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张东荪，男，1886年生，知名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8年1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 )
张东荪在1968年1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1973年6月，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5年以后家人才知道他在哪里。探监后见他已疯，乱喊乱叫。后来监外就医，入精神病院，逐渐治愈，平反，恢复工作，1988年病逝。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的职员。张宗炳被逮捕，刘拙如也因此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那里的人被逮捕和长期关押，不需要经过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经过法院。
1968年把一大批人关进“秦城”监狱，被关者以及家属无从表示任何抗议。事实上，如果他们被交给红卫兵“斗争”，情况可能更坏：红卫兵可以乱打他们，打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不过，他们也更本没有在关“秦城”监狱和交给红卫兵“斗争”之间作选择的自由。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关普通人的监狱非常拥挤，而且强迫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在“秦城”，则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不能和家人通信。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
文革开始，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46岁。
1968年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儿子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1969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31楼服安眠药自杀。当时50多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
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都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不同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生物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1959年他提出了“黏虫迁飞系统”，解决了中国黏虫等病虫的来源问题。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在北大生物系，还有两名教员和陈同度在同一年自杀。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毛泽东为什么要杀害张东荪？因为张东荪反对中共一边倒向苏联的卖国行为。毛泽东为什么要杀害张东荪 ？因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铁杆奴才，是地地道道的二狗子、死心塌地的二毛子、主动邀功的二鬼子。毛泽东杀害反苏人士，不是应付性的，而是发自内心仇恨。
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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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目录 [隐藏]
1 家世
2 生平
3 思想
4 评价
5 主要著作
6 诗歌作品
7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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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张东荪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张裴曾任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及泰州知州。父张上龢，曾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兄张尔田，近代著名学者、词人，曾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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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问题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南京政府解散后，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走第三种路线，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时企图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关系。
1918年，与梁启超共同领导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尝试成为第一大党，但被段祺瑞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所败。从此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入思想界。
1917年起，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创办该报副刊《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新思潮三大副刊。
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并任主编。1920年3月，与梁启超成立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
1920年，与人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自任大学部主任，后因经费问题辞职。
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
1924年，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
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
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32年，与张君劢组织成立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并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
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张东荪被捕，被关押半年之久，但并未屈服，曾自杀四次。后被判缓刑保释出狱。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
1946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秘书长。
1948年底，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仍担任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教授。
1951年被指控向美国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革中于1968年1月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直至病逝。
其长子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同时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次子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69年于中关村宿舍自杀。三子张宗颖1966年与妻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两个孙子张鹤慈、张佑慈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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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早年好佛学，研读佛经，由此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
在日本时，接触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开始转变。
五四前后，一方面反对旧思想，提倡“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方面宣传改良社会主义，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影响有限。
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支持玄学派，反对科学的人生观。
1929年的论文集《新哲学论丛》中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尝试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人。
1931年12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提出了“认识的多元主义”。
他对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的介绍，曾引起较大反响。19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推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
1930年代，他曾发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1940年代末《观察》杂志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中，他提出“社会的计划性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存”的主张。
1949年之后，他不再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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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 )
张东荪在1968年1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1973年6月，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5年以后家人才知道他在哪里。探监后见他已疯，乱喊乱叫。后来监外就医，入精神病院，逐渐治愈，平反，恢复工作，1988年病逝。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的职员。张宗炳被逮捕，刘拙如也因此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那里的人被逮捕和长期关押，不需要经过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经过法院。
1968年把一大批人关进“秦城”监狱，被关者以及家属无从表示任何抗议。事实上，如果他们被交给红卫兵“斗争”，情况可能更坏：红卫兵可以乱打他们，打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不过，他们也更本没有在关“秦城”监狱和交给红卫兵“斗争”之间作选择的自由。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关普通人的监狱非常拥挤，而且强迫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在“秦城”，则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不能和家人通信。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
文革开始，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46岁。
1968年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儿子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1969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31楼服安眠药自杀。当时50多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
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都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不同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生物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1959年他提出了“黏虫迁飞系统”，解决了中国黏虫等病虫的来源问题。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在北大生物系，还有两名教员和陈同度在同一年自杀。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毛泽东为什么要杀害张东荪？因为张东荪反对中共一边倒向苏联的卖国行为。毛泽东为什么要杀害张东荪 ？因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铁杆奴才，是地地道道的二狗子、死心塌地的二毛子、主动邀功的二鬼子。毛泽东杀害反苏人士，不是应付性的，而是发自内心仇恨。
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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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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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世
2 生平
3 思想
4 评价
5 主要著作
6 诗歌作品
7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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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张东荪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张裴曾任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及泰州知州。父张上龢，曾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兄张尔田，近代著名学者、词人，曾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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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问题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南京政府解散后，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走第三种路线，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时企图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关系。
1918年，与梁启超共同领导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尝试成为第一大党，但被段祺瑞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所败。从此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入思想界。
1917年起，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创办该报副刊《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新思潮三大副刊。
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并任主编。1920年3月，与梁启超成立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
1920年，与人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自任大学部主任，后因经费问题辞职。
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
1924年，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
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
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32年，与张君劢组织成立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并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
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张东荪被捕，被关押半年之久，但并未屈服，曾自杀四次。后被判缓刑保释出狱。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
1946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秘书长。
1948年底，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仍担任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教授。
1951年被指控向美国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革中于1968年1月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直至病逝。
其长子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同时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次子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69年于中关村宿舍自杀。三子张宗颖1966年与妻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两个孙子张鹤慈、张佑慈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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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早年好佛学，研读佛经，由此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
在日本时，接触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开始转变。
五四前后，一方面反对旧思想，提倡“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方面宣传改良社会主义，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影响有限。
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支持玄学派，反对科学的人生观。
1929年的论文集《新哲学论丛》中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尝试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人。
1931年12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提出了“认识的多元主义”。
他对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的介绍，曾引起较大反响。19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推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
1930年代，他曾发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1940年代末《观察》杂志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中，他提出“社会的计划性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存”的主张。
1949年之后，他不再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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