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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8 06:10:20) 下一个

汉嘉女1 2022-07-18 05:18 发表于四川

以下文章来源于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作者徐敏
 
子女们决定:不挪!

© 徐敏|文

 

 

傅雷

 

傅雷

 

1947年傅雷曾发表文章痛斥苏军在东北的暴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却批判傅雷,说傅雷反苏,立场不对。傅雷反问周建人,这和立场有什么关系,事实就是如此。你说不对,可以拿出证据,不要用立场压人。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这样一个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19584月,傅雷给上海作协、翻译界提了自己的意见,联想到傅雷曾经批评苏联在东北的暴行,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

 

周而复和柯灵曾暗示傅雷认个错,做一个深度的检讨,“右派”帽子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但傅雷却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时候都可贵。后来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谢组织,傅雷说:给我戴帽子本来就是不对的。

 

十年动乱,傅雷和妻子双双自缢。负责傅雷寓所这一片的一位户籍警后来回忆说,他负责的户口段是从愚园路1032弄到江苏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户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户,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

 

傅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没有在人前人后出卖过任何一位朋友,也没有写过任何一篇违背良知的检讨和发言。然而,他却被两个平素关系最好的朋友给出卖了。
 

郭小川

郭小川

 

有人总结郭小川的为人:仁慈。“当年因为郭小川,中国作协少打了30%的右派。”不要说这么多,哪怕是少打一个,那也是功德!何况30%,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1957年,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的郭小川,在确定右派名单时,认为《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可以不划,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

 

诗人艾青被划为右派后,郭小川找到当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希望给予照顾。王震说:艾青是有才能的,给他盖几间房子,让他好好在下面锻炼几年。艾青在农垦部下属的农场里,是一直受到优待的。

 

《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组长蒋寿山,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吕梁山区劳改。他的妻子顾绛,是《光明日报》记者,原本是安排一起下放的,郭小川主动给山西省作协主席马烽写信请托,才没让顾绛跟丈夫一同下放改造。郭小川去世后,夫妇俩在1980年得到平反,才听说是郭小川当年给了他们庇护。

 

1957年郭小川奉命为“丁陈反党集团”执笔写调查结论,发现其中掺杂着文艺界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三十年代左翼时期的人际恩怨,和其他复杂的政治因素。

 

为此,他写出的结论第一稿,认为1955年的斗争搞得过火,组织应当向丁玲、陈企霞赔礼道歉。周扬等人看到结论后,对郭小川进行了严厉批评,郭小川被迫重新改写。四易其稿之后,郭小川仍然否定“反党集团”的提法。这后来成了他被批判的罪状。1962年,他放弃级别,申请离开中国作协,到《人民日报》当了一名记者。

 

1973年,郭小川以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为题材,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江青见报后大怒:“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笨鸟先飞》的续篇被叫停,体委奉命搜集郭小川的材料,准备批判。第二年8月,郭小川受到组织审查。审查持续了一年多,信件被人拆看,不许随便与人交谈,不许外出,上厕所都派人跟着。

 

他又一次做检查,写检讨。这些检讨,后来被子女们编成了一本书:《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全书近三十万字。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子女们有过踌躇,最终达成一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

 

诗人郭小川逝世后,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按照他的生前级别归属八路军,被安排到第八室。几年前,来了一个通知:因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可以视同红军资历,往前挪到第六室。子女们决定,不挪。
 

温济泽

温济泽

 

温济泽是19781月平反的第一个右派。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主管的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当年延安整风,就曾经有过教训。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王实味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受到批判斗争。温济泽被临时调到院党委搞整风,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希望他认识错误,做个检查,不要与大家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诬陷我是托派,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汇报说:“王实味的问题,是思想问题,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最终,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个罪名:托派、特务、反党分子。1943年王实味被逮捕,1947年被处决。

 

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温济泽就忘不了王实味的哭泣声。所以,当听到院党委要他按比例大抓右派分子时,温济泽忍不住脱口而出说,自己决不能硬打。所以,温济泽主管的对外广播部门,最后划定的右派数量,未能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

 

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结果却没能保护好自己。一年后,在中宣部一位领导的坚持下,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的“反右补课”中,被划成了右派,并同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集团。

 

胡乔木听说了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在晚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问廖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右派了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两人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情况。

 

中宣部的答复是:这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并报到了书记处,没法改了……。

 

温济泽划为右派后,家里的电话就被撤掉了,与朋友联络,就只能靠步行或坐公交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上架的书都被新华书店撤下,送回造纸厂化为纸浆。发表文章的权利也同时受到剥夺。

 

1967年,夺权风暴过后,已经调到广播学院的温济泽受到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车上遇见胡乔木,正欲起身招呼,却发现胡乔木在用眼神暗示他不要说话。到了一个站口,胡乔木下车,温济泽才发现胡乔木的身后跟着个尾巴。

 

10年后,文革结束。胡乔木通过熟人跟温济泽打电话,告诉温济泽自己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问温济泽愿不愿意去他那儿工作。温济泽当即表示愿意。

 

不久,通过组织协调,胡乔木将温济泽调到社科院,担任新成立的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秘书小于已经给他布置好了一间办公室,温济泽坐到局长沙发上时,不免有点如在梦中的感觉。

 

资料来源:
冯翔《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人生》
《傅雷痛斥苏军东北暴行被说立场不对,文革中不出卖朋友拒绝检讨》
李慎之《悼念温济泽》
戴煌《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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