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三年困难源于国家政策上的失误

难 熬 的 度 荒 年 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大地上，经历了三年的节粮度荒年月。凡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可能都记忆深刻，其原因是他们都亲自体会到吃不饱肚子，整天挨饿的滋味。回想起那个年代，至今还记忆犹新，让人们难以忘怀。

　　当时刚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农业实现大丰收，中央的媒体相继报导，某某地区亩产万斤粮，国家领导人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在一片莺歌燕舞的欢乐声中，老百姓无不感到祖国各地的形势一派大好。

　　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到1960年的7月份，中央下达了在全国城镇人口中，压缩粮食定量的决定。到9月23日，中央又下达了压缩城镇人口食用油的决定。随后又紧接着下达了多种商品凭证供应的决定。一系列的文件发下来，使广大群众确实感到形势的严峻，都有些紧迫的感觉。但是谁也摸不着头脑，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又感到疑惑与不解。

　　中央的文件发出后，天津市随即出台了各种实施细则。首先是压缩粮食定量，在工人当中分为轻重体力，市民中分为老人与小孩，至于机关干部与企业当中的管理人员，都划为一个标准，是最少的定量等级。一般男同志每月30斤，女同志为28斤。其次是核减食用油定量，每人每月发半斤，小城镇为 3两。粮食定量压缩以后，每户发一个粮食购买本，按指定的粮店按月购买粮食。

　　为了适应节粮工作的进行，市内各区分别增设粮食定量办公室，配备了相应的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的粮食定量的增减及变动情况。在那个年代，工作调动不仅要转人事关系，同时还要转粮食关系，否则就没有饭吃了。

　　当时的情况，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私人根本不准经营。　销售渠道也只有粮店一家，别无分号。如果你想买点粮食制品，那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一切粮食制品，都是要粮票的。商店的食品没有粮票，概不外卖。

　　粮食定量压缩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市场上的粮食制品与副食品供应锐减，到后来就连蔬菜也买不到了。顿时副食商场及菜市场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根本无货可卖。这时老百姓才真正的查觉到情况不妙，看来真的要挨饿了。情况果真如此，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每个人只能死啃那一点粮食定量，没有蔬菜和副食品而言，根本吃不饱。一家人为了谁多吃了一口饭，经常发生口角，也是经常的事情。为了充饥，我与爱人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郊区挖野菜，摞草籽，回到家中掺到粮食中食用。因为拾取菜地的菜帮子，曾经被农民多次驱赶，有时去了一天只好空手而归。

　　在当时的情况下，缺少金钱可以找亲戚朋友拆借。但是粮食不够吃，是无法找人借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一点定量，是无法借人的。过去有一句俗语：“宁穿三年破，不挨三天饿。”这时大家都亲身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粮食定量被压缩以后，对市场的反映非常敏感。就如同在一夜之间，　各种货物就都不见了。首先是与粮油有关的日常生活用品，出现了极度短缺。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几乎都实行了票证供应的办法。除了粮食、食用油以外，包括棉布、煤炭等，　都实行了凭本限量供应。社会上出现了吸香烟要烟票，喝白酒要酒票，甚至买一合火柴，　也要用票证购买。如果说，要离开购货本和各种票证，当时就无法生活，甚至也寸步难行。据有心的人员统计，到1961年底时，所发的票证就有上百种之多。

　　其次是在工业品方面，市场上也引起了连锁反映。商店里的商品匮乏，工业品供应不足。为了保证供应，市政府还发放了“工业品购买证”，按户发放。　过去是人流熙熙攘攘的大商场，如今是门可罗雀，顿时变得冷冷清清。尤其是到晚上七点以后，马路上人员稀少，商店也关门闭户，一片衰败景象。当时我家住在市中心的哈尔滨道，距滨江道商业步行街和劝业场是咫尺之遥。1960年冬季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我行进在滨江道上，凛冽的寒风，昏暗的灯光，只有几个行人。此时此景给人们一种凄凉之感。与当时媒体上宣传的形势一派大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节粮度荒的年月，家家户户的日子难熬，工厂企业又当怎么样呢？当然也超脱不了节粮后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影响也就更大了。凡是生产原料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单位，都开工不足。例如生产糕点的工厂，一是原料供应不足，二是生产出来又卖给谁呢？因为连饭都吃不饱，那有粮票去买糕点呢？如能吃上糕点，就等于是高等消费品了。

