以穿便衣，但大多数人没有便衣，好在还有旧军装可穿。
哈军工集体转业后，我们班的部分同学到松花江边去照相，照片背景是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和抗洪纪念塔，叫“塔镇江天”。照片前排的左边是我，前排的右边是张准，后排左边站着的是徐福泉，后排右边站着的是韦杨。
图23. 我与部分同学在哈尔滨松花江边的合影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都不见了，课程也停了。我们在教室里读报纸，学文件，讨论形势。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都紧张起来了。
1966年8月5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暗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前不久，《人民日报》转载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校长陆平，刘居英是陆平的弟弟，于是哈军工院内开始揪斗刘居英。
一些积极分子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批判刘居英。不仅批判还搞斗争，画黑脸戴高帽，肆意进行人格侮辱。批斗大会的主席是许光达大将之子许延滨，言论行为激烈得令人乍舌。台上台下喊声一片，完全把刘居英当成了敌人。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文件，做了一些政策上的规定。由于一部分同学对俱乐部里的做法不满，就退出俱乐部，在“文庙”（哈军工图书馆）旁边的小树林里开会，强调政策性的八月八日中央文件，后来人群越聚越多。
林彪之女林晓霖在小树林辩论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认为她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于是，哈军工大院里分成了两派：俱乐部派和小树林派。两派的师生员工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后来发展成两派之间互不来往。
最后，俱乐部派演变成“红色造反团”，简称造反团，小树林派演变成“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各系各班也分成两派，我们班的干部子弟都参加了造反团，工农子弟都参加了八八团，其他同学也都各自参加了这两个团。
渐渐地，两派都成立了（全院的）总团和（各系的）分团。造反总团负责人是高干子女，杜美平（女生），八八总团负责人是工农子弟，司锡才。我们五系五分团的负责人是61级徐思艾和谢名苞，还有64级女生黄丽满。
我和秦鸿兴都是八八五分团的骨干分子，负责搞宣传。把系大楼的地下室占据作为办公室，成立了一个编辑部，出版油印小报《烈焰》，主要是转载文革的最新消息和各种政策。系里有个打字员叫安淑芝，把打字机也搬来了，我们编辑她打字，然后我们再去散发。
后来我们又搬来了两张上下双人床，用大文件柜把办公室隔开，这里成了我们的“寝室”，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就睡在那里。不仅教室不去了，连宿舍也不回了。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八八总团和各分团都解散为止。
1966年8月初，造反五分团的人想给我们这些八八五分团的骨干分子“洗脑”，就派五系61级的陈洪生（贺龙养子），找到我和秦鸿星，并带我们到北京去学习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就跟着他和一些造反团的成员一起去了北京。
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38斋，下图是北京大学学生宿舍38斋。
图24. 北京大学学生宿舍38斋
1966年8月18日，我们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的大会。我们头一天晚上，就从北京大学步行走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潮汹涌。虽然划分了各个单位的活动范围，但也控制不住人流的涌动。
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广场上的人群都欢呼跳跃，激动异常，很多人的鞋子都被踩掉了。据说后来在清理广场时，光是鞋子就有好几汽车，再加上书包，水壶，皮带，帽子和杂物，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清理完。
下图是天安门广场上万头攒动的人群，我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员。
图25.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
以后，我和秦鸿兴又去了一次北京，住在女八中的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不花钱，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还看望了几个考到北京的中学同学。尽管如此，让我们退出八八团，参加造反团，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谁也不想当“叛徒”。
林晓霖常来五分团要《烈焰》小报看。突然有一天，她来后没说什么，把小报的每一期各要一份就走了。第二天传出消息说：林彪有讲话，说林晓霖一直反对他，这就等于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八八团也成了反动组织，从此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八八团内部也出了问题，五系的肖淮桥等三个女生，发表公开讲话，退出了八八团，参加了造反团。还杀八八团的“回马枪”，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但是她们两边都不讨好，造反团认为她们曾经是“保皇派”，“出身”不好，八八团认为她们是“叛徒”。
