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十八年过去，我们不再年轻，但是我们注定要频频回首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那段真空的日子。
作为一个离广场领导集团距离甚远的普通学生，我记得胡耀邦去世的那天，我们在春游，在一个皇帝的陵园。日子本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过着，胡耀邦去世了，只是广播里的一则消息。
后来的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里洗脚，准备睡觉，隔壁宿舍的一个同学来邀我们去广场。已经10点多了，想了想，还是去了，因为很多人都去。我们步行去广场，一路说着话，有些兴奋。我当时看着周围同样年轻的人群，想：这么年轻，多好的恋爱季节啊。
胡耀邦追悼会的那天，我们宿舍一个重病住院的同学从医院里回来，虚弱地漂浮在厚重的衣服被子当中。她也很想去广场，身体却不听话，我们和她一起留在宿舍，听有关下跪请愿的消息。记得她起身披着衣服走到楼梯拐角处的窗前，饥渴地观望外面的世界，像一个渴望自由的囚徒。窗外来来往往学生的喧嚣带走了她的心。我们嘻嘻哈哈地安慰着她。
四月二十七号的游行，我没有去，因为很早以前我就跟一个长辈朋友约好，那天去他们的机房做作业，那时候微机还比较紧俏，那个机会也算难得。那天上机的过程中，我出来休息了一两次，看见庞大的队伍走过，似乎与我无关。
罢课开始后，同学们在宿舍的走廊里相见，也会约着去广场。具体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正好那段时间有个老同学从外地来北京出差，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去机场送行。转了好几趟公共汽车才去了机场，回来的时候，走了一半儿，没有公共汽车了。那时候脑子里还没有打的的概念，一伙人在公共汽车站死等，有消息传来说与游行有关，城里的公汽都停了。然后大家决定拦车吧。
那段日子，拦车也算是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也不记得一共拦过多少次车，只知道那天从机场回来是第一次。我让司机把车停在我的自行车停放出，下车的时候，内心一片平和。那种和司机之间天然的感情，不同于朋友、亲人、同学、同事之间的感情，那是一种短暂的，类似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感情，一种不需要表达、交流、沟通的感情，一种沉淀了许久的默契。
再后来，听说有人要绝食了。这种勇敢有些超出我的理解，但是心里还是对他们充满了敬佩。楼下前去绝食的学生在做最后的宣传，我胡乱翻开箱子，拿出当时自已拥有的唯一一件洋货，别人从美国带回去的一件大衣，匆匆跑下楼。准备绝食的研究生们坐在一辆小面包车里，正要离去，我把大衣塞给车里的一个人，有些迷惑地望着他们。
几天后，隔壁班上的一个同学，气愤地说，他妹妹跑去闹绝食，傻得不透气，家里已经有一个老爹躺在医院里胃切除，不能吃饭了，她还添乱。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还是去了广场，路过绝食学生的营地时，心里全是叹息。但是看见营地附近有人举着一个随便找来的纸盒子当钱箱募捐，又忍不住掏出一两块钱。
又一天，一个南方女孩儿来找我，说我们去广场帮忙吧。我们便去了。那天下起了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开始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护车的警笛此起彼伏，呼啸而过并把那尖利的声音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大脑中。那天正是我的生理周期，站在广场中间的雨里当维持秩序的人链，让我想起来下过乡的姨妈说，下乡的时候碰上生理周期也还是要站在冰冷的河水里架桥梁。我心里并不委屈，反而觉得有点儿豪迈，只是我们手中相传的不是沉重的沙袋，而是面包和饮料，很轻。
傍晚，我们俩决定回学校，已经有点儿累得站不住了。拦到的汽车把我们送到校门口。我们想到从校门口到宿舍的那段路还很漫长，就有些娇气往上升。看到两个男生骑车从身边过，便相视一笑，同时果断地上前请两位同学带我们一段儿。那次拦自行车似乎是那段日子拦车求载的终结篇。
下一个大游行持续了两天，我们都去了。满街的横幅标语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记忆最深的是身边一幅“东高地小偷罢偷一天”。这个横幅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我唯一的解释是，我们都活累了，我们都想从自己生活的框架中退出来一阵子。
