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是孔孟之道

  桃叶网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人也很讲礼。

  根据这个问题，我倒是有了一个想法。根据桃叶的说法，礼不是孔孟之道，文化不是孔孟之道，道法自然的文化和礼都不是孔孟之道，反过来孔孟之道是违反道法自然的文化和礼的，而我批判孔孟之道的核心原因就是为了这个。

   我们先借一下江上一郎的“雨后春笋”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春笋在风啊雨啊的吹吹打打下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春笋无法阻止人把它砍了下来当食物吃，无法阻止大熊猫把它当点心吃，无法阻止毛毛虫爬上去咬它，无法阻止花花草草夺取它的营养，无法阻止野火的燃烧。。。一句话，道法自然的春笋必然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批判。

   批判也是道法自然。

    那么孔孟之道呢？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1]，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对于别的文化充满了歧视，充满了道德说教，具有吞噬别的文化的倾向。所以孔孟之道已经不再是道法自然的礼也不是道法自然的文化，它变成了一种社会道德的束缚，有的人自觉地束缚自己，有的人把它用来束缚别人，这大概就是我批判的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当然有必要指出这种问题的发生发展和原因。这种行为不但有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甚至有助于儒家自身的发展。我们不希望看到再一次因为政治的原因把孔子和孟子说的话当做洪水猛兽，不希望因为孔孟之道让一切文化都受到了株连，就必须批判孔孟之道自身的缺陷。

     关键在于就是让孔孟之道在社会中有一个合适的地位，不是变成包罗一切，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道”。

     那么礼是不是孔孟之道呢？我认为礼不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历史名词，我们不能把它之前和现在存在的他国拥有的礼称为孔孟之道。

     为什么要有礼？就是为了让大家相处融洽，所以一个人相处就不需要礼，两个人相处的礼就比较简单，一群人相处的礼就必要严格，不同的气质的人相处礼就比较热闹，这是道法自然的礼。但是孔孟之道的礼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非常僵化的，傲慢的礼，必然会引起文化的冲突。

     为什么呢？我们再从桃叶的例子说起。美国人也很讲礼，但是我们能不能对美国人说这个礼是孔孟创造的呢？不能。 如果你非得强调孔孟之道，你有可能被解释成歧视。所以我相信你们明白，你们把礼解释成孔孟之道只会对中国人说。事实上对中国人也必须小心，因为很多少数民族同胞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说法。（我没有仔细统计过台湾老乡要求台独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个文化原因，这个孔孟之道必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呢？对于自己祖宗的崇拜是道法自然的文化，如果非得把他们原有的礼和文化说成是孔孟之道，他们当然会觉得受到了歧视。

    中国人有句俗话“入乡随俗”， 这是文化，也是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礼，关键在于我们进入他乡的时候希望获得别人的友谊，要想获得别人的友谊就必须接受别人的文化风俗。即使是国家的元首，除非他带去了他的军队，否则就必须尊重别国的礼，否则他可能受到冷遇，甚至引起仇恨。如果进入别的文化还非得强调“孔孟之道”的礼，就很有可能碰壁，所以礼不是孔孟之道。

     同样，我们在网上相处，最好的就是大家舒适，如果你非得用孔孟之道的某种礼节来强加在别人身上，就会产生矛盾和不愉快。 这恰恰是违背了孔子总结的“克己复礼”。

    所以，礼不是孔孟之道，强调礼就是“孔孟之道”必然就会产生争论，矛盾，仇恨和冲突。

[两只黄鹂]

ZT一篇文章

作者：文成 2005-7-5

何谓儒学？孔孟之道是也。而儒学之祸，莫大于孔孟之道。两宋之前，所谓孔孟之道，闻所未闻。汉武大帝独尊儒术，表章诗书六经，决非后世的所谓孔孟之道，即使是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在唐初亦未能进入经书之列，更遑论《孟子》。　在儒士和官方的视野里，儒学乃“周孔正道”“孔颜之道”，在贞观之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为颜渊，一为左丘明。值得注意的是，左丘明作《左传》，仍“杀伐之徒”，何以配享先师？及至宋初，国子监承唐制，仍祭孔颜。　

