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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丁隆炎百人访谈录9

(2008-04-30 10:15:29) 下一个

八、战神篇

  1979年之后,中越边境之战主要是炮战,我军在前线的主要斩获靠炮火,主要的战果是炮兵取得的,“7.12”大捷主要是炮兵的大捷。这是各兵种一致公认的。

  但反映这场战争的新闻和文学,很难把炮兵摆上“主角”的位置,炮兵们说:这也难怪,我们的生活单调些,难得出“戏”。从以下几位炮兵指战员的叙述看,情况并非如此,当然,要写出他们战地生活的全貌,对于我这个外行人还是很困难的。

 现代打仗就得靠现代化---易登灿(炮师师长)

  南疆这一仗,对我军最大的收获是练了兵,可以说我们是从这一仗开始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用炮上的进步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打得好!

  1979年我们军队算是在危难紧急时刻完成了党和人民的任务,经受了考验,说明这个军队雄风犹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还在,但包袱很重,主要的包袱是“革命化打败机械化”“精神战胜一切”那一套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加上指挥知识、经验不够,用了炮,但效果不理想!

  罗家坪之战,我们开始注意用炮了,但无论进攻防御,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靠炮火的观念不明确,事先步炮协同演练不充分。作为步兵的攻坚战是很成功的,但代价本可以小得多。

  扣林山之战,在侦察、步炮协同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打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充分吸取了前几仗经验。首先是庞大的侦察队查明了敌情、俘来了战俘,对敌排以上据点都基本掌握了,当然上级情报部门也通报了许多情况;在这个基础上集中了相当可观的炮兵部队又进行了充分的演练,各连对射击目标有分工,又有协同方案。所以在大规模炮击老山一线敌据点的第一天,我们就给它的重要据点和设施扣上了火“帽子”!我师八连在几分钟内以96发炮弹全歼敌一个炮营,这个营最后只剩了一辆车一门炮还能动,其余都成了一堆废铁,还引爆了它一个地下弹药库。那冲天的烟火,撼地的炸声,像一颗原子弹开爆似的。这是炮战史上的一次奇迹。我八连这次获“神炮连”称号,但观察到这个敌炮营的隐蔽位置是二连前观的功劳。没叫二连打是它的发射位置不如八连有利。二连有意见,说:“你上头一个命令,把我的‘神炮连’送给了人家。”我说:“皆大欢喜就行了,没称号功劳还是在的嘛!”

  向老山总攻前的炮火急袭共确定XX个目标。十多公里的正面上,敌人阵地全红了,火光里有飞起的人影,有石头木块,也有整扇的房盖房墙。我们七分钟拿下松毛岭,不到两小时攻占敌人扬言至少固守半年的老山各主峰,靠步兵了不起的勇敢,但成功的、准确及时的炮火支援不能不说也起了很需要作用。话说回来,有些据点与暗堡火力炮火可以压制,可以震撼,但完全摧毁是不易的!所以我认为,要建立这样一种观念,攻防战多用炮、少用兵,在炮火能解决问题的场合先用炮、后用兵。当然,也不能说炮兵可以决定一切,取代一切,更不能否定步兵最后解决胜负的这个基本规律,后来有的部队有点“绝对化”了,盲目炮击,消耗太大,我是有看法的。

  战场上,你打,敌人也打,这也是常识,不能把我方也受到敌人炮击,受到损失说成我方炮火压制不力,个别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也不足为怪,我也受到过这方面的指责。有的同志从不懂用炮到要求炮兵万能,说明还是不懂……

  “7.12”大战,我认为是我军炮战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各兵种合成作战的一次完美的“合奏”。敌人制订了大规模反扑战略方案,从河内等地调上来了王牌部队,我们事先得知了,只不知他什么时候来,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所有炮兵睡在炮位上,炮弹准备得足足的,指挥员全都枕戈待旦……这是那次胜利的先决条件。

  到7.12凌晨五时,前沿报告,XX地域有了动静,我们师的几个主要领导三分钟分析完情况,九分钟后全线开火,集中覆盖了三个地域。立刻得到前沿阵地和观察所报告:“敌人跑了,快堵尾!”“敌人上来了,快拦截!”敌主要进攻方向盘龙江河谷被我两头堵死,反复轰击,真是尸横遍野,火光下的河水血红血红!