然后有一个晚上，我选择留在广场。凌晨，气温降到了一天的低谷，黎明前的黑暗还没有来临，我已经困得开是发愣。我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的营地帐篷里。帐篷里有学校食堂送来的两大水桶鸡汤，冒着热气。我木然地呼吸着鸡汤的飘香，象是在品味迷魂汤。然后有人说，赵紫阳来了，在那边。又有人说，很多人往那边去，但是有人维持秩序，并不是谁想去就能去。
我并不想去，我有些懵。这些天来，反腐败的口号，和口号背后的传说，不都是矛头指向赵紫阳的儿子吗？即便他的几个儿子不是唯一的太子党，不是唯一的官倒，不也是最大的几个目标之一吗？他是来向大家承认错误的吗？他是来解释官倒和太子党的吗？我心里希望是。
我不想去，并不是大家都不想去。很多人还是兴奋了起来，要去见赵紫阳。或许是去对话，或许是去被接见，就像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一样。这很令人不解，为什么这种接见让孩子们兴奋、激动，这和二十多天来的初衷相去如此之远。寻求平等的路实际上到处是沟壑和落差。一旦一块踏板把两个高度衔接起来的时候，这块踏板就成了新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让孩子们忘记了初衷，进入一种意外和惊奇的状态。
那是唯一的一个晚上，我在广场守夜。纯属巧合。我知道的全部，就是反腐败。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我们手里除了这个口号，剩下的是一片苍白。而腐败本身，代表了太多与我们的生活状况截然相反的诱惑，十多年后，人们用腐败这个词相互致以诚挚的问候，成了一种堕落的民俗。我们当时哪里知道，腐败集团的代表只需一声沙哑的开口，就可以将我们击垮。反腐败只是我们的借口，一个遮挡所有骚动不安，掩蔽我们虚弱无知的一个借口，一个称职的借口，一个可以变成圈套，让我们遗忘的借口。
接下来，有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的时候，我在广场附近的人群里。记得那天自己把自行车靠在新华门正对面的灰色墙上，然后漫无目的地乱走，高音喇叭发出强硬的声音。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去广场，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刻意安排，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广场，没有再回去过。
接下来的日子有些无聊，几个同学说，反正不上课，我们出去旅游吧，去北戴河怎么样？我欣然加入。北戴河宁静地等候着稀少的游人。那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恨不得白天黑夜都守在海边。海的魅力，在于它的声音。
我们碰到另一群从北京出来旅游的学生，与我们一伙女生人数相等的男生。很快我们变成了一伙人。我们没有谈论广场和北京。我们去海边游泳，用红蓝两色的气垫在沙滩上摆置各种造型。好心的男孩子们向我们传授数学课的机密和技巧。我们去看日出，在太阳喷薄的瞬间，男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照相的时机，把那个瞬间让给了我们，每个女孩儿都得到一张手捧日出的照片。我们去小饭店吃大碗汤面，我们愧疚地在饭后拿出自己的学生证，告诉男孩子们，我们并不是自诩的本科一年记的新生，我们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男孩子们心里定是充满了失望的，但是他们都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比较狡诈的一位，用充满稚气的老练笑着说，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火车把我们从北戴河带回到北京，北京站嘈杂的站台上，我们与男孩子们握手道别。一个男孩子痴呆地看着我们当中最漂亮的那位姑娘，不肯离去。我们有些不忍心，居然一个玩笑也不敢开，默默地等待他说最后的几句话。还好，他的伙伴提出大家6月1 号儿童节的那天去广场相见。男孩子才从令人窒息的难过中退了出来。公共汽车随意地在街上选择可以走的路，无所谓自己该走的线路。我们似乎从广场边上划过，隐隐约约看到那座自由女神像习作。
然后我们就开始堵军车了。一个晚上在校门口碰到同班的一个男生，便搭伴儿随着人群去堵军车。我们像军人一样急走，随着人流穿过一个又一个是路口，毫不犹豫地往前。中间或许有掉队的危险，或许有被黑暗笼罩的恐惧，在一个路口，人们开始奔跑的时候，男生自然而然地拉起了我的手，一起追赶队伍。我们拉着手跑了很久，谁也没有解释是为什么，甚至没有互相看一眼。天亮后，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十三陵的某一陵。我们开始感到尴尬，为那段拉着手的奔跑。我们绕着陵墓走，说着充满离奇暗示的话，这些暗示，或许只有自己明白，只有自己听得懂，或许连自己都不明白，都听不懂，却又不得不说。