　　孔孟之道的要害不在孔子，而在孟子，孔子乃　一“常量”，孟子乃一“变量”－－－－－而且是一极大的“变量”。　

　　在太史公笔下，孔子进世家而非列传，乃　是“高山仰止”的“至圣”，太史公眼里，孔子最大的功绩在于传“六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大史公目光如炬，从最广泛的文化传承角度给孔子定位，这远非后世腐儒画地为牢，拘于仁义而死于章句，秉持纲常而泥足深陷可比。　

　　当儒学传承至孔孟之道时，孔子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羽化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但在“去圣未远”的汉代，在《汉书。艺文志》中，在记述兵家典籍时，孔子在兵学传承上有着浓重的一笔。“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明代狂禅派代表人物管东溟说：“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明儒学案》）《春秋》“所说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但是从这里着眼”。（《经典常谈》朱自清P36）　

　　清朝最为卓越的思想家之一的颜元提倡周孔正学，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并认为孔子通晓军旅，并非被后人误解的一介书生（《孔子与战争》P48）（注释）　

　　其实真实的孔子恐怕我们已难于全面了解，因为“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化妆”（《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鲁迅）而在今人眼中的孔子，则无疑是在孔孟之道巨大阴霾下的孔子，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在《礼记。檀弓上》上就有一则《有子之言似夫子》，那还是孔子亲传的七十二贤人之间的传话，颇类似于击鼓传花游戏中把鸡毛传成令箭。如果以宗教的角度审视，教主说什么固然很重要，但经典是死的，谁掌握解释权和选择权（注释）则更为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至宋，孟子兴，才是儒学三千年传承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从儒学传承史上看，孟子兴，乃一极大“变量”。孟子兴而国运乖，孟子兴，儒学执于一端，失去了弹性，始元气大丧，虽名为孔孟之道，实则是见孟不见孔，儒学发生结构性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大变化，“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孔子殁，儒家八分，秦以后，传荀、孟二脉，在两宋之前，儒学的结构是，第一，孔子以前的原始儒家的六经，第二，孔子的著述，第三，荀子与孟子，而实际上荀子地位比孟子更为重要，至宋，程朱理学独大，子思，孟子一派单传，乃至恶性膨胀，孟子程朱一系完全掌控了儒学的主导权和解释权，六经地位下降（例如元朝时的考试便仅限于四书），荀子成了比“外道”更可怕的异端，而此时的孔子亦只是孟系的孔子。　

　　儒学的这一变化有什么意义吗？他的意义之大也许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事情，也是今天的事情。学物理得先学经典物理，才可能“超越”它，理解现代物理，也没听说那一位天才没学初等数学直接学高等数的。搞清思想史上的流变，先盘盘点，摸清家底，才能创造，才能超越。　

　　伏尔泰在考察世界各民族历史时曾说“我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精神史”伏尔泰是研究世界历史时第一个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提到首要地位的大师，这种看法似乎在致力于“一般思想史”的葛兆光先生那得到了回应。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科林伍德（R。G。cllingwood）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并引述科氏的话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　

　　孟子的崛起，确切的说程朱理学的独大究意意味着什么　？冯友兰先生称孟子一脉有“神秘主义”倾向，李振纲先生称之为“绝对伦理主义”，而韩东育先生在《迟来而未晚》概括的更为精确，朱子学有“政教合一的特质”“朱子学不单是政教合一的理论，它是无所不包的宇宙论，它是终极合理主义”并引述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总结，在朱子学里是“自然法则对道德法则的无条件服从”（注释），“朱子学中的宇宙论乃至存在论－－－－充其量不过是其人性论的‘反射’而已”。（注释）　神秘主义也好，绝对伦理主义也好，终极合理主义也好，说到底是“过分强调人性发挥的孟子一路”，而“显然不切实用”（葛兆光）。人们熟悉的说法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结果就是“兵魄消尽国魄空”，儒学被格义成孟学，孟学又被格义成朱子学，朱子学又被格义得只剩下三纲五常（iyto注释）（其实连《孟子》也不得善终，朱元璋就极度恐惧孟子的“诛一夫”的思想，在钦定的《孟子》里，孟子的民本思想就不见了）。　

　　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的“道”，亦被定格为“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劝学篇。变法》）在理学家的视野里，“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劝学篇。明纲》）　