  几小时后,各炮阵地都告急了,炮弹快没了!有的阵地只剩下了六发炮弹。前昆明军区张司令员在麻栗坡,虽很近,他不来我们指挥所,说:“我不能干扰你们的指挥。”我给他打电话:“司令员,我们已打了XX万炮弹,现在炮弹快完了,可又正在火候上,不能停呀!”张司令员说:“放开手打,我已经给你们运去了三个XX万发,够不够?”我差点没喊出“祝你万寿无疆!”后来我才知道,有五个地州的汽车出去正向我们阵地运送炮弹,当天,其它车辆不许通行!后面,军委派了飞机给前指弹库补充库存!

  7.12大胜之后,两天我们前沿阵地臭了起来,前沿部队都喊恶心,什么也吃不下,指导员们发出了“为胜利而吃饭”的号召,无济于事。飞机从北方运来了除臭剂,不管用。又开展了一个掩埋敌尸的比赛活动,但只能在靠近我阵地几十米内活动,光这地段也埋不完。于是我们向越军发射了“通告”:

越军二军区指挥部:

  我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你们到我军阵地前沿将死亡越军官兵的尸体运回,以告慰他们的亲属。

  你方来运尸的人员,每次不得超过五十人,要在白天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打着“红十字”旗帜来,不携带武器。只要按此办理,我军决不开枪开炮,确保你方人员的生命安全。

  特此通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指挥所   

                
  1984年7月16日 我在炮前观见到的越南兵---杨仕春(炮兵营长)

  1984年对老山之敌开始炮击是4月2日,我是二连长,按规定炮兵连长都在炮阵地前某个高处负责前观,也就是指挥你的炮打哪里,纠正射击偏差。

  炮击前,我看到越南兵打排球、出操、吃饭、解手。我们炮一打,他们吱吱哇哇乱叫乱跑。

  很快,越军炮火反击,炮弹飞过我们头顶,落在我们正在修路的民工群中。

  我们看不到它的发射点,因它隐蔽在一个大山后面,但我听到了发射声,又看到炮弹在落点的爆炸力,分析出可能是哪种炮,再根据弹道飞行路线和时间,估计了它的发射点。当时我并无把握,只是把这个分析和估计报告了炮指。不一会,我们的炮火对那里实施了压制射击。我听到了那里轰隆隆炸开了,烧开了,几天后才知道我们打光了敌一个榴炮营,报销了它一个大弹药库。

  炮兵观、通、炮、驾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功劳是哪一个人的。 

 我在前观几个月,换了几个观察点,都不是人待的地方,因为只有敌人认为哪里没法待人,那里才是我们相对安全之处。有个地方山崖像把刀,刀尖上有个能立下一个观察镜的石包,我们看准了,但敌人也注意它哩,刚上去,敌人炮弹呼呼地揍过来了!

  在另一处,我刚进行观察,身边扑地一声,我从崖下跳下,滚进先挖好的一条壕沟。弹片没伤着我,但气浪把我震麻了。事后医生从我身上挑出了89颗大小石子。

  我们在一个步兵留下的暗堡里住了好久。暗堡是石头水泥板垒的,还结实,但怎么也睡不下七八个人,侧身睡,三四个人已经挪动不了啦。于是我们把不够一人高的暗堡分成两层。怎么分?集中被包绳结成网状,几头拴牢,搭上树条子。睡下了,但里面臭烘烘的。这样的“笼子”关七八只鸡也嫌窄呀,何况是七八个长期不换衣、不洗脚的人?

  蹲监狱也比这好!

  有年春节我回安徽探亲,火车上很挤,过道上都堆满包袱坐满了人,人人抱怨人太多,出门难。我也坐过道,觉得“幸福”极了!经受了在老山的苦,再没有什么苦吃不下的!