又一个晚上来临的时候，经历了一天一夜的堵军车拉练活动的我们，疲惫地回到学校。最后的那段路是那样漫长，我们无法开口解释这二十四小时的历程。我们无法判断，那是不是一个短暂爱情。
等到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时候，疲惫和尴尬都离我而去，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里。我应该去京郊的一位世交的熟人那里拜访一下，这段乱哄哄的日子打断了我偶尔拜访的频率。家中的祖父祖母希望我常常去他们的老友那里走动。我去吃了晚饭。那是一个军队的大院儿，平时进出也要填个表，打个电话进去核实。那天，是家里的主人亲自来接我进去的，大院儿里已经停了好多载满军人的军用卡车。卡车静静地停在院墙儿下，远离人行道。老人没有很夸张地教育我，只是嘱咐了一些注意安全的话。出来的时候，仍然是老人送我，这是前前后后的几年里唯一一次。我远远听到军官对士兵说话，很平和地让士兵好好抓紧时间休息，后一句话是：过几天一旦执行任务，就没时间休息了。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军官的话，回到学校继续在宿舍里打打闹闹。偶尔有人提出去广场，大家似乎也没有兴趣。直到那天，我出城去办事儿。下午，回城的公共汽车都停了，我被堵在了城外。那天是六月三号。
后来，同学们说，幸好你出城了，那天晚上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学生听到不停广播的警告后，都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广场，甚至那些从未去过广场的学生也去了，我要是在学校，一定不会留在宿舍里的。
那段真空的日子已经让所有的禁锢都松弛下来了，任何的警告，劝说都失去了效力。那段日子，我们无所担忧、无所畏惧。我们在做大家都做的事情，我们活在生活之外。那个结束真空的真实恐怖，让我们失语多年，无法回忆。
当我们再次有勇气拾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正迈向他们自己的青春期。我们或许会说，他们不再像我们那代人那么有理想，那么青春辉煌。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辉煌的。回首青春的时候，让我们遗憾的是那段辉煌并没有沉淀出足以留给孩子们的理性的思想。
作为一个离广场领导集团距离甚远的普通学生，我记得胡耀邦去世的那天，我们在春游，在一个皇帝的陵园。日子本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过着，胡耀邦去世了，只是广播里的一则消息。
后来的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里洗脚，准备睡觉，隔壁宿舍的一个同学来邀我们去广场。已经10点多了，想了想，还是去了，因为很多人都去。我们步行去广场，一路说着话，有些兴奋。我当时看着周围同样年轻的人群，想：这么年轻，多好的恋爱季节啊。
胡耀邦追悼会的那天，我们宿舍一个重病住院的同学从医院里回来，虚弱地漂浮在厚重的衣服被子当中。她也很想去广场，身体却不听话，我们和她一起留在宿舍，听有关下跪请愿的消息。记得她起身披着衣服走到楼梯拐角处的窗前，饥渴地观望外面的世界，像一个渴望自由的囚徒。窗外来来往往学生的喧嚣带走了她的心。我们嘻嘻哈哈地安慰着她。
四月二十七号的游行，我没有去，因为很早以前我就跟一个长辈朋友约好，那天去他们的机房做作业，那时候微机还比较紧俏，那个机会也算难得。那天上机的过程中，我出来休息了一两次，看见庞大的队伍走过，似乎与我无关。
罢课开始后，同学们在宿舍的走廊里相见，也会约着去广场。具体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正好那段时间有个老同学从外地来北京出差，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去机场送行。转了好几趟公共汽车才去了机场，回来的时候，走了一半儿，没有公共汽车了。那时候脑子里还没有打的的概念，一伙人在公共汽车站死等，有消息传来说与游行有关，城里的公汽都停了。然后大家决定拦车吧。
那段日子，拦车也算是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也不记得一共拦过多少次车，只知道那天从机场回来是第一次。我让司机把车停在我的自行车停放出，下车的时候，内心一片平和。那种和司机之间天然的感情，不同于朋友、亲人、同学、同事之间的感情，那是一种短暂的，类似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感情，一种不需要表达、交流、沟通的感情，一种沉淀了许久的默契。