　　儒学的第二次危机是魏晋时代玄学对儒学的排斥，晚明儒学的第三次危机，实为理学内特别是部泰州学派（狂禅派）的造反运动，是更具有关键地位的颠覆行为。　

　　魏晋之际，玄风大盛，士大夫耿于三玄，对儒学是排斥，而非篡改，泰州学派的造反实质上是理学内部的绝望的人士的一次自焚，他们不仅质疑理学甚至质疑孔子，那个“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最重要的著作名为《焚书》，颇具象征意义。但是他仅仅是自焚，孔孟之道仍然坚如磐石－－－－因为首先是朱元璋这样的专制者需要它，蒙元、满清这样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更需要它。　

　　在儒学的传承上，儒学从受到佛学的冲击到三教合流，以至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六章》都在事实上加强了孟子一脉，从而消弱以至于消灭了儒学内部敌人荀子一脉　，理解儒学的传承与演变，荀子的被放逐是一条重要也是清晰的线索。　

　　冯友兰认为董仲舒是今文学派的理想主义的孟系传人，与之对立的是古文学派现实主义的荀子一系，即著名的今文、古文之争。但董仲舒还仅仅只是后世理学的“远亲”，还不可与理学同日而语。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仅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属原始儒学范畴。何谓孔子之术？从结果看从汉直到宋初，是周孔正教，是孔颜之道，而决非理学的孔孟之道。宋神宗元丰年间，孟子地位还次于孔子爱徒颜回，神宗元丰十年，在地方上的文庙以孟子配颜子、曾子、子思，合称“四配”，抿弃荀子于孔门之列（《略述先秦诸子学自汉代至清初的发展　（下）》区志坚《文史知识》97.5 P86）元文宗至顺二年圣旨加封孟子为亚圣公。从此，周孔正教，孔颜之道正式改轨为孔孟之道。　

　　韩愈的《原道》首倡孟子为道统所在，对儒学是一场革命（或反革命）。因为它不仅革了荀子的命，也在事实上革了六经的命。因为从汉至唐，六经在儒家经典结构上处于最上层，具有最高权威，但经过孟系的韩愈、程朱的（反）革命，到元朝，考试的内容则仅限于四书了。六经所承载的原始儒家经典，是三代的王官学，汉武帝“表章六经，　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中国史学名著》钱穆P26）六经非一人一时所做，可以看成是长时段内“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所承载的信息是极为丰富，也是多元多向的。应该是庄子所说“道术为天下裂”之前的“古人之大体”《（庄子。天下》），正因为六经的多元趋向，因此它是有张力，有弹性的，从而防止了极端而保有活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孔子虽为“至圣”“先师”，但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在唐初仍然不是“经”书。孔子最大的功绩在于删述六经，传“古人之大体”，这种观念在宋代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南宋初年，王十朋在状元殿试卷仍认为“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中国历代殿试卷》P101）而程朱之学，恰恰是“平民学”的一家之言，取代了原始儒学多元弹性，走上了执纲常为大义的极端之路。其穿凿忘说，强词夺理实为学人所不齿（注释）从六经到理学是思想上的大置换，更是思想资源上极大损失，它的危害，也许远甚于始皇帝焚书之害。（注释）　

　　从韩愈发端的尊孟运动，同时也是批荀运动。孟系可以与佛道从对抗到合流，对荀子一脉则由窃窃私语到定为叛徒，荀子成了比敌人更可怕的内奸。在韩愈那里，确立了孟子的正统地位，把独尊儒述演变为独尊孟术，同时批判荀子“大醇而小疵”（《原道》）（注释），语气还是颇为客气的，经过程朱的颠覆，孟子得到蒙元政权的正式封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黜霸功而行王道”，则是下达了正式的对荀子的逐客令，革出教门，演变到张之洞那里，荀子则罪莫大焉了，不再如韩愈那样窃窃私语，而是掷地有声，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藉之祸。（《劝学篇。宗经》）　

　　张之洞可谓为孟子报了非十二子的一剑之仇。因为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几乎对孟子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和嘲讽，是儒学的罪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注释）　

　　儒学由言性善法先王倡仁的孟子和言性恶法后王倡礼的荀子双雄并立，演变为孟系的坤道一统江山，恐怕是当年的汉武帝，包括董仲舒独尊儒术时所不能预见的。汉武帝是如何理解儒学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汉武帝的儒学里，充斥着浓烈的霸气。“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竟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帝朕平城之优，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史记。匈奴列传》），从这段话里，可以窥见到至少在武帝眼里，不仅文以载道，武亦载道，尤不失原始儒家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的雄风。　