  吃的不要说了。没有水,煮面条只能放下刚好把面条打湿的水,煮出的不是面条,也不是糊糊,是锅巴块块。

  越南兵也很能吃苦。炮击前,我们只离它一百多米的地方观察。观察镜里,我们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汗珠。他们上很陡的山不歇气,跑得很快,都是光脚丫。我还看见他们分饭吃。一人一碗,没有多的,碗里只有大米饭,没有菜。也不知他们怎吃得下,而且还有那么大腿劲。要知道这是在炮击之前,而不是战中,我们可是在米饭管饱,还得讲究个伙食调剂呐。

  7.12那天,我也看见越南人一股劲向前冲。好多兵在我们火网下倒下了,后面的人就回头,但不是往回跑,而是跪下朝后面叩几个头,大概是告别故土亲人吧?然后又抱着枪往前冲!负伤倒下了,只要没死,还是一瘸一拐往前来。

  我也看到他们冲上来的人和我们战士拼搏。明知不行了,还大喊大叫,我真没见过他们有举手投降的,我们抓到的都是被我们按倒的、抱住的……  说实在话,我很佩服,也很同情越军士兵的吃苦精神,也感到:一个民族只有顽强的精神不够,还得有个好的制度,人民能掌握自己命运,有充分民主权利……不然,这种吃苦精神只能是成为它受苦受难的枷锁!  我也看到几个越南伤兵一步一步往回爬,在我们观察镜里我看得很清楚,有的伤很重,有的抓了树叶、草往嘴里塞,我可以随时呼唤我们的炮只用一两发小炮就能打倒他们,但我没有这样做,相反,我暗暗地祈愿他们的人能来救他,使他们安全返回……但是没有人来。几个伤员谁都没爬回去,最后一个死在第三天,他爬回到一道河桥边,再也爬不动了……

 炮兵的苦累---刘少荣(炮兵副连长)

  打仗前营里派人来叫我开会,原来是布置第二天就出发。我回排一宣布:立刻清装,一律不许往家写信,也不许打电报、寄钱……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了,但没有语言,只是眼睛发神。过后又都写了决心书。我看得出,决心书不等于真实思想。有的人一夜之间变了相,偷偷哭的不是一两个。但这又不能说他们怕死,不愿打仗。如像以后战场上表现很出色的新兵夏文荣,这晚上就哭过。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能根据他哭过就断言人家害怕,就是害怕也不等于他在关键时不勇敢。

  说内心话,那晚上我的想法也很多,我是成都人,1980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只差几分。我们班是快班,考上了28个。我吃亏就在有几道题我觉得太容易,想放到最后作,交卷时搞忘了……在新兵连,干部都说我文化底子好,一致推荐我当卫生员。卫生队长来领我时,正赶上一个老乡塞给我一个烟头,叫我尝尝味,我刚接过来往嘴巴上含,卫生队长进了门,一挥手:不要!这口烟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我好后悔!现在我不后悔了!战争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这是真话。

  出发前的一天,我和战士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了好酒好菜好烟,一面吃喝一面唱歌,朗诵诗:“生当为人灯,死亦作鬼雄”……我讲,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都是战争打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现和铸造都靠战争……我就这么作思想工作。

  开进时,我遇到成都人从未见过的大雾与狂风暴雨。许多地段上,六吨半重的大炮是我们排用力气推过去的。一个炮掩体加弹药所、坑道、防炮洞几百方土,一个班9个人一夜完成,靠的是一人一把锹。这么大的劳动量是任何人都难相信的。

  我们累到什么程度!新战士夏文荣上前线前体重126斤,炮战三月后,骨瘦如柴,我估计至多还有90斤。肉到哪去了?他是装填手,炮战激烈时他每分钟装7―8发。每发炮弹80斤,几乎与他的体重相等。最后,他的手推不动炮弹入膛了,只能用胸部顶,整个胸部顶烂了。从炮膛退下来的药筒本应用送弹棍挑开,为了抢时间,他用两手抱起甩,药筒滚烫,他把自己衣服、被褥都撕了,打上一盆水,用湿布包上两手甩药筒。每一次都听得“吱啦”一声,湿布干了,还冒烟。他的两手烧烂了,吃饭时握不住筷子,只能像孩子一样握勺往嘴时拨。吃了又吐,因为他的嘴上沾满了黄油,那是取药包时由于药包上的布带易断,且他的手指不能张合,只能用嘴咬住药包角往外拖,药包上沾着密封盖上的黄油,黄油很腥,糊得他满嘴满脸都是,使他不断地恶心呕吐,吃下去的不如他吐出的多。