再后来，听说有人要绝食了。这种勇敢有些超出我的理解，但是心里还是对他们充满了敬佩。楼下前去绝食的学生在做最后的宣传，我胡乱翻开箱子，拿出当时自已拥有的唯一一件洋货，别人从美国带回去的一件大衣，匆匆跑下楼。准备绝食的研究生们坐在一辆小面包车里，正要离去，我把大衣塞给车里的一个人，有些迷惑地望着他们。
几天后，隔壁班上的一个同学，气愤地说，他妹妹跑去闹绝食，傻得不透气，家里已经有一个老爹躺在医院里胃切除，不能吃饭了，她还添乱。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还是去了广场，路过绝食学生的营地时，心里全是叹息。但是看见营地附近有人举着一个随便找来的纸盒子当钱箱募捐，又忍不住掏出一两块钱。
又一天，一个南方女孩儿来找我，说我们去广场帮忙吧。我们便去了。那天下起了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开始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护车的警笛此起彼伏，呼啸而过并把那尖利的声音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大脑中。那天正是我的生理周期，站在广场中间的雨里当维持秩序的人链，让我想起来下过乡的姨妈说，下乡的时候碰上生理周期也还是要站在冰冷的河水里架桥梁。我心里并不委屈，反而觉得有点儿豪迈，只是我们手中相传的不是沉重的沙袋，而是面包和饮料，很轻。
傍晚，我们俩决定回学校，已经有点儿累得站不住了。拦到的汽车把我们送到校门口。我们想到从校门口到宿舍的那段路还很漫长，就有些娇气往上升。看到两个男生骑车从身边过，便相视一笑，同时果断地上前请两位同学带我们一段儿。那次拦自行车似乎是那段日子拦车求载的终结篇。
下一个大游行持续了两天，我们都去了。满街的横幅标语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记忆最深的是身边一幅“东高地小偷罢偷一天”。这个横幅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我唯一的解释是，我们都活累了，我们都想从自己生活的框架中退出来一阵子。
然后有一个晚上，我选择留在广场。凌晨，气温降到了一天的低谷，黎明前的黑暗还没有来临，我已经困得开是发愣。我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的营地帐篷里。帐篷里有学校食堂送来的两大水桶鸡汤，冒着热气。我木然地呼吸着鸡汤的飘香，象是在品味迷魂汤。然后有人说，赵紫阳来了，在那边。又有人说，很多人往那边去，但是有人维持秩序，并不是谁想去就能去。
我并不想去，我有些懵。这些天来，反腐败的口号，和口号背后的传说，不都是矛头指向赵紫阳的儿子吗？即便他的几个儿子不是唯一的太子党，不是唯一的官倒，不也是最大的几个目标之一吗？他是来向大家承认错误的吗？他是来解释官倒和太子党的吗？我心里希望是。
我不想去，并不是大家都不想去。很多人还是兴奋了起来，要去见赵紫阳。或许是去对话，或许是去被接见，就像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一样。这很令人不解，为什么这种接见让孩子们兴奋、激动，这和二十多天来的初衷相去如此之远。寻求平等的路实际上到处是沟壑和落差。一旦一块踏板把两个高度衔接起来的时候，这块踏板就成了新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让孩子们忘记了初衷，进入一种意外和惊奇的状态。
那是唯一的一个晚上，我在广场守夜。纯属巧合。我知道的全部，就是反腐败。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我们手里除了这个口号，剩下的是一片苍白。而腐败本身，代表了太多与我们的生活状况截然相反的诱惑，十多年后，人们用腐败这个词相互致以诚挚的问候，成了一种堕落的民俗。我们当时哪里知道，腐败集团的代表只需一声沙哑的开口，就可以将我们击垮。反腐败只是我们的借口，一个遮挡所有骚动不安，掩蔽我们虚弱无知的一个借口，一个称职的借口，一个可以变成圈套，让我们遗忘的借口。
接下来，有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的时候，我在广场附近的人群里。记得那天自己把自行车靠在新华门正对面的灰色墙上，然后漫无目的地乱走，高音喇叭发出强硬的声音。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去广场，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刻意安排，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广场，没有再回去过。
接下来的日子有些无聊，几个同学说，反正不上课，我们出去旅游吧，去北戴河怎么样？我欣然加入。北戴河宁静地等候着稀少的游人。那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恨不得白天黑夜都守在海边。海的魅力，在于它的声音。