　　与荀系相比，孟系是儒学的坤道，所谓孔孟之道，在相当意义上讲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可以说是“三坤合流”，“三坤合一”或是“三坤一统”，三坤合一原因重多，孟系的性学、心学在思想基点上与佛道内在亲和力是不容忽视的，既如法家所指责的儒家的迂腐、空谈。所谓三坤合一，就彻底地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方面”，（《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七章》）而儒家的“实践方面”，则是是荀学的特色。荀子倡礼是有客观标准的，即“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美之”（《王制》），强调“仁眇天下，义眇天下”目的还是“威眇天下”，荀子认为用王道称王很好，比称王更值得追求的是义利兼顾的称霸，既不能称王，又不能称霸，那就只能等待灭亡，是死路一条（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王霸》）　荀子的“欲王则王、欲霸则霸”的思想在汉唐盛世则变成现实，汉击匈奴，保卫了华夏文明，匈奴远遁，跑到了欧洲去捣乱，被恐惧的称之为“阿提拉旋风”，直接、间接摧毁了罗马帝国。唐太宗倡儒学，对内行王道，轻徭薄赋，一年只处绝了29名犯人，但这王道是靠霸道来保卫的，“败突厥于阴山，遂浮颉利”，（《新民说。论尚武》）传之九边，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可汗的可汗，皇帝的皇帝。　

　　没有汉唐盛事，就没有华夏文明，华夏文明的两个顶峰与孔孟之道没有一丁点关系，倒是荀子的印迹非常的鲜明。“从战国到秦汉时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转化与定型中，荀子的　意义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第一，荀子是“传经大师”（注释），在儒家文献的传承上，“　荀子处于枢轴地位”，第二，在不失人文理想的同时，荀子的思想“十分实用”，第三，荀子的思想十分开放，毫无孟系的神秘主义倾向（《中国思想史卷一》）。在汉独尊儒术后，最重大的变化是由荀、孟并列到唐中叶以后发韧的灭荀尊孟的剧变，三教合流，独尊儒术在哲学上“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两宋的风雨飘摇，宋以降三朝有二朝是异族入主中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把目光投射到近代“中国近代在面临国破家亡这一最实际的关头，改革家所选择的思想武器却是最不实际的教门－－－－孔教，哪怕该教已与程朱理学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日本以中国文化打败了中国，你可能会立即表示反对，可当你得知日本江户时代曾有一个成功的脱儒入法运动，而且还得知是它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奠定了明治维新的本土基础，你的反对则应该恐怕会迟疑很多。”（《迟来而未晚》）　

　　事实上，中国也有“脱儒入法”运动，不过力量太小，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狂禅派的核心人物李卓　吾，乃至晚明重臣张居正都烦透了程朱的天理人欲之辨。李卓吾说：“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并悲呼“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矣”（《晚明思想史论》P65）。　张居正则以的贵今主义态度“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直追荀子，他断然主张法后王，指斥那班高谈唐虞三代者为“荀卿所谓俗儒者”，张居正严词指责“俗儒”“后世学术不明，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答福建巡府耿楚谈王霸之辨》转引自《晚明思想史论》P79）清初的颜元作《孟子》实是“刨了孟学的老根”，而汪中研究并校勘了《荀子》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朱一新则认为“兵法为学问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内之事”（《无邪堂答问卷》卷四转引自《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P342）朱一新这一思想也同样是渊源于清初学者的经世精神，而到了乾嘉时的包世臣，则将孟荀并列。在《与扬季子论文书》中“一尊荀子，将其亚圣孟子并列，这本是乾嘉朴学家独特见解，自秦汉以来，荀学不为世人所重。清初荀学开始复兴，这可以傅山所著《荀子评注》与《荀子校改》并提出‘《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作为标志。乾嘉时汪中则进一步推崇荀子为孔子学说的真传，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功于诸经……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述学。内篇。荀卿子通论》），这对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儒学所遵奉的由尧、舜、汤、武、周公传至孔、孟的神圣“道统”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P374）　