  不是不照顾他,而是一门炮少了哪一个人炮弹也打不出去。

  7.12那天,夏文荣正抱着一发炮弹入膛,敌炮打来,将他仰面击倒了。他那双被烧得焦黑的双手依然紧紧抱着那发炮弹,他的脸上依然糊满了黄油,还有两块大燎泡,一条烫伤的口子。

  夏文荣是云南昭通人,牺牲时只有18岁。

  在那种紧张艰苦的环境里,我们连每个人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体力消耗也到极限,而不是只有夏文荣一个人如此。连长杨仕春战后脱了上衣照了张照片,头部像个骷髅,胸部肋条一根一根的,叫人看了害怕。他现在恢复了。据他说他爱人看到那张照片时问:“这是谁?”他说:“这是一张医用的人体骨骼图。”

  我们撤回营房,都赶急往家发报,接着我就收到几封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我连忙向上级请假赶回去,一推开门,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谁也没认出我是谁,只有病床上的母亲叫出了我的名字,全家人都哭了。我现在至少有120斤,回家时只有86斤。我原来有个女朋友,见了我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很委婉地说:“我在大学功课紧张,再没心思考虑别的,希望我们以后兄妹相称。”我说:“既是这样,我就再不打搅了”。

  没有多少文章写炮兵,可能都认为炮兵生活太平常。任何一个没到过激战中炮阵地的人,想象不出炮兵的苦和累。

 可供选择的炮阵地生活镜头---座谈会记录

  陈副团长:

  写打仗的电影、电视炮兵的镜头很少,至多就是一个字“放”!有个电视据说有炮兵镜头,我们赵团长好高兴,大早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一放,他气吹了……他一直在说,要找一些人把我们阵地生活凑一凑,编个电视剧,我们自己演,他演自己,演团长。可惜,他今天不在家。难得有作家来,我们就来凑凑镜头,供作家选择参考。大家谈时要真,不要艺术加工,那是作家的事……

  石朝强(副连长):

  我说一个镜头。为了安全隐蔽接敌、突然开火,根据最后一段开进路狭窄弯曲泥泞,我们把炮体放在车子上,炮管朝前,固定好,伪装好,趁黑夜大雾弥漫时闭灯缓缓前行。每边车踏板上站一个人,打着蒙布的手电筒用微光照着路边……大炮不直接拉到阵地,先在山梁背后隐蔽好,等把阵地挖好了,到炮击前夕才推炮入阵地,人手不够,动员全村的青壮年来帮忙,结果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我们给大家说好,不许出声,不许有亮,谁暴露了要追究责任。老天不帮忙,头晚上下过大雨,这晚上还是淅淅沥沥。推炮要先上坡,再下坎,梁子上是包谷地,几步地就陷进去了,又拴上绳,手抬、肩顶,往前推挪,包谷地踩成了大泥潭,可它还是往下陷。老百姓真好,铺板、门板、新旧木板都扛来了,朝炮轮下塞了一块又一块,再抠出来往前垫。大家都成了泥包蛋,分不清军民,也分不清男女老少。从晚七时推到午夜三时,炮就位了……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向敌全线炮击……

  陈副团长:

  头天晚上,前面两个观察所报告,敌清水河方向有拖拉机声,次晨,两个观察所又报告,我阵地前方出现敌一个大土包。赵团长判断:是坦克!命令四连打出一发,四营报偏左,团炮群报偏右,两家互相指责:“扯球蛋!”团长说:“你们别吵,再仔细观察。”四连又打了一发,“土包”上伪装网烧起来了,果然是一辆坦克,接连又是三发,把它击毁了。四营这才发现,他们发现的是另一辆,立即开火将它打掉了。这时,又有两个“土包”轰隆隆动起来了,步兵团的炮火又打中了一辆,一辆逃脱。过后几家争吵不休,都说是自己打的。易副师长说:“都是我们师打的,争什么?”直到现在,三辆坦克还摆在原地,地雷多,没法把它拉回来。

  姜桂武(炮团政治处主任):