1966年秋，八八团的各级负责人也被造反团揪斗，还让八八团的内部互相揭发。八八总团负责人之一，五系61级的孙宝元，因为其女朋友，同班的王文龙“反戈一击”，揭发他的“反动言行”，从而绝望跳楼自杀了。
我们五分团的负责人也被揪斗，我与秦鸿兴都是骨干，也难逃被斗的命运。不过我们班的造反团没有那么狠，我没有被揪上台，而是作为“保皇派”，回到班里写检查，“触灵魂”。1966年末，八八团解散了，从此我就不参加任何活动了，一直到1968年毕业。
不久，造反团内部又分成两派，导火索是对黑龙江省委的态度，一派是“炮轰派”，另一派是“捍联总”，打得不可开交，后来武斗都用上了。我们原八八团的成员，不愿再搅进去，成了“逍遥派”：男生搞“路线斗争”（焊收音机），女生搞“针锋相对”（织毛衣）。
就这样，我逍遥了一年半，1968年7月，终于可以毕业了。我们的毕业证书仍然使用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证书，但是在上面覆盖了“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字样，下图是我的毕业证书（封面与封里）。
图26. 我的哈军工毕业证书（封面与封里）
我还是班长，全班的毕业证书还是由我来填写。62级是第十期学员，我的编号是625101：62级5系1专业，第01号。我们62级，入学时是六年制，后来由于教育改革，变成了五年制。虽然当时已经是1968年7月了，但毕业时间还是按五年制，写成1967年8月。
毕业证书的盖章是当时掌权的哈尔滨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下图是我的毕业证书（正面）。
图27. 我的哈军工毕业证书（正面）
搞完毕业证书之后，就等着毕业分配了，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我们5系1专业的分配方案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本人和家庭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分配到专业对口的七机部研究所，但是先到山东省文登县的国营农场进行劳动锻炼。
第二部分是本人或家庭有问题的，一律到哈尔滨郊区的严家岗农场劳动，一些父母没有解放的高干子弟和文化革命中被关被押过的，都暂时到那里劳动改造，至于最后分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到时候再说。
第三部分是离开七机部，五机部从哈军工要了几个名额，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123厂，还有山西省太原市第743厂。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来自黑龙江省，而且家住在齐齐哈尔市，那个五机部第123厂的名额，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班的同学分成对立的两派，已经有两年多互不来往，最后连个全班的合影都没照。分配之后各奔东西，尤其是分配到不同部门的，今生无缘再见面，这成了每个同学心中永久的遗憾。
1978年7月份，我开始了“研究生复试”的旅行。经过哈尔滨时，还专门拜访了我的同班同学韦扬，我在哈军工院内住两天。从毕业离校到再登校门，已经整整十年了。心中如同打翻了醋瓶，五味杂陈，对于世间的荣辱冷暖，感慨万千。
原来哈军工的大院，在哈军工搬迁之后，被十几个单位占领。他们各据一方，把军工大院围成东一块，西一块的“独立王国”。门口有守卫，外人免入内。昔日的风光不再，落寞的无限凄凉，连个能照相的地方都找不到。
几年前，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在原哈军工的大院内组建起来，但是只有原三系（海军系）的教学大楼和几栋宿舍楼。韦扬就是那时被招回来当老师的。我那几天也和他一样，住宿舍吃食堂，彷佛又回到当年在哈军工的学生生活。我还专门跑到松花江边去照相纪念。
图28. 我在哈尔滨松花江边照相纪念
我不知道汤平与汤小平。但是知道钱学森的高足罗时钧，还曾经拜访过他。
与你的30年相比，我在军工大院的6年，只有5分之1。五座大楼设计者，我不知道是梁思成。你对哈军工和哈工大的建筑相比较，比我的认识深刻的多，领教了。另外，我的新生训练在三系，进入学习后是五系，不认识徐玉茹，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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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有人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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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 的儿子： 陈东平，被枪决。
那样的楼在哈军工大院有好几个，每个楼是什么系颇好辨认，看屋脊的飞檐即可。
故宫的飞檐是一排排的各种兽，而哈军工大楼的飞檐则是一排排小飞机，舰艇，高炮什么的。
非常耐读的回忆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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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