　　但是，这孔孟之道的“道统”的惯性力量太大，以至可以吞没一切异端，事实上早在韩愈写《原道》的同时，另一巨儒柳宗元则作了《封建论》，则完全运用了是荀子的思想，二文的写作时代，写作背景者是完全相同的，都是针对安史之乱有感而发。虽在《唐书。宗室传赞》中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但沉寂了一千余年，至四十年代，才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重视，当代学者钱伯城认为“《封建论》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王国必读的第一篇文章”，但真正使《封建论》扬名的是毛泽东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反文王”。　

　　毛泽东是真正吃透了所谓孔孟之道那一套的伟人，但他仍然不得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吃力的反对所谓孔孟之道的“道统”。笔者无意、也无力评价七十年代的那场“儒、法之争”。毛泽东是一个文化上的探索者，更是一个以武载道的实践者，毛泽东时代的朝鲜战争和抗美援越，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关于这一点，许多军史专家都认为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可以是一个文明的助产士，朝鲜战争也许只有汉击匈奴、唐灭突厥可与之相比。关于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对于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命运的意义，西方人多有阐述，“马拉松一战使希腊人对于自身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这个命运支持了3个世纪，在这个时期中，西方文明才萌生了，所以马拉松会战可以算是‘欧洲诞生的第一声啼哭’。至于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会战，富勒则认为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两次会战更伟大的了，　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大柱，负起了支撑整修西方文明的责任。为此他把这三次会战看成是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如果会战失败，古希腊文明很可能像历史上其他无足轻重的诸多文明那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不能大发光彩。正是这三次会战的胜利为古代希腊文明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希腊民族被征服了，但已结出累累硕果的希腊文化却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本身。在此意义上，富勒认为三次会战肩负着支撑西方文明的重任并非夸大其辞。”（《战争的文化透视－－－－读富勒的＜西方军事史记＞札记》倪乐雄P6、P9）富勒对于马拉松会战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汉击匈奴、唐灭突厥和朝鲜战争。毛泽东的军事胜利从根本上洗刷了一百多年来的耻辱－－－－因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基本依靠力量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如果目前中国的“新法家”运动已经在敲门，那相对于统治浸淫国人思想8个世纪的“孔孟之道”来讲，是一场“复古”运动，不过正如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复古一样，今天的“复古”，我们不仅仅要请回被“孔孟之道”放逐的荀子和先秦诸子，更应重视鲁迅先生所言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　

　　所谓取今，重要内容之一是向西方学习；所谓复古，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我们向西方、西方文化的学习、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法制，更要学习西方的霸术。　

　　科学“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与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重要主题”。　

　　而科学恰恰是孟系儒学所痛恨的，东汉的郑玄在《礼记。王制》的注释中说：“作淫声，奇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并把先秦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公输般（即传说中的鲁班）列为首诛对象，就因为鲁班运用奇技作了奇器，历代王朝都崇尚义和利，道和器的区别，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义和道的被奉为君子，言利和器的被斥为小人，这就把知识和知识产品分成尊卑贵贱，提倡坐而论道，轻视技术和经营，此种价值取向主导中国数千年。”（《世纪先声长鸣不息》刘志琴　“。而到了儒学传至孔孟之道的理学阶级，荀子的重要”善假于物“的思想被完成抛弃，对”奇技淫巧“的仇视变本加厉，这也许对解释”李约瑟难题“或有一点启发，（注释）在理学的统治下，不要说缜密的科学理论，即使是中国长期领先世界实用技术甚至都不能流传。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当时的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开花弹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3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　

　　孔孟之道不仅仅是科学的敌人，也是人性和民主的敌人，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大概还要争论几千年，但是孔孟之道武断的认定人的本性是”善“，则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物质暴力之上的精神暴力即双重的暴力，孟系的”性善论必然带着一种强迫的推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孔孟》黄仁宇　P47）孟系把孔子多侧面多角度（也可以说含混不清）表述的仁格义为性善，又被理学家格义成天理，在学理层面就不仅仅是偷换概念，而是偷天换日的改变了”教义“，在政治层面，则是赤裸裸的精神暴力，如果说做为思想家的孟子说”人本性是善的这话时，他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注释），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他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恶，性善者伪“”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中国要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法制的国家，孔孟之道的性善论必须要得以修正。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民主、法制，比之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民主，法制要坚实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