  赵团长指挥“鬼”点子多。有一天,九连刚撤出阵地,敌炮火急袭过来,把工事翻了个面,联络中断。赵团长急得直跳:“完了,我的九连完了!”炮袭过后,九连报告:“无一伤亡!”团长高兴了:“你们别动!还在老地方待着!”九连不放心,问团长说:“团长,敌人可是发现了这个地方呵!”赵团长还是那个话:“待着,别动!”以后多少天,不论炮战多激烈,他就是不给九连任务,让它沉默。敌人也真不往那儿打炮。到关键时刻,九连突然开火,给哪个目标哪个目标完蛋!打出了一个“老山英雄炮连”。

  陈副团长:

  老赵和步兵团长张又侠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他们对地形熟。敌人进攻步兵二连阵地,已经突破前沿到了主阵地下100公尺处。

  ---老赵,快打呀!

  ---太近了,不能打!

  ---你打,我叫第一道堑壕隐蔽,第二堑壕给你看着。

  老赵当时穿短背心,只裤腰上捌个烟盒纸,方位、坐标全在纸片上,直接给炮连下达口令,炮火正好覆盖在二连阵前敌人头上!打完了,二连大喊:“炮兵万岁!”老赵在额上刮下一溜溜的汗水:“妈哟,好悬剑

   7.12打敌人大反扑,上级指示了射击区域,但炮火该集中砸在哪一点上呢?赵团长问张又侠:“假若你是敌人,你在哪?”“在这!”“好,我就打这!”结果正打在敌人进攻隐蔽地!  炮火一响,老赵就打开他的录音匣子,录炮声,碰巧还能录上敌人的喊叫声。

  赵团长叫赵寇斌,30多岁,河北人,大个,方脸盘,叫他演电视电影,还真能行。

  李勇(炮连指导员):

  敌人炮击,战士王天民钻进了猫耳洞,又一发炮弹把他的棚棚---弹药箱上头盖牛毛毡的歇凉地(猫耳洞闷热,那里多多少少要凉快些)---炸飞了,他要出去,我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啦!”他哭着喊:“我箱子里还有50块钱!”那天很险,敌炮削下了半边山崖,我们连留在洞外的东西荡然无存。王天民50元钱只找到两块拇指大的碎片,一排长一块表剩下一块铁皮,二排长一床毛毯成了一堆黑绒,好多人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短裤,我们都认为那天完了,幸好,敌人轰了一阵,就没后劲了。它越南不行,炮弹不够,不像我们看准了一个地方就干净彻底收拾它。听说越南兵有首歌:“越南炮一响,中国炮成王!”

  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功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胸前擦净,点燃一颗烟,一字一字品味,每次读,心里都怦怦地跳。

  老山作战期间,我的孩子出生,因为爱人日夜牵挂我,也是吃睡不宁,孩子早产。我又多了两倍的思念。

  因为思念,我在猫耳洞蹲不住。总想找个什么地方走动一下,或转移到另一处,说来很巧,至少有两次我都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烦燥离开猫耳洞而逃脱了挨炮,说不定是脱离了死亡。

  仅这次次作战我在前线足足呆了一年。

  由于我自己对亲人思念之深,我也能理解战士们这种情感。一个新战士常常哭泣,班长批评他:“尿泡”。我说:思念是人们最高尚的感情,他思念但他战斗表现一点不含糊就是两个高尚,如果他战斗表示突出就是三个高尚。这个新战士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一个老战士辗转接到家里的信,未婚妻到了他家侍奉老人,他围着阵地跑了几十圈,过后激动得哭起来。别人对我说,他好像疯了。我叫他来我的猫耳洞里,说:“恭喜你,先敬你三壶盖酒!”他喝下酒,抱着我:“参谋长,你是个好大哥,你最知心知意。”后来战地搞了邮箱,能和家里通讯了。他家里给他寄来了烟,他给了我两盒,说是家里人的心意:回敬你们参谋长大哥三杯祝贺酒!

  一个战士少年白头,家里给他寄来了染发剂。他说现在没时间染发,把它寄放在我那里。不久。他牺牲了。我把染发剂放到了他的墓前。

  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XX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没时间了。”上级指挥部的电话响了,我只好把她的电话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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