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向贫困群体派发红包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东莞向贫困群体派发红包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2008年8月2日

何必

千元“红包”目前已经发放1.6亿多元，目前尚有15个镇街边缘户尚在审核……（略。）

最近，东莞向市民派发红包的事情，引起了各方密切的关注。

王未名发来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何必注，略。）

对于收入公平（相对于自由派亦即右派的所谓起点公平、或者机会公平来，收入公平更可以看作是追求结果公平）一直给予了持久注意的崔之元发来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老潘注，张凯华也是长年累月能够收到我如此邮件者。其实，《半小时》的这种报道，特别是最后的那个评论，显得很是隔靴搔痒。派发红包的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的。）

（何必注，略。）

（老潘注，这倒是很能够说明些个问题。事实上，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国人信息体系一直残缺不全，当需要以个人收入或者财产为基础的政策实施时，就会遇到如此瓶颈。目前，警方、银行、社保等都建立了各自的所谓个人征信信息系统，但各自为政，互相屏蔽，而且在数据采集与统计手段上大相径庭，互相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无法接驳共享，使得在全民腐败的情况下，统计造假的事情可以发生在千家万户。第二，给城市贫困群体发红包，还是绕不过去那个老问题，就是贫困线的设定，会使得稍微高于贫困线的人口由于无法享受红包待遇而沦为新的赤贫，也就是所谓木桶理论里面的短板标准，对于木桶来说，只要存在短板，就不可能满负荷。实际上，红包政策还是个救急不救穷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措施，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涵养、社会资本的建设、以及社会公平度的提升并无实质性的改善。相关观点，2001年我在挪威时认识的朋友、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徐月斌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我以前多次引用过，以后也还会如此。于此不赘。）

老周发来参考材料。

zhoujd

2008年4月10日 15:44

近来在外地上网不便，附件供参考

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2008忧思录.doc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对话李炜光：财税是最大的政治

郭宇宽

（何必注，略。）

（老潘注，这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

崔之元还是对此津津乐道。

（何必注，略。）

（老潘注，发红包是针对贫困群体，与辖区人口普遍共享的社会分红自然不是一回事。而且，发红包更是在所谓非常时期的一种临时性政策供给，社会分红在崔之元所极力鼓吹的詹姆斯米德的语境下，应该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设计，进而或许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体系制定与维系当中的一个主要脉络。）

针对目前由于中国从通货紧缩当中不得不走出来实现各式各样价格的报复性反弹而导致的全世界通货膨胀当中，亚洲各国普遍的犹豫不决，洋鬼子很是有所微词。

亚开行：东亚国家抑制通胀行动滞后

（何必注，略。）

（老潘注，亚洲国家普遍都在专制统治当中，即使是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与韩国也未能幸免，遑论中国、越南、缅甸等专制化程度非常高的地界儿了。这种依靠权力对市场机制的补偏救弊，被西方人看作是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视若无睹，更被亚洲各自国内的亲西方派别（在中国是自由派亦即现如今的右派）指责为对“看不见的手”的无耻亵渎。不过，本轮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给全球化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鼓吹者兜头一棒，美国鬼子在倡导自由主义之际，却为了自身的利益狮子大开口，按照参加谈判的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的话说，是“漫天要价”，让发展中国家忍无可忍。世贸组织所面临着的土崩瓦解的态势，使得自由主义也灰溜溜臊么搭眼；此时，还抱着自由主义论调不厌其烦老生常谈的类似中国右派们，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抱残守缺，也就难怪与越来越多的人们渐行渐远。）

来自我收到电子邮件的内容。

没有不痛的通胀

李华芳

（何必注，略。）

通货膨胀是个洪水猛兽，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特别是经历过1988年价格闯关而招致1989年麻烦的中国当局来说，还是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的。

面对通货膨胀，香港特区政府有：补贴1800元电费给全港每户住宅；注资6000远给每户月薪不足1万元人士的退休金帐户；发放3000元津贴给每名65岁以上长者；额外发放一个月的社会救济及伤残津贴给相关弱势群体；宽免全年75%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缴税起征点，降低标准税率；豁免业主全年差饷……

相形之下，东莞委府所采取的措施，就显得很小家子气了吧。如果不是制造业大规模撤离，以及更早出现的无处不在的民工荒，东莞会有如此动作才叫见了鬼了。

不过，在目前中国整体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政策向右转（亦即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打左灯向右转”这种机会主义与精神分裂路数）的大背景下，东莞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也算是聊胜于无，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回光返照了吧。

广州日报评论：减税就是最好的分红。这种找政府直接要“红包”的做法在我们的当下，完全实现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减税，来给国民分红。而且，从可行性上来说，减税比分红更具有现实意义，减税就是送给国民最好的红包。

嘿嘿。

媒体嘛，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殊不知，减税与发红包（或者崔之元喋喋不休的社会分红）在目前中国的官场当中，完全是两回事。在为了权力你死我活的当下，减税是归财政部门，而发红包是归社会保障部门。这哪儿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合二为一或者取而代之的？掌握了发红包的权力，就意味着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大社保基金的势力，并且有了更大的设寻租空间。与此同时，在依靠增长率为政绩考量体系的情况下，税务机构税收额的下降，就意味着金人庆、谢旭人们升官发财以及（金）与其他贪官污吏共享情妇的机会大大减少啦。那是万万使不得的啊。

至于减税嘛，俺多次说过啦，在目前供养官僚体系所必须的公共开支已经刚性化无法突破之际，减税就只能是无聊文人们自娱自乐的坐而论道而已。君不见，在负利率已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情况下，利息税依然招摇过市？全世界有哪个政府会干出这等倒行逆施？再说说，中国政府1993年就承诺提高教育投入，使之能够达到GDP占比4%的可怜水平，但是十几年了，情况有怎么样呢？特别是本届委府亲政后，教育投入不升反降，也就说明了什么叫做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口惠而实不至了吧。

因此，东莞发红包，也就是一个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更不具有可复制性。至于说社会分红、甚至减税，那更是咱们坐井观天的痴心妄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