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推销大米引发关注

何慧丽推销大米引发关注

                                    2006年1月6日

何必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如今却在北京卖起了的大米……（略。）

该节目播出后，收到大量观众短信和邮件，对何慧丽和兰考农民在京销售大米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支持他们挣脱现成体制不接受盘剥的做法，很多人都询问到哪里去购兰考大米。

也许，光是通过一个首经报的宣传，现在北京的这些兰考大米就可以销售掉不少呢。

何慧丽如此销售无公害大米的事件俨然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媒体纷纷关注。

其实，由于笔者被温铁军列入其乡建组通讯录，所以经常能够与该通讯录中的人士共享信息，也因此早就能够收到何慧丽群发的挂职兰考前后相关情况的各种邮件，对于这次带领兰考农民进京出售无公害大米，笔者也早有所耳闻。

媒体报道，何慧丽在谈到这次销售大米的经历时坦言，“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她边说边向听众们历数卖大米过程中受骗、受冷遇的种种情形。“我们这两位农民跑的第一单生意，就赔了七八千。”何慧丽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市场，碰了很多钉子。”

那么，那些没有面对过市场的农民到了北京，碰到了哪些麻烦呢？媒体对此也津津乐道。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的张砚斌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只卖了100多斤大米。张砚斌的卖法很传统，他就是到社区的门口挂个宣传板，旁边放上两袋大米，有人经过他就向对方讲，这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无公害大米，绝对是好东西。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甚至有人把他称为“骗子”。

“我上了北京两个批发市场，看他们怎么搞的。我问他们卖的米有认证吗，他们说什么认证不认证的，你想要什么商标我就给你贴什么商标。听了这话我真是特别泄气。市场怎么是这样的？”张砚斌说。

张砚斌说起这些新“发现”来一时停不住，又举了价格的例子：“我说要足斤足两5公斤包装的，结果卖米的说没有够秤的。我说我就要够秤的，结果人家说，那就得加钱———而我们的大米不但是够秤的，还每袋多给一二两，这跟人家能竞争吗？”

其实，这些大米在种植过程中如果有虫子也不能喷农药，以保证其无公害的品质。

到现在，这些大米只能放到知识分子密集区域中的一个书店里，碰到有人前来选购图书，顺便推销一下这些大米。书店卖大米，这也的确是桩新鲜事。如果米里生虫把书给毁了该如何？毕竟，米的储藏与书籍的保管还不一样。

被居民当作骗子（尤其在河南人被整体妖魔化的当下）、随便贴商标导致无公害与其他大米混淆成全格雷欣效应（劣币驱逐良币）、缺斤短两是市场常态而足够分量却成了异类、大米无处可放只能暂存书店……这就何慧丽所带领的兰考农民来京推销无公害大米的真实境遇。

何慧丽弄得不行了，找到了温铁军。于是，很多人都拿到一张宣传页，白纸黑字，看上去有些简陋。宣传页的最后不是广告语，而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推荐信。“各位城里人：本推荐不是广告，”名为《温铁军教授郑重推荐》的推荐信这样开头，“我们城里人吃的食品，由于化肥农药超标而迫使我们每天慢性中毒，对家人的健康是越来越大的威胁……”推荐信的表述很理性，但看得出试图说明所推荐的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的品质，也在试图说服消费者来购买。推荐信的结尾，温铁军写道：“现在，农民已将大米拉到了北京———城里人的家门口。大米的价格根据其真正成本计算，已远远低于一般超市的无公害大米价格，欢迎您选购！欢迎您做个好消费者！”

这封推荐信好像是个宣言书，为了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的产品进行鼓吹。不知道，在全国2000多个县里，如果都进行这种尝试，那么这种推荐信会有多少。

而在1月6日这天，笔者又收到了何慧丽群发的邮件。除了附件中外，还有一些文字。虽然没有经过何慧丽的许可，但考虑到是群发并且为宣传计，还是抄录如下：

各位：

1月2日，乌有之乡有50人听讲后，卖了400斤：

1月3日，杨帆老师讲座完后，卖了400斤：

1月4日，竞报发表后，有大老远去中心去买米的，有到乌有之乡去买的，共卖出500斤；

有数不清的电话打来，希望能以此宣传我们的合作组织的理念。

明天中午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播此事。

下面如何办？

林林总总这么多，让人感觉什么？凄凉和悲哀。

虽然有媒体评论，何慧丽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去做她自己并不熟悉的行当，推销大米，这本身违反了现代社会分工原则，但笔者并不想在此纠缠。

笔者在央视做经济学家访谈节目时，温铁军等人是节目的常客。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在谈到温铁军的领域时，希望我们能够让温铁军谈谈中国的粮食购销体制，因为这本身就是争论非常激烈而且牵涉到太多利益集团纠葛的领域。

实际上，温铁军也好，何慧丽也好，还有乡建组织中的太多人，都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何慧丽在兰考挂职后，把触角伸到了皇城根儿，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和勇气干着一件让人钦佩的行动。

可她和兰考农民在京的遭遇，折射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以及可以预见的难度。面对庞大、沉重而进化得近乎完备精制的中国社会运行潜规则，想要实现类似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国民食品安全水平有所提升，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一代两代人就能够完成的事。

我们通常总是在谈及，上个世纪30年代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各国社会规则遭遇抵抗的历史，来为现在中国社会的混乱找托词或借口。比如，那个年代美国也是欺诈横行犯罪遍地，所以把现在中国的无法无天看作是发展中的现象。可毕竟，美国的体制与这里有着太大的区别，政教分离、舆论监督、法律至上等等，这些背景构成了社会平稳过渡的基础性条件。

而当欺诈掠夺无法无天愈演愈烈却得不到切实对待之际，好像怎么着也只能把何慧丽的此类举动看作是手持长矛冲向顽固而恶劣的风车的唐吉诃德，从心底里钦佩她和兰考农民的胆量和激情的同时，实在对他们这种行动的结果不敢乐观。毕竟，此次简单的农产品直销过程中，已经透露出太多的社会矛盾的激发或者张扬，而一旦触及到权力阶层的利益，后果将更难预料。

无论如何，祝何慧丽和兰考农民们在京别太坎坷，如果能顺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