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与华南史前考古学比较研究的先驱者
---- 纪念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童恩正先生
前两天刚收到东南亚研究的最新成果，由 Elizabeth A. Bacus, Jan C. Glover & Vincent C. Pigott 编辑的 UNCOVERING SOUTHEAST ASIA’S PAS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翻开目录，第二篇文章的大标题吸引了我： Crossing National Boundaries: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 跨过国界：史前的华南与东南亚 ) 。我翻到第 13 页的正文，在客厅里边散步边读书，一口气念完了这篇文章。
原来这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 的海查理教授 (Prof. Charles Higham) 为纪念童恩正教授而写的。在这里特引用一段原文：
“This lecture is given in honour of Professor Tong Enzheng, who died on the 20th April, 1997 . As an archaeologist, Tong Enzheng was foremost among Chinese scholars in seeking links in prehistory between China , India and Southeast. As a scholar, he wrote lucidly and with authority, and extended his publications to include science fiction novels. He was a distinguished art historian and epigrapher… ”(UNCOVERING SOUTHEAST ASIA’S PAST ， Edited by Elizabeth A. Bacus, Jan C. Glover & Vincent C. Pigott, P13 ， 2006).
在外国学者的眼中，童恩正先生也被看作是中国学者中最早去追寻研究史前时期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关系之人。念完这篇文章，我感叹万千，想起许多过去的美好回忆。特撰此文，在童恩正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纪念这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作为晚辈， 1987 年之前，我并不认识童恩正先生。小时候，听说过他的爱国主义科幻小说 << 古峡迷雾 >> ，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 珊瑚岛上的死光 >> 。 1987 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参与筹备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国际会议。去成都四川大学参加了为筹备国际会议而召开的铜鼓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当时童先生是川大历史系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他当时也是铜鼓学会理事长。这次会议就是由他负责主持召开的。
在成都火车站第一次见到童恩正先生。一个英俊潇洒的中年人，穿着西装革履，戴着眼睛，开着银灰色金龟车，好像是意大利的菲亚特，亲自到火车站左一趟右一趟来接送参加会议的代表。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年轻教授开个宝马，奔驰什么的，没什么稀罕的。可是在那时看起来用今天的话讲“有点前卫”。在童先生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勤奋努力，精明强干。童先生和他的研究生对我们很热情。会议期间，食宿安排很圆满，代表们还参观了川大博物馆收藏的藏传文物，游览了成都近郊的风景名胜。我是第一次去天府之国成都，沾会议的光，也顺便去拜了洛山大佛，爬了峨嵋山。
1988 年 10 月 11 日至 17 日“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国际会议“在昆明举行，童先生来到昆明，主持会议。我有机会再次见到童先生。领略童先生的学者风采，结识许多这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议期间，我们和所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一起参观了云南省博物馆，昆明附近的民族村，著名的云南青铜文化遗迹晋宁石寨山遗址。从大会发言到平时和国外学者的交流，可以看出童先生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东南亚考古的主要工作是由西方学者所主持进行的，发表的资料也主要是英文的。因此要作比较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外语程度。童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记得在会议结束的最后的晚餐会上，上文提到的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海查理教授 (Prof. Charles Higham) 代表国外的会议参加者讲话，童先生作翻译。会议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兼导游。所以海查理教授对我的评价是像 shepherd( 牧羊人 ) ，带著一群迷失的羔羊。转眼几近二十年已经过去。
就因为成都会议和这次国际会议，我与童先生认识，与他的几个研究学成了朋友。后来， 89 年， 90 年，我几次去成都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办理有关人员赴美签证，都去四川大学拜访童先生和他的学生。那时，我的工作之一是 << 云南文物 >> 编辑，我每次去成都都给童先生稍上一，两本新近出的刊物，童先生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是最好的礼物” 。童先生的学生带我去童先生家。一进门就是客厅，也就是童先生的书房。正面就是书桌，四面是书架，书桌左边是一台机械式的外文打字机。我想难到那些科幻小说，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都是在这里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的吗！？记得离开童先生家的时候，童先生说，以后每次来都要见个面，吃顿便饭。确实，每次去成都都是去住川大，有时候，童先生很忙，就委托他的学生请吃饭。直到 90 年底，我最后一次去成都办理我自己赴美留学的签证，我还是去住四川大学，还是童先生的学生请我吃的饭。那时，童先生已经去了美国。
90 年底，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人类学系念书，从昆明国际会议上认识的美国学者，也是童先生的好友邱兹惠大姐那里得知童先生宾州匹兹堡家中的电话。我就打电话给童先生，希望能有机会在美国会面。
92 年，我去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看标本，与宾州只是一州之隔，我电话童先生。他说如果有机会来匹兹堡，他会安排带我参观匹兹堡大学，请我吃饭。
后来我到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就读，每逢圣诞春节，给童先生去电话问候，总想着隔那么近，总有机会见面的。
1997 年 1 月，我举家从印第安纳州搬到加州，春节前给童先生去电话问候，只听他说“最近身体不大好”。不幸 4 月就传来童先生过世的噩耗。来美国那么多年，就没有机会在美国与童先生见上一面，吃一顿便饭。真是遗憾！我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见童先生，大概是在 1989 年初的春城昆明，他那次去昆明，住云南民族学院，我和李昆声先生一起去拜访他。
童恩正先生不仅是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科幻小说家，他还是东南亚与华南史前考古学比较研究的先驱者。虽然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早期的人类学者林惠祥教授，凌纯声教授就已注意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1928年 林惠祥先生 结业于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于 1929年和1935年，冒着生命危险，去台湾调查高山族和圆山新石器。1941年发现马来亚洞穴旧石器，又曾在东南亚和印度进行考古、民族调查。 并撰写了有关 台湾新石器、福建古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古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论文，如：《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 《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论》、《南洋人种总编》等 。 凌纯声先生 也发表了一些文字，如 ： 《 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 》 << 新生报 >> ( 民族学研究专刊 ) 第 3 期， 1950 年；《台湾与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 1967 年）；《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1979 年）等。
但那时，因为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作系统地比较研究。童先生极力促成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国际会议的召开，也是为了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听童先生的学生说， 1986 年童先生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归来，带回来了许多有关东南亚考古的外文资料。他在综合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华南及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和铜鼓文化，毕生发表多种有关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考古，与民族文化的学术论文和文章。为后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开辟了路径，奠定了基础。我本人对这个区域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实在的也与参加这方面的国际会议，读过童先生的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童恩正先生所撰写东南亚与华南史前考古学比较研究论著：
1.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云南社会科学》第 2 期） 1981 年。
2. 《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
究》（《西南民院学报》第 3 期） 1983 年。
3. 《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1983 年 9 月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31 届亚洲及北非国际人文科学会议论文，《文物》第 9 期） 1983 年
4.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 —— 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
（《农业考古》第 2 期） 1984 年。
5. 《华南与东南亚的早期农业》（英文，与卡尔 ·L· 哈特勒合著） 1988 年。
6. 《华南与东南亚的农业起源：一个比较研究》（英文，与哈特勒合作） 1989 年
7. 《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与卡尔 ·L· 赫特勒合作，《南方民族考古》
第二辑，四川科技出版社， 1989 年）。
8. 《华南与东南亚的早期金属时代》获得为国际学者交流设立的蒋经国基金。 1993 年。
P.S.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参照童恩正年谱。
南林 于美国加州 公元 2007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