我们碰到另一群从北京出来旅游的学生，与我们一伙女生人数相等的男生。很快我们变成了一伙人。我们没有谈论广场和北京。我们去海边游泳，用红蓝两色的气垫在沙滩上摆置各种造型。好心的男孩子们向我们传授数学课的机密和技巧。我们去看日出，在太阳喷薄的瞬间，男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照相的时机，把那个瞬间让给了我们，每个女孩儿都得到一张手捧日出的照片。我们去小饭店吃大碗汤面，我们愧疚地在饭后拿出自己的学生证，告诉男孩子们，我们并不是自诩的本科一年记的新生，我们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男孩子们心里定是充满了失望的，但是他们都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比较狡诈的一位，用充满稚气的老练笑着说，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火车把我们从北戴河带回到北京，北京站嘈杂的站台上，我们与男孩子们握手道别。一个男孩子痴呆地看着我们当中最漂亮的那位姑娘，不肯离去。我们有些不忍心，居然一个玩笑也不敢开，默默地等待他说最后的几句话。还好，他的伙伴提出大家6月1 号儿童节的那天去广场相见。男孩子才从令人窒息的难过中退了出来。公共汽车随意地在街上选择可以走的路，无所谓自己该走的线路。我们似乎从广场边上划过，隐隐约约看到那座自由女神像习作。
然后我们就开始堵军车了。一个晚上在校门口碰到同班的一个男生，便搭伴儿随着人群去堵军车。我们像军人一样急走，随着人流穿过一个又一个是路口，毫不犹豫地往前。中间或许有掉队的危险，或许有被黑暗笼罩的恐惧，在一个路口，人们开始奔跑的时候，男生自然而然地拉起了我的手，一起追赶队伍。我们拉着手跑了很久，谁也没有解释是为什么，甚至没有互相看一眼。天亮后，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十三陵的某一陵。我们开始感到尴尬，为那段拉着手的奔跑。我们绕着陵墓走，说着充满离奇暗示的话，这些暗示，或许只有自己明白，只有自己听得懂，或许连自己都不明白，都听不懂，却又不得不说。
又一个晚上来临的时候，经历了一天一夜的堵军车拉练活动的我们，疲惫地回到学校。最后的那段路是那样漫长，我们无法开口解释这二十四小时的历程。我们无法判断，那是不是一个短暂爱情。
等到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时候，疲惫和尴尬都离我而去，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里。我应该去京郊的一位世交的熟人那里拜访一下，这段乱哄哄的日子打断了我偶尔拜访的频率。家中的祖父祖母希望我常常去他们的老友那里走动。我去吃了晚饭。那是一个军队的大院儿，平时进出也要填个表，打个电话进去核实。那天，是家里的主人亲自来接我进去的，大院儿里已经停了好多载满军人的军用卡车。卡车静静地停在院墙儿下，远离人行道。老人没有很夸张地教育我，只是嘱咐了一些注意安全的话。出来的时候，仍然是老人送我，这是前前后后的几年里唯一一次。我远远听到军官对士兵说话，很平和地让士兵好好抓紧时间休息，后一句话是：过几天一旦执行任务，就没时间休息了。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军官的话，回到学校继续在宿舍里打打闹闹。偶尔有人提出去广场，大家似乎也没有兴趣。直到那天，我出城去办事儿。下午，回城的公共汽车都停了，我被堵在了城外。那天是六月三号。
后来，同学们说，幸好你出城了，那天晚上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学生听到不停广播的警告后，都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广场，甚至那些从未去过广场的学生也去了，我要是在学校，一定不会留在宿舍里的。
那段真空的日子已经让所有的禁锢都松弛下来了，任何的警告，劝说都失去了效力。那段日子，我们无所担忧、无所畏惧。我们在做大家都做的事情，我们活在生活之外。那个结束真空的真实恐怖，让我们失语多年，无法回忆。
当我们再次有勇气拾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正迈向他们自己的青春期。我们或许会说，他们不再像我们那代人那么有理想，那么青春辉煌。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辉煌的。回首青春的时候，让我们遗憾的是那段辉煌并没有沉淀出足以留给孩子们的理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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