　　至于其他的工业企业，因为职工吃不饱肚子，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当时我在新华印刷厂工作，到1960年底，有些体质较弱的职工，腿部出现浮肿，四肢无力，身出虚汗。针对这种情况，工厂党委积极研究对策，决定由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成立节粮办公室，抽出专人进行工作。当时，我也从原工作岗位上抽出，专门做节粮工作。

　　节粮办公室，分三组进行工作。一是治疗浮肿人员，二是抓好职工食堂，三是开发粮食代用品。
　　首先，将工厂的大礼堂腾出，摆上床铺。凡是经过医务人员鉴定为浮肿者，上班后均在此处休息，中午厂方管一顿午餐。

　　其次是抓好食堂，实行增量法。也就是说用同样的粮食，多蒸出一些米饭，其实无非是多加一些水罢了，俗语讲：“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再次是开发代用品，当时中心工作就是节粮度荒，上级领导机关，经常向基层提供各种信息。大力提倡“瓜、菜、代”。如用玉米棒加工粉碎后，掺入面粉中一部分，蒸出来混合面馒头。设法多购买一些蔬菜，补充食堂的应用。

　　在分工中我负责种植蘑菇和试验“人造肉”的工作。接到任务后，马上开始筹备。在职工单身宿舍的锦荣大楼里，腾出一间房屋。用马粪、稻壳、黄土等混合成培养基，用水湿润后再行发酵。我骑自行车到杨柳青农场，购买蘑菇菌种，将菌种接入到培养基中，然后要保持室内的温度与湿度，数日后就可以生长出白色的蘑菇。

　　另外，为了生产“人造肉”，在厂内腾出一大间办公室，进行试验。“人造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倒很诱人，其实就是用职工食堂的淘米水，煮开后放凉，分别倒入大搪瓷盘中，作为培养的溶液。由食品研究所购买来的菌种，在溶液中接种。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两三天后，溶液表面上就生长出一层白色物质，取出后送往食堂，交由炊事员将其加入菜中。据说这种物质含有猪肉的营养成分。究竟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更是无人知晓。

　　这种小打小闹的试验，解决不了食堂所需。对于一个千人左右的食堂，这点点蘑菇和什么“人造肉”之类，如同杯水车薪。为了解决职工用粮所需，厂党委决定，要走出去到农村建立粮食和蔬菜生产基地。当时本厂在南郊区宋庄村，有一块几十亩的基建工地，国家经济困难无力再建，已经下马。于是就将这块土地，变成了粮食生产基地。然后就抽调人员，到郊区种地了。我们这些人，就经常到那里参加农业劳动了。

　　这样的节粮度荒的年月，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到了1962年的下半年，情况才开始好转。虽然粮食定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副食品和蔬菜供应的多了，凭票购买仍然坚持执行，人们可以多买一些了。到这时人们才从节粮度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挨了两年饿的人们，心情这才放松了一些。

　　时间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节粮度荒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因为何种原因，造成全国缺少粮食，当时都归结于三年自然灾害。1960　年“人民日报”国庆节社论，一改过去歌舞升平的调子，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说：“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我等之人，都亲自经历了那个年代，当时并没有听说发生重大灾害。至于说部分地区发生灾害，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可以说年年都是有的，并没有影响到全国范围。如果把节粮度荒都归罪于老天爷，那太有失公平了。对造成节粮度荒的原因，我们始终迷惑不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的各种资料陆续发表，使国人这才明白，造成全国缺粮的真正原因，是国家政策上的失误。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 17.6% ，1960年比1959年又降低了 18.5 % 。可以说粮食产量是逐年下降的。在这时粮食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到 1959年6月底，全国粮食储备 343亿斤，这个数字能够全国城镇人口一年所需。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 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决定出口415万吨粮食，这就造成了粮食更加短缺。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今的领导者，不再重复犯过去的错误，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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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2月16日